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克，是一个早产儿的重量，相当于他的身体只有成年人的巴掌大小。而这对于崔澜馨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这是生命不能放弃的重量。

眉清目秀的崔澜馨，是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春苗”）秘书长，机构的一个核心项目就是对早产儿的救助。她也是公益界的活跃分子，大家都特别熟悉一个场景，就是她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650克的硅胶宝宝“苗小宝”。

“来，感受一下650克宝宝的重量。” 崔澜馨见到谁，都这样不由分说地把苗小宝往对方怀里轻轻一放，然后看着对方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微笑着说，“感觉怎么样？这就是我们救助的早产儿。”

于是，巴掌那么大、手机那么重的苗小宝，马上就成为了全场的显眼包，很快就让在场的人感受和理解了春苗公益项目的内容和意义。

“面对新生的早产儿，一些家庭会担心孩子即便救过来了，以后也会有问题，所以就会放弃这个生命。但实际上，这些婴儿在获得有效治疗之后是可以健康成长的。”崔澜馨说，“在家长犹豫的时候，我们的医务社工就会把按原型复刻的硅胶材质的苗小宝放到家长手中，让他们感受650克的生命重量，同时也给他们讲成功的救助案例。”

如此，不少原本可能被放弃的生命获得生机。

看到那些被遗忘的生命

崔澜馨是一个有故事的北漂女子。

1997年中专毕业后，崔澜馨进入河北省承德市某政府事业单位工作。“每天的工作周而复始，还要应付同事之间的微妙关系。”崔澜馨回忆说，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最终迫使她决定抛下这个铁饭碗。

2001年末，她辞职来到北京闯荡，先是在机场一家旅游公司做销售，每天穿着制服在国内出发大厅售卖单价398元的折扣卡，收入相当可观。但一次偶然的“多管闲事”，又让她陷入价值观冲突之中。

 

那一天，崔澜馨上班路上遇到一个侏儒症女孩蹲在路边大哭——女孩被人骗走了身份证和所有的钱。一贯热心肠的崔澜馨忍不住停下来帮助她报警、筹钱回家，于是跟经理打电话请假。“别多管闲事，你一下午能卖10张卡，（旷工的）损失谁来补？”经理一阵数落，后来又当着全体同事的面把她批评了一顿。

崔澜馨觉得，即便是这份工作对她的北漂生活很重要，能让她衣食无忧，但肯定不能带来她想要的人生，她在这份完全为了逐利的工作里找不到自己。

她再次辞职，又“漂”进了一家贸易公司。也是这个时候，她结识了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刘东医生。

当时，刘东在做公益，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给孤残儿童做义诊。在他的感召和影响之下，崔澜馨跟着去探访了北京郊区的孤残儿童中心。她依然记得那一天的场景：刘东蹲下来，跟孩子平视着，用手温热听诊器后轻触孩子胸口，“你想不想听到你自己心脏的声音，不会疼的啊”。他还会让孩子自己组织排队、参观介绍、拎医疗箱的任务，有意地让他们从“被帮助者”变成“参与者”。

儿童中心里有两个十几岁的侏儒症孩子，身高只有四五岁孩童的模样，认真地带着崔澜馨参观食堂、宿舍。那一刻，她意识到，原来做公益可以这么扎实、这么温暖。

“他不是在完成任务，更不是在做秀，是真的把孩子放在心上。”崔澜馨说。那天回来的路上，刘东跟她聊起了自己参与国际医生救援组织的故事，“医生的职责不只是在医院里救死扶伤，还要让更多人看到那些被遗忘的生命”。

刘东的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崔澜馨心里扎了根。

从那以后，崔澜馨开始主动跟着刘东做公益：去狼牙山黑龙山小学，给孩子们换破旧的课桌；走二环捡垃圾，跟志愿者一起宣传环保；去福利院陪孤残儿童做游戏，给他们讲故事……

那时，她仍在企业工作，公益只是业余时间的投入。直至2008年冬天，一场失败的救助，推着她走上全职公益人的道路。

那是2008年的冬天。崔澜馨与十几位志愿者救助了一名被遗弃在雪地、患有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孤儿。孩子需要先调理冻伤，再做心脏手术，预算大约要花16万-18万元。他们辛辛苦苦筹了9万元，一位曾经承诺补齐余款的捐赠人因为这年爆发金融危机而无力兑现。

 

“医院要求交齐押金才能手术，孩子不能挤占医疗资源，只能先出院回到寄养点。就在我们继续筹款的时候，孩子走了。”回忆起17年前的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崔澜馨哽咽了。

这次失败让志愿者团队陷入低谷，有人甚至提议，“别做生命救助了，做点捡垃圾、修猫舍的算了”。崔澜馨当时也被“生命无法承受之重”压着，想着可能得改变一个方向了。

他们沉寂了近两个月，直到一天晚上，刘东给崔澜馨发信息：“出来聊聊吧，我们得做点什么。”在安贞医院旁边的麦当劳里，刘东对她说：“我问过医院了，他们说如果有公益组织签约，就能先手术、后结账。要不，咱们注册个基金会吧？”

“我们还得做点什么，不能让更多孩子因为没钱、没资源失去手术的机会。”刘东说，“咱们需要有自己的组织，单靠个人力量解决社会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要成立个基金会。”

基金会？崔澜馨愣住了，她对此一无所知。接下来崔澜馨在网上查，找人问，真的去跑各种手续的时候，她发现比想象还要难——首先需要200万启动资金，还要有固定的注册地址、至少5名理事，每一项都是“拦路虎”。

“我跟刘东都是工薪阶层，哪有200万？”崔澜馨当时想。

不过，办法总比问题多。就在他们准备又一次“倒在金钱面前”时，刘东父亲介绍了他的学生齐宏（后来成为春苗基金会监事长），“200万我来出，你们好好干，别辜负这些孩子”。

 

于是，2010年10月，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后更名为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

刚开始，刘东打算辞去医生工作，专职运营基金会，被崔澜馨拦住了，“国家培养一个心外科医生多不容易啊，你得留在医院才能救更多人”。

她决定撸起袖子亲自下场。2010年，崔澜馨辞去企业的高薪工作，来到春苗那间狭小的办公室，成为春苗的负责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启了她全职公益人的生涯。

春苗长成参天树

春苗的起点，是解决“孤残儿童看病难、看病贵”的痛点。

最初，崔澜馨与刘东医生只是定期到北京顺义孤残儿童中心开展义诊，但他们慢慢发现，全国上百家儿童福利院面临一些共性的问题：孩子能吃饱穿暖，却扛不住大病的袭击；有些地方医疗能力不足，如果把孩子送到大城市治疗，又缺乏人手与资金。

他们还发现，在救助病患儿童的时候，光给钱也是不够的。比如，有先心病孩子的家长看不懂病历，跟医生吵得面红耳赤；有早产儿妈妈患上了产后抑郁，连抱孩子都会发抖；有孩子的父母不了解医保能报销，直接就放弃治疗……

针对这些痛点问题，春苗对救助的方式进行了梳理和拓展。基金会团队创新了一种“临时寄养+医疗救助”模式：基金会与福利院签协议，接孩子到北京做术前养护、手术治疗与术后康复，待孩子病情平稳后送回；同时推动福利院将孩子信息录入国家收养系统，联动国际收养机构，让康复儿童走进家庭。这种“救养结合”的模式，让春苗的孤残儿童收养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春苗在创办之初，刘东就提出了用 “医务社工” 的服务模式为孤残儿童及困境家庭重病儿童服务，于是组建春苗自己的医务社工团队。现在春苗有20 多名全职医务社工，为每个受助家庭提供服务，从经济评估、医疗对接、政策咨询、医疗救助，到术后心理疏导、喂养指导，全程跟进。

随着救助深入，春苗将目光投向更广泛的困境儿童群体，于是，早产儿救助项目应运而生。说到这个项目，崔澜馨非常自豪，她除了做好秘书长的工作，每年还拿出时间到一线做医务社工，为求助家庭提供具体服务。她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典型的案例：2022年的时候，贵州一位年龄未满20岁的母亲，早产生下四胞胎。面对超过50万元的医疗费，年轻的父母束手无策。崔澜馨作为一名医务社工，先是指导他们办理新生儿医保与申请低保，将报销比例提升到86%；再通过专项资助补齐剩余费用；孩子出院后，春苗又持续提供生活补贴与教育支持，给妈妈长期的情感陪伴，希望支持到这个家庭恢复社会功能，再把他们推荐给助学机构长期跟进。

这种“政策赋能+经济资助+资源链接+情感陪伴”的全链条服务，成为春苗早产儿项目的核心模式。

2013 年春苗首次获评 5A 级基金会，2017 年拿到公募资质。随着2018年中国遗弃孤儿数量断崖式下降，2021年春苗结束了孤残儿童的救护服务项目，把精力聚焦在为困境家庭先心病和早产儿提供综合性服务。

2018 年 9 月，春苗从“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更名为“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业务从儿童拓展到助老、助残、行业支持等。不仅可以为个人、企业设立专项基金，还为社会组织提供联合劝募服务，以及开展公益行业支持及公益人才培养项目。

 

“这是春苗的一次升级。” 崔澜馨说，“我们从救助一个又一个孩子开始，到更好地为这些孩子服务，再到更多更好地为孩子服务，就需要联合和支持行业小伙伴一起来做。”

崔澜馨带领团队制定了“从深度到广度”的项目战略，先由自主医务社工团队把项目做深做细，逐渐总结出经验，开始支持合作医院及地方社会组织，为他们赋能，开展本地化服务。截至目前，春苗已经救助服务20000多名重症儿童，其中有6000多名是困境家庭早产宝宝。接下来，她希望联合更多资源建立“全国早产儿救助服务网络”。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崔澜馨本来不打算参与救援，一是春苗在公共卫生事件救援方面没有丝毫经验，二是没有预算。但是，随着疫情波及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坐不住了，“咱们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春苗成立了抗疫小组，得到了很多爱心人士的支持，联合合作伙伴，给一线医护人员、环卫工人以及一线社工等提供上百万件防护用品。

由此，春苗积累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紧急援助经验，后面又参加了河南水灾等自然灾害的救援。基金会设立了“灾害事故，紧急救援”项目，针对中国境内自然灾害事故和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开展工作。

至此，春苗基金会已从最初的“小作坊”成长为覆盖孤残儿童、大病儿童、早产儿救助，兼具行业支持、政策倡导、应急救援的专业机构。

为爱发声1000天

崔澜馨是一位劳模，而且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劳模。

光是她的朋友圈，每天都塞满各种内容——出差、探访、走项目、谈合作、参加会议……马不停蹄。在这个短视频时代，她也跟上了时代列车，每天张罗着发视频、做直播，发在她的视频账号“我是澜馨姐姐”上。

2024年7月9日，她决定发起一个“为爱发声1000天” 每天一小时的直播。“今天晚上20：00，澜馨姐姐在春苗基金会视频号和守护早产微宝贝抖音直播间分享早产儿救助的故事和意义，呼吁大家关注早产宝宝及其家庭，给他们力量！”她在直播的宣传文案中如此写道。

迄今为止，澜馨姐姐已经为爱发声了第381天。有时候直播间人多，有时候人很少，但多寡都从不影响她对这件事情的热情，“聊起公益和早产宝宝就完全停不下来”。

在别人看来，崔澜馨总是带着微笑，热情饱满，但她其实每天也都面临着“一入公益深似海，从此筹款傍我身”的难题。随着春苗救助对象和人数的扩大，需要的资金量越来越大，而当前行业筹款普遍出现疲软状态。此外，维持一个好的团队，也需要有足够的经费，让团队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份“有尊严”的薪水。

崔澜馨还苦恼于总是招不到男性员工，以至于团队“性别严重失衡”——40 多人的团队里，只有 1 名男性员工，负责视频制作。“没办法，男生养家压力大，也不能强求。” 崔澜馨说。

 

不过，女性做公益，尤其是做关于孩子的公益，会更细腻，更耐心，也更容易获得受助人的信任。比如在前述救助贵州四胞胎的过程中，就要求公益机构人员反复跟医院、政府、家庭密切沟通。“女性的细腻，能让我们更敏锐地发现需求。比如妈妈还没到结婚年龄，非婚生子女的医保报销问题，等等。如果不提前考虑这些问题，这个家庭可能要承担50多万元的医疗费，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根本负担不起。”崔澜馨说。

公益从业十五年，对于崔澜馨来说，公益已经从一种职业选择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公益即生活，生活即公益。“公益不是牺牲，而是自我实现。”崔澜馨说，让她最开心的是看到当初那个手机那么重的650克的小不点长大了，春苗救助的孩子有的考上大学，有的当上志愿者，带着春苗的理念影响更多人。

那一刻，她觉得自我实现了。

作者：温如军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