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常说，天塌下来有个儿高的顶着，身高一米九二的冯骥才似乎注定要比常人承受更多。

母亲说他从小精力过人，早上醒来眼睛还没睁开，嘴巴已经开始说话了；骥者，良马，爷爷给他取的名字里寄托着对长孙才具与耐力的期许。

在他的会客室并列着两位老友的墨宝，一幅是韩美林的四个大字“进退有度”，另一幅是莫言的左手书法，“大冯如巨树，每见必仰望。做人真性情，交友热心肠。赤脚追天马，空手擒野狼。明知山有虎，三碗敢过岗”。文人重知音，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缘分与风风雨雨，老骥的成色朋友们看得真切。

“我是一匹不停奔波、始终向前的马，只要我有精力、觉得这个事情需要做，我就做了”，即将迈入人生第7个本命年，这匹奔跑的老马也渐渐放慢了步速。但是，84岁的他依然有种少年感，大手温热，言语赤诚。

1月17日，冯骥才在天津发布了最新作品《清流》，讲述他从1942年出生到1966年在天津五大道的生活。他的一生都在书里，《清流》《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依次讲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文革”十年、新时期文学、文化遗产保护等不同阶段的历史，既是个人的心灵史、生命之河，也有时代的浪奔浪流。

“历史在我身上开始了”，他在《冰河》一书中这样写道。历史不止一次在他身上上演，他也不止一次踏入湍急的时代潮甚至勇立潮头，纵风高浪急，总不乏勇气与坚守。

迁移：从文学到文化

2025年，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落成，这是冯骥才与高等教育结缘20年结出的硕果，也是献给天大建校130周年的厚礼，更是他毕生收藏与心血的结晶。他用博物馆构建起一个独特的文化世界：既浓缩个人文学、艺术成就，也有“美的历程”“中国年画史”等主题展，中外荟萃，蔚为大观。

博物馆里有一架保存完好的清代马车，象征着冯骥才在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方面的成就。马车旁有他手书的《四驾马车百字解》：余天性嗜画，初从绘事源于人生多经磨砺，遂步入文学，复又为传统文明遭遇时代冲击站到遗产保护潮头。近花甲安身立命于大学，治学育人不知老之将至……

冯骥才的“四驾马车”之说由来已久。

在中国，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读过冯骥才的文章，《珍珠鸟》《挑山工》是语文课本上的名篇，影响力覆盖两岸三地；在文学界，他以《义和拳》初出茅庐，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和新时期文学的主将；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起一系列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从田野到书桌，开中国“非遗学”之先河；自2001年进入天津大学以来，他将教育视为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教书育人、薪火相传。

虽然以作家身份闻名于世，但文学并非冯骥才最初的理想。他从小的梦想是绘画，师从严六符、惠孝同两位研习传统水墨，也跟随吴玉如先生学习古文。步入社会，人高马大的他成为一名运动员，在天津男篮打中锋，因伤退役后转入天津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

是时代的巨浪把他拍到文学的滩头。在文学成为禁忌的年代，他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写作。他说，写作是心的出路，除了写作找不到其他方式更能倾尽自己的内心。

“文革”十年，他一次次写下无处倾诉的心声，费尽心机将稿件藏在家中的角落、墙壁甚至是自行车座下面的圆筒里。但是严酷的现实环境让他惶惶不可终日，总担心作品被发现招来杀身之祸。最后，顾及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将写下的文章强行记在脑中，然后付之一炬或冲下马桶。

1977年，时代的冰雪开始消融，也为他带来了文学的凌汛。他与李定兴合著的长篇小说《义和拳》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录用、出版，他也因此被借调到北京专事写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年里，他创作了《铺花的歧路》《啊！》等“伤痕文学”作品，天南海北的读者来信像雪花一样飞来，他常常得提着篮子去打开信箱。

废寝忘食的写作给他带来了盛名，也带来一场大病，两年后他重回到天津与家人团聚，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凭借《神鞭》《三寸金莲》等充满传奇色彩、民间韵味的作品塑造了独特的文学景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在社会主流话语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冯骥才个人的创作也遭遇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些作品甚至被漠视。“到80年代末我已经不大关心文坛了，文坛也不像80年代中前期那样纯粹了”，他决心“面对文学，背对文坛”。

1993年，他在《一个时代结束了》中写道：历史上属于文学的时代区区可数，大多数岁月文学甘于寂寞。作家们将面临的，很可能是要在一个经济时代里从事文学。

面对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目睹文化遗产遭受冲击的时代困境，冯骥才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与担当。他的兴趣点和工作重心也开始从文学向文化迁移，关切社会，介入现实。他说，“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

抢救：做行动的知识分子

2025年度慈善盛典上，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勇敢在它的底层只有一种勇气，叫作敢于让自己受牵连的勇气。”这话用在冯骥才身上恰如其分，上世纪90年代至今，他不止一次勇敢地扛起文化抢救的大旗。

1996年，冯骥才受邀为中央电视台拍摄的敦煌电视片创作文学剧本，经过一年半的浸润、打磨，他交出了22万字的解说词。虽然电视片因故搁浅，但是《人类的敦煌》一书却成为冯骥才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开山之作。

敦煌是令他震撼并有五体投地之感的文化圣地，一百年来为敦煌前赴后继的文化保护者也成为他的精神偶像：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张大千……“每一代文化人都有一种责任，即把前一代宝贵的东西传递给后人”，这成了他此后在全国文化遗产抢救的各种演讲中常说的肺腑之言。

所以，当世纪之交的1999年天津老街估衣街面临拆除时，冯骥才第一个站了出来。

“我们不能听凭历时六七百年的一条古街在野蛮无知的铁锤中粉身碎骨，荡然逝去。我们光喊不行，必须行动”，他通过媒体撰文古街保护的意义，自费召集团队为估衣街拍摄图片、影像资料，采访老街居民，并收集相关文物，以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般的精神抢救估衣街。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估衣街的去留引发全国关注，“拆”与“保”两股力量一时间相持不下。

几个月后，“估衣街地区改造性保护方案”让冯骥才吃了定心丸，他以为通过自身努力保住了古街。可是趁着他出国开会的当儿，推土机轰然进场了。回国后，站在残垣断壁上的他潸然泪下。《中国青年报》刊发的《冯骥才哭老街》整版报道如今作为历史见证存放在新落成的博物馆。

在一般人看来，已经成名成家的他在文化保护方面应该有足够的号召力。但是，当一介书生真正面对现实利益构筑起的铜墙铁壁时，才发现自己依然赤手空拳。曾有领导当面质问他：“估衣街归你们文联管吗？”

经费更是捉襟见肘。2000年，冯骥才发出《抢救民间文化呼吁书》，得到季羡林、于光远、启功等前辈学人的联名支持。2003，他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要对“大到古村落，小到香包”的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盘清家底、一网打尽，然而最终只拿到区区30万元政府资金。

他打算为一位民间老艺人录制珍贵的口头音乐资料，可是却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打报告、走流程半年过去，终于可以开工的时候老人却在一个月前去世了。老人临终前一直问女儿：“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冯骥才不止一次说自己是失败者，是砍风车的堂吉诃德，“如果你只是喊一喊，不太难，只要有点勇气就够了。如果你要行动，便会陷入泥淖，艰难跋涉，甚至寸步难行”。

但他屡败屡战，以精卫为偶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尽管没有足够的政策、资金支持，但冯骥才带领同道者果断行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2002年10月，“中国木版年画大普查”率先于在河南朱仙镇开始，并在当年春节前展开全国各年画产地的文化普查。在冯骥才看来，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的龙头，也是作为抢救工作的突破口。

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甘苦已隐入尘烟，但自2003年正式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却成为非遗保护理念创新的摇篮和孵化器，并在完善田野调查及其方法论的基础上，创造了非遗学等相关领域新的学科方法，如传承人口述史、田野文化档案、非遗博物馆等，对学界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慈善：因文保之名

同样是在2025年度慈善盛典上，代冯骥才出席现场活动的天津市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理事长冯宽说，“由于他前面的四驾马车过于高大，把他另外一驾马车挡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外，这就是慈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冯骥才就不止一次因为文物保护而慷慨解囊。

1991年，在周庄，他听说曾经文人荟萃的“迷楼”茶社即将转手、前途未卜，从不在画展上卖画的他当场决定以三万元的价格出售一幅作品以挽救此楼。虽然最终没有用到这笔善款，但卖画救楼的义举让迷楼得以保存，同时也迈出了他文化遗产保护和公益慈善之路的第一步。1992年，在回到祖籍宁波慈城办“敬乡画展”的冯骥才再次通过义卖保留下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祠堂贺秘监祠。

自1990年代开始将重心逐渐转移到文化保护领域的冯骥才也在巨大的课题和现实壁垒面前感到力不从心。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允许自然人设立基金会，这也让在文保领域“走投无路”的他看到了希望。

为了凑齐成立基金会所需的200万元注册资本，冯骥才决定集中创作一批全新画作。他白天忙于各种事务，晚上则钻进画室挥汗如雨，手腕累出了腱鞘炎。他打算通过公益画展出售全部画作，他说这次卖画有如卖血，如果血是热的，就一定会得到回报。

天津、北京两场公益画展一开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为冯骥才筹到了百万善款。他的忠实读者、中国台湾演员赵文瑄听闻此事，将100万元的服装代言费慷慨捐出，为基金会凑齐了注册资金。赵文瑄说：“你感动了我那么多次，我也感动你一次吧！”

钱凑够了画却没了，看着义卖之后“家徒四壁”的展厅，冯骥才心中五味杂陈。但是，为了举步维艰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事业，他义无反顾。

2004年，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成立，这是天津市第一家非公募基金会，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民间文化保护基金会。20多年来，基金会围绕非遗保护传承、乡村文化振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三大主题做了大量工作，也见证了基金会行业、公益慈善事业的起起伏伏。

2008年，汶川大地震震惊世界，正在欧洲参访的冯骥才当即打电话让基金会捐款十万元，同时提前回国参与抗震救灾。在捐款捐物之外，他特别在意文化受灾的状况，因为震中北川是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古老的羌族文化丰饶而神秘，有多项民俗与艺术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大地震让羌民几乎全部成了灾民，这让冯骥才格外揪心。

5月19日，冯骥才在学院设立祭坛，为死难同胞默哀。他在座谈感言中提出建立“大地震灾难博物馆”的构想，但在救人如救火的危急关头，这个提议让很多人不解、批评。为此他特地撰文陈述己见，也逐渐平息了网上的争议。两天后，时任总理温家宝来到汶川，特别强调要保护好羌族特有的文化遗产，将来要建立地震博物馆。

2008年6月，冯骥才先后在北京组织召开“紧急抢救羌文化座谈会”“关于筹建地震遗址博物馆座谈会”，并于6月13日赶赴灾区。惨状令他痛心，大地震中遇难的羌民共三万人，占该民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一线的羌文化专家几乎全部罹难。

在汶川，他联合四川当地的高校、学者共同成立了“紧急抢救羌族文化工作基地”，同时将专家意见整理成建议书报送国务院。同年，他与非遗学专家向云驹合著《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图书出版后由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购买了一万本，捐赠给灾区的学校。此外，他还推动出版了《羌族口头遗产集成》、绵竹年画大型文化档案等珍贵资料，为大难中的民族、民间文化存续火种。2008年10月，冯骥才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抗震救灾模范称号。

汶川地震也再次揭开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留在冯骥才心底的创痛和伤疤。天崩地裂的那夜，他将儿子从床上一把拉起，并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护住，天明之后再看，床上一片瓦砾。失去家园的冯骥才失魂落魄走在街上，亲朋好友纷纷向他伸出援手。回到家一看，他胸前的衣兜已经鼓成了一个球，里面是好心人慷慨捐出的71元钱，这在当年不啻为一笔巨款。这笔“巨款”让他体会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富翁，也让他到今天对所有的富豪榜不屑一顾。

冯骥才对慈善充满感情，他认为慈善的核心是大爱之心，但他更多从文化角度介入慈善，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最高级的东西。他说，“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珍贵的公共财产，它像火炬一样代代相传，当火炬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的时候，绝不让它灭掉，还要让它发出光彩，照亮今天和未来”。

心灵：为生民立命

已故的谢晋导演曾对冯骥才说，“你能不能把精力放在一件事情上？你一定会有更大成就”。冯骥才觉得这番话有道理，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可能会阻碍他在某一件事情上达到极致，但是人生的完美到底是充分展现自我，还是尽我所能为社会创造更多呢？

大我与小我的迷思，他在人生道路不止一次遇到过。在文学创作中，他既有纯文学作品，也有为普通人树碑立传的口述实录；当文学艺术创作与文化遗产保护难以平衡的时候，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冯骥才曾经做过一张全年的工作时间统计表：写作75天、学院75天、城市保护30天、绘画30天、全国文联15天、民协15天……他说自己过着“非人”的生活，个人生活被压缩在大山般的公共文化保护事业的夹缝里。他称自己是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也是生活中的迷糊人：常常忘记吃药、穿错袜子，甚至忙中出错戴两块手表。

问他是否有时间陪伴家人，他迟疑了一下，低声说“很少”。但是他说自己是一个用心生活的人，对家人、朋友、周围人从来不是应付了事。“家人都在我心里，他们与我的工作怎么会有矛盾？爱与爱是互不冲突的。”

1960年代末，母亲患上癌症求医无门，情急之下冯骥才给管事的磕头，“您救救我娘吧！”身高五六尺的汉子当场下跪让对方心有不忍，终于给他开了绿灯。每年春节，冯骥才总要列一张给母亲置办年货的计划书：福字、零钱、粗粮细面、厅堂字画、水仙花……2023年，老太太享年106岁安然离世。

妻子顾同昭与冯骥才一样在五大道长大，两人相濡以沫一辈子，也同风雨也同愁，过往的点点滴滴散见于他诸多的著述中。2007年元旦是他们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冯骥才约了几个老朋友一起小聚，并在席间奉上悄悄为妻子整理、印制的画集《霓裳集》。

青年时代，两人一同在书画社工作，顾同昭的腕力好、线条精劲，很有发展前途。但是随着冯骥才投身文学、文化事业，顾同昭放弃了绘画，肩负起家庭重担。他理解妻子的巨大牺牲，也惋惜她被埋没的才华，于是用心收集了她仅存的一组白描仕女图制作成册，以纪念往昔同窗习画的丹青岁月。

他爱家人、爱朋友，也爱世间的普罗大众。因此他笔下不光有身怀绝技的“俗世奇人”，也有名不见经传却在默默承受历史的鲜活的生命个体。“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

1967年的一个冬夜，一位刚刚被放出牛棚的朋友轻轻敲响了他家的门板。两个苦闷的男人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弥漫中这位饱受磨难的朋友突然问他：“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这种灾难？如果这样下去几十年，我们都死去了，谁还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经历，那不是白白遭受了么？”

这番话给他带来巨大的震撼和不安，也促使他以“今我不述，后生何闻”的历史责任感，开始了对“文革”中人与事的记录。“我是在非文学的时代发现了文学的真正价值，这就是拿着生命做抵押，绝对没有功利地去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建立心灵的档案。”

1980年代，他在天津《今晚报》发布征集个人“文革”经历的启事，经中新社转发后被全国报纸争相转载。无数人向他敞开心扉，在痛哭中诉说。作为时代亲历者，冯骥才以巨大的勇气和心力完成《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他说，在大灾面前虚构是多余的甚至是虚假的，口述实录比小说更能全面真实地记录那个时代。

在书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传灯：照亮现在与未来

“只有逗号，没有句号”是冯骥才的口头禅，他还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我还年轻！

家人说，他到现在还像是四五十岁的人，每天马不停蹄，很累但是也很充实。2005年，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学院成立的时候他63岁，一辈子没上过班的他在别人退休的年纪开始上班了，几乎雷打不动每天下午到学院办公。

“他是一个纯粹的、利他主义的知识分子”，儿子这样评价他。雨果、巴尔扎克给了他早期的文学滋养，巴金、冰心、茅盾等前辈的言传身教给他精神力量，百年前自发抢救敦煌遗书的学人是他的文化偶像。“大爱、大仁、大义、大勇，这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说。

冯骥才不爱当官，但是社会职务不少。

1980年代初，他出任天津市文联、作协主席；1983年开始，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达35年之久；2001年起，他连续十年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2008年，他获聘国务院参事，任期五年。在他看来，所有的头衔都是进行文化抢救的名分。他曾有机会担任副部级官员，但他谢绝了，“我不想让人认为冯骥才折腾这么多事是为了做官”。

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但他念念不忘自己的祖籍宁波。祖传的“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这幅对联里藏着先祖的典故：汉朝大将冯异骁勇善战，曾辅佐刘秀打天下，但是他为人谦和退让，论功行赏时候总是独自躲到大树下歇息，因此得名大树将军。冯骥才敬重这位先祖，他的“大树画馆”“大树书屋”也都以此命名。

南北文化的交融造就了他刚柔并济的性格，正如人们在《珍珠鸟》一文中所读到的大汉柔情。在巨浪滔天的年代他无路可逃，在大浪淘沙的时代他无权放弃，主动把自己钉在文化的十字架上。从大冯到老骥，他在多个领域硕果累累。

文学艺术自不必说，曾经鲜为人知、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化在他一次次的抢救、推动下由冷到热，广受年轻人追捧，更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四级保护体系，成为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他提倡设立清明、端午、中秋三个假期，推动除夕当天放假，不仅让人们享受了更多闲暇，也多了对传统文化的切身感受；20年前，他说“我走进大学，大学也走进我”，20年来他用“学院博物馆化”的理念打造一所可以沉浸式学习的研究院，如今玉汝于成，仍在精雕细琢。

博物馆里有冯骥才的写作手稿，大幅的方格纸，用漂亮的钢笔字誊写得一清二楚，他用文字打造了一个有情有义的世界。虽然至今不太会用电脑，只能勉强用iPad记事，但他并不排斥新科技。“与农耕时代封闭的社会形态不同，开放交融的网络时代会对人们的观念和审美带来新的影响”，他相信新的时代会催生新的文化遗产。

时代曾让他历经磨难，但他更看重的是爱和未来。他认为知识分子有三个最重要的特性：独立立场、逆向思维和前瞻性。因此他既要站在现在看明天，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用未来价值校正现实。

这世上有两件事最吸引他，一是积极地影响下一代，二是为了未来的美好。在《百字解》的最后他写道：平生四驾马车，而今齐驱并进，所向何处，唯有远方。

作者：程昕明

图片编辑：张旭

视频剪辑：王冬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