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浦江科技广场的一间办公室里，视障人士沈晓云正戴着耳机，一手控制鼠标，一手在键盘上快速敲击。屏幕上的文字被屏幕阅读器逐字读出，语速为正常朗诵的至少5倍，她正在为某企业标注用户指令数据。

“很多人觉得盲人只能学按摩，现在能参与AI研发，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沈晓云的语气里带着骄傲。她在北京其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已经4年，是AI标注员，工作内容是完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让其学习人类的语言。该公司由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以下简称“一加一”）发起成立。

目前，一加一的80余名残障者中有视障、重度烧伤、还有肢体残障等，他们每天处理着来自各大企业的核心业务。

王晓晓脸上的烧伤痕迹清晰可见，那是四个月大时一场电跑火留下的印记，但此刻他的眼神明亮而坚定。“要是没来一加一，我现在可能早就不在了，更别说成家立业了。”这位1988年出生的黑龙江汉子，曾经把高压电工的高危工作当作“赌命营生”，如今他却成为了推动残障融合就业的骨干力量。

在中国约8500万残障人口中，持证者达3800多万，其中就业年龄段人口约1800万。然而，残联公布的就业数据背后，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农业就业占比过半，多为“有地即就业”的统计口径；灵活就业包含大量低收入零工，真正稳定、有尊严的岗位不足200万个。

残障群体的就业困境，早已不是简单的“找不到工作”，而是深陷于制度壁垒、社会偏见与自我设限交织的系统性困境。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创始人傅高山，这位从小因低视力在普通学校艰难成长的残障者，带领团队用二十余年时间，以“岗位评估、岗位改造”为核心，探索出一条残障融合就业的新路径，让王晓晓、沈晓云等数百名残障者实现了从“生存型就业”到“发展型就业”的跨越。

就业，不是安置

“高考时，我想申请将放大镜带入考场被拒，填答题卡时，85道选择题要对着模糊的字迹反复描摹，准考证号更是不敢有丝毫差错。”傅高山的经历，是无数视障者求学就业之路的缩影。在传统认知中，残障被等同于“缺陷”，就业被简化为“安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企业按比例雇佣残障者，否则缴纳罚金。企业要么将残障者安排在可有可无的辅助岗位，甚至出现“挂证不上班”的虚假就业，要么异化为“以罚代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下企业对残障人士就业缺乏专业的支持体系，既担心残障者无法胜任工作，又顾虑安全风险，宁愿缴纳罚金也不愿雇佣，而残障者自身也慢慢陷入“我不行”的自我否定。

这种困境源于教育资源的不足。根据《“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残疾学生义务教育权利得到了较充分的保障，但也存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的升学机会有限，残疾学生的职业教育学位严重不足的问题。数据显示，我国残障群体中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2%，且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特教体系的薄弱，让许多残障者连基础的读写能力都难以掌握。一加一的员工中，有人入职后还需要学习独立行走、纠正错别字，因为特殊教育未能提供足够的生存与发展技能。“特殊教育本应是赋能，却往往变成了次等教育的代名词。”傅高山告诉《中国慈善家》。

视障者沈晓云回忆，她大学毕业后投了上百份简历，95%的公司在得知她是盲人后直接拒绝，剩下的公司在面试时看到她的盲杖，也纷纷婉拒。“他们说我影响企业形象，甚至让我别浪费简历纸。”这种经历让许多残障者逐渐丧失信心，不少家庭也认为“残障者就该在家待着”，将资源全部投入到收效甚微的治疗中，而非就业支持。

傅高山向记者透露，他的员工中有超过六成的人需要先说服家人才能出来工作，有的父母甚至觉得孩子外出工作“丢人”，不如好好待在家里。

传统的残疾人就业安置，更是加剧了这种困境。长期以来，残障者的就业选择被严重窄化，视障者多集中在按摩行业，听障者多进入制造业流水线，心智障碍者则在街道职康站做着无市场需求的手工品，靠义卖“消费同情”谋生。“我在盲校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们长大了要当一个好的按摩师。”沈晓云说，这种单一的职业导向，让许多残障者产生逆反心理，却又找不到其他出路。更严重的是，部分残障者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高危工作。

王晓晓的遭遇更具代表性，他的高考分数足以被本科院校录取，却最终选择了离家近的某专科院校。因脸上的烧伤痕迹，他在校园招聘时遭遇了直击心灵的羞辱。“当时一名国企的招聘人员接过我的简历，直接说‘同学你不要浪费纸了’”。这句话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他的心里。

从校招现场黯然离开后，他辗转各地找工作，在接到天津南开区的一家企业的面试通知后，到现场却被工作人员以“没招人”为由拒绝，最终被两个保安驱赶。“我明明在简历里写了自己有烧伤，就是不想浪费彼此时间，可还是遇到这种情况。”一次次的碰壁，让王晓晓的心态逐渐走向消极。

王晓晓最终被动选择了当高压电工，爬高空、碰高压电，在化工厂和钢管厂之间辗转。“那时候就想着，哪天出现意外事故，赔个几十万给家里也挺好。”他说。

岗位改造

“好岗位都是改出来的，不是找出来的。”这是傅高山常挂嘴边的一句话。2006年，一加一公益集团的前身、国内首家残障自助组织成立，其核心理念与传统助残组织截然不同，不聚焦于“改变残障者”，而致力于“改善环境”。在就业领域，他们拒绝将残障者视为“需要照顾的对象”，而是当作“待开发的人力资源”，通过岗位筛选、评估、岗位改造，让残障者在市场化竞争中实现价值。

2010年，一加一团队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委托，开始制作《残疾人之友》栏目。傅高山在工作中发现，盲人编辑们打字速度极快。由于盲文本身是双拼结构，他们掌握双拼输入法后，打字效率不输健全人。这一发现让傅高山萌生了培养盲人速录师的想法。然而，传统速录培训软件无障碍性差，培训方法不适用于盲人。团队于是联合专业速录机构，优化培训软件、调整教学方法，甚至加入自主生活技能培训，第一期便招收了7名视力障碍者和3名肢体障碍者。“我们当时没把握，想着肢体障碍者至少能保底。”傅高山笑着说。

经过18个月的刻苦训练，首批学员中30%成功上岗，被和睦家医院、云南某法院等单位录用。而普通人在速录师培训中，最终能上岗的仅约10%。一加一的参训者凭借不受视觉干扰、专注力强的优势，在庭审记录、医疗案例整理等场景中表现出色。“健全人速录师容易被会场环境分心，我们看不到，反而能更专注地捕捉每一个字。”一位盲人速录师说。尽管后来AI语音转写技术的普及让速录市场萎缩，但这次尝试让傅高山团队坚定了“岗位改造”的核心思路：不是让残障者适应现有岗位，而是通过技术优化、流程调整，让岗位兼容残障者的工作方式。

2016年，阿尔法围棋（AlphaGo）的横空出世让傅高山看到了新的机遇。他意识到，AI发展需要大量数据标注，而这项工作对视力要求不高，且注重耐心和细致，非常适合残障群体。但初期尝试并不顺利，数据标注平台无障碍性不足，残障者操作困难，企业对残障者的专业能力也充满质疑。一加一团队再次启动“改造计划”：针对视障者，开发屏幕阅读器插件，优化快捷键操作。

为了获得市场认可，团队从“二手单”做起，悄悄测试20余种标注业务，筛选出语音文本标注、指令分类等适合残障者的细分领域。2018年，他们终于获得某大厂的测试机会，两名视障者参与了该企业产品的用户指令标注。“企业一开始只给了10个名额，怕我们做不好。”傅高山回忆。但一年后，发现这10名残障员工的工作质量远超其他供应商，而且由于就业机会稀缺，残障者格外珍惜工作，稳定性极强，人员流动率更是几乎为零。到2021年，一加一成为该企业这一业务的唯一供应商，高峰期有60余名残障员工参与项目，分布在上海、深圳、西安等地。

这种“岗位改造”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就业安置的局限。在一加一的办公室里，残障者从事的不是辅助性工作，而是核心业务。重度视障者负责AI数据标注、呼叫中心业务，肢体障碍者参与项目管理。为了让残障者顺利开展工作，团队还与字节跳动合作，优化飞书的无障碍功能，建立专属视障用户群，编写详细的操作手册，仅快捷键就有上百个。

“这些快捷键我们必须熟记，虽然过程辛苦，但想到能和健全人一样胜任专业工作，就觉得值得。”一位残障人士告诉《中国慈善家》，他是编程爱好者，如今能独立完成数据标注的技术优化工作。

从被动到主动

“以前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累赘，活着都没希望。”王晓晓说。此前，长期的封闭环境让他极度自卑，连照片都不愿拍，社保也觉得没必要交，“那时候就想着，反正活不长，交社保没用”。

对于王晓晓这样具备专业技能、却因外貌偏见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残障者，最需要的是心态调整。

这种转变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王晓晓的同学在一家公司上班时，恰好接待了傅高山带领的一加一团队。“我同学看到高山也有视力障碍，他还有个同事和我一样是烧伤，可他们的生活状态特别积极，还都成了家。”同学的反复开导，让王晓晓动了心，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一加一的公益培训。“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残障朋友，有坐轮椅的，有看不见的，大家聊起各自的经历，感觉都很积极乐观，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孤单了。”王晓晓说，以前总觉得世界对自己不公，可听了其他人更坎坷的故事，再对比他们乐观的态度，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心态。

傅高山团队看到了他的机械专业背景和动手能力，让他负责深圳新场地的筹备工作。从租宿舍、拉网线到装修监工，这些需要体力和细心的活，他干得得心应手。

在一加一的社群里，王晓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接纳与支持，没有异样的眼光，没有刻意的回避，大家关注的是彼此的能力和品格。“有个西安来的同事，刚来的时候连电脑开关都找不到，可团队还是愿意教他，等他成长。”这种包容的氛围，让王晓晓逐渐打开心扉，开始主动与人交流，甚至愿意拍照记录工作和生活。“现在拍照随便拍，再也不会像大学时那样躲着镜头了。”

工作带来的价值感，让他彻底走出了心理阴霾。一加一在深圳筹备新场地时，他凭借机械专业知识优化装修方案，为单位节省了不少开支；出差对接业务时，他用真诚和专业赢得了合作方的认可。“以前在工厂里，干得再好也只是个‘会干活的工具’，可在这里，我的想法被重视，我的努力有回报，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真好。”更让他惊喜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爱人，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沈晓云也有着相似的心理转变。从“盲人只能做按摩”的固有认知，到成为AI数据标注的专业人才，她在工作中找到了成就感。“我们标注的数据能让人机互动更智能，每次在手机上听到语音准确回应指令，就觉得特别自豪。”这种价值感，让她摆脱了“被同情者”的标签，成为了独立自信的职业女性。

自我认知的改变，也让残障者敢于突破更多边界。傅高山介绍，团队中有员工主动报名参加演讲培训，有的开始学习管理知识，甚至有人自主创业。“以前觉得残障就是人生的终点，现在知道这只是人生的一种状态，我们同样可以追求梦想。”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的转变，正是融合就业的核心价值所在。

全链条的支持体系

残障融合就业的实现，离不开全链条的支持体系。《中国慈善家》在实地走访中了解到，一加一构建了“岗位筛选-障碍破除-技能培训-就业实训-持续支持”的完整服务链，为残障者提供全方位保障。在岗位筛选阶段，团队会深入企业调研，评估岗位的无障碍改造空间；障碍破除阶段，联合技术公司开发适配工具，优化工作流程；技能培训阶段，采用“社群经验分享”模式，由有经验的残障者传授技能，比专业老师更具针对性；就业上岗后，还会持续跟踪，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

这种支持体系，让残障者能够快速适应工作岗位。对于视障者，团队会提供屏幕阅读器、放大镜等辅具，还会培训他们通过响指回声判断空间环境；对于听障者，开发文字转语音工具，建立线上沟通渠道。在与网约车公司的合作中，一加一还针对听障司机参与开发了弹窗提示功能，当乘客主动打电话时，司机端会弹出文字提示，避免因沟通障碍导致遭到投诉。

为了扩大就业覆盖面，一加一还积极推动“社会企业”模式，通过商业力量实现就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与纯粹依赖捐赠的公益项目不同，一加一的就业项目通过为企业提供服务获得收入，再将部分利润投入到岗位改造和技能培训中，形成“商业反哺公益”的良性循环。“只有实现可持续运营，才能帮助更多残障者。”傅高山说，目前团队已累计为上百名残障者提供稳定就业，其中有速录师，有在数据标注领域长期任职者，还有人转型为项目管理人员。

对于王晓晓这样心态有特殊需求的残障者，一加一还提供了个性化的支持。“团队没有一开始就让我做商业化业务，而是先把我安排在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让我参与各种残障相关的活动。”王晓晓说，在基金会的日子里，他接触了各行各业的残障人士，听他们分享故事，也学习了残障相关的知识，慢慢走出了心理误区。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造福社会，但在另一方面也会挤压就业空间，这对于残障群体也是如此，比如速录行业的萎缩就是例证。不过，傅高山并没有表现出担忧，“AI产业发展，其实为残障群体带来了大量新兴岗位。除了数据标注，还有语音合成、内容审核、无障碍测试等岗位，也都非常适合残障者。”在他看来，技术的进步总会淘汰落后岗位，但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机遇。

一加一团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与国内知名科技企业深度合作，开展针对性培训。“AI需要大量高质量数据，而残障者在耐心、细致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只要经过专业培训，就能胜任这些岗位。”傅高山介绍，团队中的残障员工不仅能完成基础的数据标注，还能参与到算法优化中，提出针对性的无障碍改进建议。

例如在与小米的合作项目中，残障标注员发现“小爱同学”对部分方言指令识别准确率较低，他们主动收集整理方言数据，协助技术团队优化算法，让小爱同学的方言识别能力显著提升。“我们自己就是无障碍需求者，更懂用户的痛点。”沈晓云说，这种独特的视角，让残障者在AI产业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优势。

AI技术本身，也为残障者的工作提供了更多便利。屏幕阅读器、语音转文字、智能辅具等技术的普及，降低了残障者的工作门槛。一加一团队还自主开发了一系列适配工具，如盲文键盘插件、语音指令控制系统等，让残障者能够更高效地开展工作。

一场还需要更多人参与的变革

近年来，一加一持续获得关注，并与国内外领先的科技公司和AI新锐企业等合作，承接AI相关各类数据的高精度标注等商业需求。但相比全国闻声而来求职的残障人士，目前就业岗位仍然有限。

“能给我们机会的企业并不多，我们去和人家谈合作，拒绝的远远多于同意的。”傅高山说。首先是观念上的滞后，很多企业是以残障者是否可以满足岗位的已有模式为前提，比如常见的残障类招聘要求“轻度肢残”、制造业大量招收“听障群体”等，这种“安置”模式往往将残障者物化为“廉价劳动力”“低期望值的税收减免工具”“没有晋升空间的多元化符号”，忽视了更多迫切需要就业的所谓“重度”残障者作为差异巨大的个体所应享有平等机会、尊严与发展权。

在傅高山看来，真正高质量的残障就业是一个涉及全方位残障社会支持体系变革的复杂过程。尽管当前社会支持体系还很不完善，但一加一的实践已展示了通过一系列专业化的支持策略，就业最困难的重残人士不仅有可能参与就业，更能实现高质量、有尊严的就业。

傅高山建议，相关部门应将“以罚代聘”转变为“以奖代补”，对积极雇佣残障者并提供合理支持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资金补贴，并建立残障就业支持体系，设立专业的就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无障碍改造指导和残障员工培训服务。

企业则需要转变认知，主动参与。“残障者不是负担，而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傅高山说，企业应看到残障群体的优势，如稳定性强、专注力高、忠诚度高等，主动开展岗位改造，为残障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内部培训，提升员工的包容意识，营造无障碍的工作环境。

“当人们看到残障者能做AI数据标注，能做项目管理，能像王晓晓那样负责场地筹备，就不会再觉得他们只能靠救济生活。”傅高山说，社会层面，则需要消除偏见，营造包容氛围，“真正的融合，是让残障者能够在社会中自由流动、平等参与，不被特殊对待，也不被歧视”。

在一加一的办公室里，残障人士用行动证明，他们能做的远比公众想象的更多。从速录师到数据标注员，从呼叫中心客服到项目管理人员，从高危电工到场地筹备骨干，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用专业能力赢得了尊重。

尽管一加一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傅高山深知，仅凭一个机构的力量，难以改变全国残障群体的就业现状。“我们现在做的，更像是残障人士就业实验室，通过一个个成功案例，向社会展示残障融合就业的可能性。”他希望，这种“岗位改造+全链条支持”的模式能够被更多企业复制，让残障者能够平等参与到各行各业中。

“我们做的不是慈善，而是在推动一场就业革命。当残障者能够平等就业，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更加包容、更加多元、更加有活力。”傅高山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沈晓云、王晓晓为化名）

作者：温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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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