“它是这座城市养老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说起深圳市社会福利院，清雷科技联合创始人魏振宇这样形容。这里接收的多是失能、特困、无人照护的老人，“对全天候安全守护的需求最迫切，也最不应被技术红利落下”。

传统的养老照护，很难做到全天候、无接触地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一旦老人出现呼吸心跳骤停、跌倒等紧急情况，照护人员往往难以第一时间发现。去年9月，清雷团队走进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市养老护理院等机构调研，随后在重阳节向五家养老单位捐出数百台毫米波雷达监测设备及配套的智慧养老系统。设备放在老人床边，不用穿戴，能隔着衣被持续监测呼吸、心率与身体的运动，出现异常时即时报警，同时又不侵犯老人的隐私。

除了捐赠设备，清雷还负责对护理人员开展培训，并对设备运营和技术服务提供迭代支持，避免丢给机构一堆“看不懂的数据”，让机构真正用好这些设备。

作为深耕智慧医疗领域的企业，清雷科技的这次捐赠，是观察深圳企业公益的一个小切口——企业拿出来的除了钱和物，还有自己最拿手的核心业务能力。

在深圳，企业是慈善捐赠的绝对主力。2024年度深圳慈善捐赠榜上，446家上榜企业合计捐赠19.73亿元，约占企业与个人两类上榜主体捐赠总额的八成。不过，单是从捐赠数额上看，很难说清企业参与公益的深度。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企业是如何参与公益事业的？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携手深圳市慈善会启动《2026深圳企业公益影响力观察报告》，针对深圳企业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回收101家企业的有效样本，其中90家近三年开展过公益活动；另遴选10家企业做了案例研究。受访的90家企业中，83%在现金与物资捐赠之外至少还有一种投入形式，39%把技术、产品和服务直接投入了公益场景。

研究者将这种参与方式称为“能力型公益”，该模式在深圳企业当中已经蔚然成风，是许多企业开展公益时的共同的选择。

拿出看家本事

企业公益离不开捐赠，每个企业在开展公益时都会捐钱，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别，往往是体现在钱之外。

前述问卷调查发现，84%的受访企业做过现金和物资捐赠，捐赠依然是企业公益的起点和基础。在捐赠的基础上，企业还投入业务能力，其中包括：员工志愿服务占58%，技术、产品与服务投入占39%，公益项目自主运营占38%。

值得注意的是，61%的企业把现金捐赠排在第一位，但也有27%的企业把核心能力投入排在了首位。

洲明科技的“点亮乡村”，即是27%里面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项目缘起于一个朴素的想法：这家做LED显示与照明的深圳企业，让员工春节返乡时完成家乡照明调研，就可以领3至5盏公司生产的路灯，带回本村安装。结果是，一年之后它变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规模化公益项目。

广发银行的项目也来源于自己的业务。银行团队在走访慈善机构时发现，慈善机构每个月要为开捐赠票据投入很多人力物力。于是广发银行与深圳市慈善会共建了一个线上捐赠管理平台，把捐赠登记、公示、溯源、开票、对账搬到线上，捐一笔，开一张，即时完成。同时管理端配套批量开票功能。解决了捐赠票据的难题。

药企信立泰则是发现，创新药上市初期，一些来自乡村的患者在城市大医院里用上了药，但回到老家却买不到；此外，一些药品价格较高，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难以用药。针对这个痛点，信立泰搭建了一个覆盖全国30多个省区市的公益合作药店网络和线上处方核验系统，患者凭原就诊医院医生开具的处方提出申请，线上核验资格后，到就近网点领药，或者让药店寄送到家。据企业提供的数据，最近一年捐赠药品价值约2600万元，惠及群众16万余人。

除了技术型企业以外，在受访的30家传统制造业和服务类企业当中，也有9家把技术、产品或服务直接投入了公益场景。而尚未把核心能力用于公益事业的41家企业中，有17家的顾虑是“业务属性限制”——主营业务与民生问题关联不上。

这样的跨界突破，也正在科技公益领域发生。今年6月，在深圳市光明致远科技基金会举办的科技公益创新研讨会上，深耕新能源赛道的欣旺达，主营业务与生物医药并无直接交集，却慷慨拿出500万元捐赠，支持生物医药基础攻关和青年科研人才培育。对欣旺达而言，这一次捐赠并非业务延伸，而是跳出自身产业赛道，以企业财富回馈社会公共科研事业。这也回应了不少企业的现实困惑:即便自身主营业务和某一社会议题没有直接关联，同样可以找到参与公益的有效路径。

专家认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全面了解社会需求，从而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来投入公益。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同时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激发他们参与公益的意识和想象力。

啃最硬的骨头

问卷显示，受访企业的公益议题集中在民生领域，教育普惠（56%）与弱势群体关爱（52%）覆盖面最广。而以技术、产品和服务参与公益比例最高的，是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64%）、环保生态（50%）和医疗健康（43%）这类专业门槛更高的议题。

大米和小米是一家做孤独症儿童干预服务的深圳企业。孤独症患者的照护和社会融入是一大难题，大米和小米试图从员工招聘、大宗商品采购等方面对孤独症群体进行倾斜。2019年起，企业开始招聘孤独症谱系青年，至今已有十几位分布在前台接待、内务整理、短视频剪辑等岗位上，甚至有母子同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情形。企业也向孤独症人士就业机构与工坊进行大宗采购，比如今年中秋节前向孤独症机构定购了3600余份中秋礼品。

龙湖公益基金会啃的是另一块硬骨头：乡村学校的管理。基金会全职团队只有6人，秘书长与副秘书长是集团退休返聘的高管，分别出身于供应链招标采购与超大型项目管理，也把业务中的经验带进基金会。比如，在立项前先做需求调研，支出沿用集团的集采招标流程和数字化公益看板。在推动乡村学校改进管理时，借用的则是企业变革管理中分析利益相关方的方法：基金会遴选了一些乡村学校进入项目名单，邀请其校长率领核心团队到企业考察、学习管理方法，并根据乡村学校的管理特点开发了一套课程，给乡村学校管理层做培训。在他们看来，做公益和做企业一样，是采购问题、工程问题，也是组织管理问题。

周大福慈善基金会则聚焦唇腭裂项目。它不只是一次手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周期漫长的治疗和康复过程。基金会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合作，把整形外科、口腔科、心理科、康复科组织成一站式多科联动，陪伴患儿从0岁走到青春期。

货拉拉锚定的是应急救灾中的运力痛点，以及更漫长的灾后重建。尤其是帮受灾小商户恢复经营。去年，货拉拉公益基金会与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橙光行动”，向贵州榕江受洪涝影响的中小微商户发放运力关爱卡，每张不低于500元运费支持。让一张优惠券进入企业的定价与结算体系，牵动了产品、技术、财务、法务等多个条线，这是货拉拉内部涉及面最广的一个公益项目。

政社协同的重要性

不是所有企业对社会痛点都有天然的洞察。企业有能力，社会有需要场景，但中间还隔着一道门。企业自己去敲这个门，往往不得其所——不清楚真实需求在哪里，不知道该找谁；受助人群也未必信得过企业。

所以，就需要有一个“推门的人”。在受访的90家企业中，61%的公益项目有政府部门或街道社区参与，91%与公益慈善组织合作，54%采用“政府＋公益组织”的组合。清雷向养老机构的捐赠，由深圳市民政局与深圳市慈善会组织对接；龙湖与县教委共同遴选学校，教委还在教师培训与评优中给予政策配套；洲明的乡村照明，既承接政府委托资金，也有外部基金会参与出资。

在回答深圳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核心优势时，48%的企业选择了“政企协同”，多于“技术驱动”（43%）。企业对这种关系的描述相当具体，比如大米和小米把它概括为“不打扰”，边界清晰，该做的服务都做到。企业的诉求也很克制，“不需要政府的庇护，只需要政府的认可”。

企业也在用选址投票。龙湖公益基金会成立前，因登记效率与对创新的包容性，把基金会注册在深圳。周大福慈善基金会看重的是深圳较早打通的慈善税收落地流程。问卷中，企业认可度最高的两项制度安排是社会信用体系与政府开放试点场景，认可比例分别为93%与87%，两项都是深圳已经落地的安排。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枢纽组织承担着“翻译”与撮合的角色，替企业找到门、敲开门。深圳市慈善会在清雷的捐赠中参与主办与对接，在龙湖的“美好家园共建计划”中共同出资并引荐合作资源，又与广发银行共建了捐赠管理平台。

门推开之后，企业也有收获。在自评已产生正向影响的26家企业中，11家在公益试点后获得了政府采购或商业订单，10家的主营产品因真实场景暴露出的新需求而迭代升级，12家报告员工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组织归属感得到提升。

为什么是深圳

综合问卷与案例，报告把深圳企业公益的实践特征概括为政企协同牵引的“能力型公益”：企业以核心能力投入，面向民生领域中专业门槛较高的社会场景，经由政府开放的场景、政企协同的项目通道以及公益生态中的枢纽撮合实现转化。

研究者用一个式子表达三者的关系：社会价值转化 = 企业能力 × 议题场景 × 对接机制。三者相乘，任何一项缺位，转化都难以真正发生；任何一项增强，也会放大其余两项的作用。

这样的做法为什么在深圳集中出现？报告追溯到三重基座。其一是法治化，1997年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捐赠公益事业管理条例》，早于1999年施行的全国性《公益事业捐赠法》，此后公益慈善又被写进社会建设、社会信用与财税等既有制度，企业不必等待专门法规也能预期规则。其二是市场化，深圳民营企业达283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7%，全社会研发投入中企业贡献长期在93%以上，大量应用型技术能力就存放在企业里。其三是创新生态，“20＋8”产业集群布局引导前沿领域回应社会需求，企业把技术投向公益时，既有政策语境，也有对接对象。

创新生态还催生了公益的另一种形态：企业与企业家以自己的财富反哺科学。2022年在深圳登记成立的新基石科学基金会，以“选人不选项目”的方式长期资助基础研究；为深圳医学科学院募集社会捐赠的光明致远科技基金会，以及深圳湾实验室科技基金会、鹏城实验室科教基金会等也相继设立。在深圳，科学慈善引领了全国的潮流。

在现实挑战方面，49家正在探索能力转化的企业中，31%认为最关键的卡点是需求错配，即技术太前沿或维护成本太高，与基层真实痛点脱节，公益组织难以承接；22%认为缺少既懂技术又懂社会问题的“翻译官”。

作为慈善事业枢纽的深圳市慈善会，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今年广东省两会期间，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郭云霞以省政协委员身份建言时指出，科技创新产品从研发设计到应用推广，“普遍存在产品供给与民生服务对象多元需求脱节、公众对民生领域科技应用认知度偏低的问题”。她建议搭建民生科技供需对接平台，建立以应用需求为导向的民生科技标准体系，并在公共服务场所嵌入科技应用示范场景。

而从长远来看，深圳的企业公益依然大有可为。报告认为，深圳已经具备较为密集的基础设施：一万余家社会组织、曾连续举办十届中国慈展会、覆盖“20＋8”产业集群的行业协会体系，以及各类互联网公益平台。下一步的关键，是把这些载体转化为稳定、专业的需求识别、能力匹配与协作支持机制，把点状撮合上升为常态化机制，让这扇门常开着，不必每一次都靠某一家企业、某一个项目自己去推动。

企业也在积极行动。在把项目落地到养老院之后，清雷科技又把目光投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这家以睡眠监测技术起家的企业与深圳市人民医院合作开展了“2025年深圳市睡眠疾病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行动”，为社康机构培训睡眠障碍筛查，并在社区开展睡眠健康流调，让这个长期被严重忽视的健康问题获得关注和应对。

正如《2026深圳企业公益影响力观察报告》在结尾总结的那样，这条企业核心能力+公益的路径能否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取决于更多企业能否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用于回应社会需求。

作者：洪睿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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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