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 · 2026-11-20
中国慈善家 · 2026-11-20

二十二载之后,《基金会管理条例》迎来首次全面修订。
相较于条例初颁之时,当下的法治环境、慈善行业生态与公众对慈善事业的期许,已然发生深刻变迁:其一,《民法典》与《慈善法》相继出台。《民法典》将基金会法人定位为非营利法人、捐助法人,厘清了非营利法人的核心属性;而《慈善法》作为慈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兼具组织法、行为法与促进法三重功能。基金会是慈善组织的重要载体,《慈善法》业已确立其治理基本准则,划定慈善募捐、捐赠、财产管理、信息公开等一系列规则。在上位法施行多年的背景下,原《基金会管理条例》多处条文与上位法存在冲突或衔接不畅之处,亟需调整协调。
其二,二十余年间慈善组织体量高速增长,规模较当初扩大十倍以上。基金会类型日趋多样,业务领域广泛,运作模式分化,发展态势同时呈现良莠并存的格局。
其三,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认知水平与监督期待持续提高,各类慈善负面事件与舆情反复考验、冲击公众对基金会的信任基础。
以上多重因素叠加,催生了修订条例的现实紧迫性。正是在此背景下,2026年10月13日,国务院以第848号令公布修订后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自2027 年1月1日起施行。
新规主要调整的内容
“公信力”入法,重塑立法目的
本次修订标志着基金会监管重心,从前端准入管控转向全生命周期治理。这一转型首先体现在立法宗旨的调整:原条文“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修改为“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促进基金会健康有序发展”。
公信力并非空泛的口号,它凝聚着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期待:监管机关关注合规底线;捐赠人期待充分知情;受益人需要可及、优质的公益服务;理事、监事及从业人员期盼权责清晰、履职有据;社会公众与媒体则监督组织使命是否落地履约。
上述多元诉求并不完全同向,甚至时常存在张力。新条例形成了一套回应框架:依托内部治理规则平衡机构内部主体权责,依托活动规范对接监管要求,依托信息公开机制回应捐赠人与社会公众的监督诉求。

登记环节取消公募、非公募二元分类
在2004年出台的原版条例中,以能否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募捐为标尺,将基金会划分为公募与非公募两类。当年立法思路认为:“非公募基金会是引导个人和组织财产流向社会、帮扶弱势群体的有效载体,也是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重要路径。”在彼时的背景下,单独创设非公募基金会制度,可以突出制度创新价值。但这套分类模式也带来局限:基金会在登记设立之初,募捐资格即被固化锁定,治理架构、财产规制规则也随之区别设置。
《慈善法》出台之后,募捐资格规则走向更加平等的范式:慈善组织满足法定条件,均可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新的条例规定,募捐资格不再是在登记阶段直接认定,而是依照《慈善法》单独认定。也即,不再在登记环节给基金会贴上固定的公募/非公募标签。
管理层级下移、门槛分级,引入财产维持义务
根据新条例,基金会注册资金标准,按登记机关层级差异化设置:在设区的市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资金最低200万元;省级民政部门登记,最低400万元;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最低2000万元。登记管理权限同步下放至设区的市级民政机关。
对比旧规,市级、省级两档资金门槛基本维持原有水平,调整幅度最大的是国家级登记门槛,由800万元上调至2000万元。由此可见,本次调整并非普适性抬高准入门槛,而是推动资金门槛与登记层级、监管资源配置相互匹配。
更具制度意义的变化,是注册资金法律属性的重构。旧条例下,注册资金仅为一次性准入要件;而新条例中,则将其转化为持续性的净资产维持义务:年末净资产不得低于设立登记时法定最低注册资金标准。这是将公司法上的资本维持理念移植至捐助法人规则体系:捐助法人不存在股东,无分红、退出机制,捐助财产属于受目的拘束的特别财产;法人持续存续,必须保有最低限度的财产基础。
上述条款与强制性公益支出比例规则相互衔接,立法意旨非常清晰:基金会应当具备可持续运营能力,既要依照法定比例开展公益支出,又不能突破净资产底线。
责任配置也保持审慎克制:违反净资产维持要求的,先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活动;连续三年违规的,才吊销登记证书。立法并未直接将净资产下滑推定为主观恶意,更多将其视作可持续运营能力问题。该规则与“连续二年未开展公益活动应当终止”的条款形成呼应:针对空壳、僵尸类基金会,优先整改,整改无效则依法退出。
完善治理结构,约束控制与关联风险
利害关系回避、异议意见载入会议记录、任职信息公示,这些过去仅见于章程示范文本与登记实操的做法,上升为统一的法定义务。理事会职权由四项扩充至九项,重大募捐、对外投资、涉外活动、收支预决算,以及专职理事、秘书长薪酬事项,均纳入理事会审议范围。理事的不同意见应当记入会议记录,并可作为免责依据。这套制度安排直指理事会“一致同意”的形式化弊病:多数表决通过,并不当然豁免理事责任;沉默不再是无风险的选择。
新条例中与治理相关的条款,则集中回应创始人不当控制、关联利益输送两大痛点:公募基金会中,来自同一主体及其关联方的理事人数不得超过理事会总人数三分之一;理事长与秘书长不得由同一人兼任;负责人任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七十周岁,同一职务连任不超过两届,配套任职前公示与述职制度;监事实现实质化设置,理事、秘书长、财会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监事。
整体来看,基金会内部治理的刚性要求全面升级。
但也需要看到,高密度的外部规制,有可能抑制机构自治活力,刚性约束叠加责任压力带来的寒蝉效应,是本部分实施过程中需要持续权衡的问题。
细化财产规制,构建程序导向的关联交易规则
新条例中,财产条款规则细密,指向性明确:第一,基金会全部财务收支应当纳入本机构开立的银行账户,禁止使用第三方支付账户或者个人账户办理资金收付,从制度源头遏制账外循环、私卡收款等行业顽疾;第二,明确禁止将捐赠人确定为公益项目执行主体;第三,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捐赠人、负责人、理事、监事、工作人员及其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第四,投资原则在原有“合法、安全、有效”基础上新增“审慎”要求,投资合规审查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管控。
关联交易是本次修订的重点之一。条例规定,负责人、理事、监事,若本人或近亲属与基金会存在利益关联,不得参与对应事项决策;发起人、主要捐赠人、负责人、理事等主体与基金会发生交易的,应当回避决策,相关交易信息向社会公开;监事及其近亲属原则上不得与基金会发生交易,向基金会捐赠除外。
以上规则是为了防范决策被利益裹挟,以信息公开的方式缓解信息不对称。但是,两项规则都无法直接保证交易条款实质公允,因此,还有待于制定配套细则进一步补足。
增设信息公开专章,建立双向公开架构
条例新设信息公开专章,搭建起双向公开框架。在监管一侧,登记管理机关负有政务公开义务,依法公开基金会设立、变更、注销、章程核准、检查评估、表彰处罚等信息;在机构一侧,基金会应当公开基础信息、募捐信息、公益项目进展、重大资产变动与投资、重大资金往来、关联交易等事项。年报报送截止时间延后至每年5月31日,年报内容新增党建工作、境外合作情况以及监事意见。条例明确要求监事意见向社会公开,这是监事机构首次获得面向公众的制度化表达渠道,倒逼监事积极履职,尽早化解治理隐患。
优化退出机制,明确理事作为清算义务人
条例将基金会终止情形由三类扩充至五类;同时明确理事为清算义务人,依法承担清算职责,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
基金会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依照章程规定用于公益目的;章程无法落实的,划转至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非营利法人。
长期以来,“设立不易、退出更难”,是公益组织的治理短板。事实上,退出机制的完备程度,往往比准入门槛更能衡量一个行业的成熟水平;剩余财产定向流转规则,守住了公益财产的目的拘束底线,防止公益财产随机构终止而脱离公益轨道。
充实监管手段,明晰法律责任体系
新规之中,监管模式由年度检查调整为年报加随机抽查,在此基础上赋予登记管理机关约谈、现场检查、委托审计、查阅复制并封存资料、查询银行账户等监管权限,同步设置双人执法、出示执法证件、出具文书等程序约束;配套信用评估、投诉举报机制。
违法情形,早由原来的六项扩充至二十余项,责任类型包括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活动、吊销登记证书,以及一至五年的行业禁入。
基金会的应对路径
面对本次条例的系统性重塑,基金会不宜停留在被动整改,而应当以公信力建设为主线,同步完成规则适配、治理再造与风险缓释,在合规底线之上保留组织自治空间。
首先是抓紧窗口期开展全面合规自评,逐项核对治理架构、任职资格、净资产水平、账户管理、关联交易、投资规则、信息公开、募捐资格等事项,厘清旧规与新规之间的衔接差异,尤其要理顺登记环节与公开募捐资格的解绑安排,不再固守原有的公募、非公募二元定位,按需依照《慈善法》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其次是修订章程与配套内部制度,将理事会职权扩容、利害关系回避、异议记录、监事履职、任职公示、关联交易决策与公开等法定义务嵌入治理文件,避免章程沦为法条复刻;在刚性约束之外,结合自身规模、使命与业务类型设计适配的议事流程、风险清单,为自治预留弹性。
财产与财务层面,应当建立常态化净资产监测机制,把年末净资产不低于法定注册资金的持续性义务纳入财务内控,统筹公益支出比例、投资审慎规则、资金专户管理要求,清理不合规的个人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收款模式,建立关联方名录、关联交易全流程留痕机制,区分程序合规与实质公允的边界。
信息公开方面,要搭建分级公开机制,既落实专章所要求的项目、投资、重大交易、监事意见等披露义务,也把握好隐私保护、涉密信息、捐赠人意愿的豁免边界,规避选择性公开与过度披露两类偏差。

新规之下,基金会管理层的任职门槛与严格责任双重叠加,可能造成寒蝉效应,一些热心公益、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士有可能对担任理事、监事心存疑虑。因此,机构需要正视理事责任加重带来的履职顾虑,完善决策留痕、培训支持、风险分担机制,探索理事责任保险、章程约定补偿等路径,用好异议记载免责条款,减少治理层面的寒蝉效应。
对长期缺乏活动、可持续能力偏弱的机构,则应提前研判整改、转型或终止清算方案,理解理事作为清算义务人的法定责任,妥善安排剩余财产的公益定向流转。
最后,基金会也应当建立常态化的合规学习与沟通机制,跟踪配套细则、地方操作口径,积极向行业平台与登记机关反馈实践难题,把条例修订从一次合规压力,转化为优化治理、夯实公信力、重塑捐赠人与受益人信任的契机。
留给未来的调整空间
新条例的发布回应了现实的需要,但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也给未来留下商榷和调整的空间。
其一是关于基金会财产“公共财产”的定性问题。条例第四十三条将基金会财产界定为“公共财产”。这一表述为净资产维持底线、关联交易规制、终止后剩余财产定向流转提供一定正当性基础,同时也试图构筑屏障,抵御外部对公益财产的不当干预。但置于上位法体系之下,该定性存在明显张力:《公益事业捐赠法》采用“社会公共财产”的表述,意在和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公共产权作出区分;《慈善法》规制慈善财产的核心逻辑是目的拘束与公开透明,全文并未使用“公共财产”概念;《民法典》仅确认捐助法人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
在我国既有法律话语体系中,“公共财产”通常与国有财产绑定。将该概念直接套用于基金会财产,容易混淆“财产用途受公共目的约束”和“所有权归属于公共主体”两层内涵,反而可能为不当行政干预提供解释空间。基金会财产的公共性根植于其目的限制,而非所有权归属本身。这一概念选择值得斟酌,有待配套解释文件予以厘清。
其二,条例对内部治理设置了大量量化指标,且多为强制性规范,未根据基金会的规模、类型、发展阶段作出差异化安排:年支出数百万元的社区基金会,和体量庞大的全国性资助型基金会,适用同一套治理框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
其三,本次修订未设置专门过渡条款,从条例公布到正式施行只有五十余天。公募与非公募资格衔接、净资产达标核验、章程修订完善、不合规账户清理等大量整改事项,都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登记管理机关应尽快出台过渡期操作指引,明确分批整改方案、净资产核算口径等实操标准;行业组织也应当汇总实践共性难题,集中反馈、凝聚共识,降低机构合规转换成本。
其四,信息公开是本次修法的核心亮点之一,而公开制度的正当性,恰恰建立在合理边界之上。条例已经划定豁免范围:涉密信息、个人隐私、捐赠人明确不同意公开的信息不予披露;同时将泄露受益人隐私与不依法履行公开义务一并列为违法情形。这一双重约束,指向现实中两类常见偏差:一类是选择性公开、报喜不报忧;另一类是不加节制的信息披露,侵害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如何在监督需求和权利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仍有待实践持续探索。
其五,理事异议免责规则的确立,是本次修订的重要进步,但尚不足以构建起完备的理事履职保障体系。一方面,勤勉义务缺乏清晰的认定标准,何谓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只能依赖个案裁量;另一方面,风险分担机制缺位,损害赔偿责任直接由理事个人承担,尚未配套责任保险、章程约定补偿等风险缓释渠道。对比公司法领域已经相对成熟的董事责任保险实践,捐助法人领域的制度供给明显空白。此外,针对理事履职的规范化培训、履职留痕指引、决策参考规范等配套机制,还存在不足。
其六,新条例赋予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管权责非常厚重:既负有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跨部门联动的职责,也可运用约谈、现场检查、委托审计、资料封存、账户查询等多项调查手段,同时承担评估评级、信用管理、受理投诉举报、引导社会监督等职能。
但对于这项权责如何落实,在程序上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条例仅对调查措施设置两项基础程序约束,而各类监管手段的适用情形、实施期限、当事人救济渠道、不当封存造成损害的赔偿规则、容错纠错的适用场景等关键事项,都还在存留白,需要在未来制定实施细则予以明确。
笔者认为,可以在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出台执法裁量基准,对 “情节严重”“重大损失” 等不确定法律概念予以细化,限缩自由裁量空间;二是规范整改期限制度,让 “责令限期改正” 从概括性条款转化为可落地的操作机制;三是增设容错规则,对于因专业能力局限、主观无恶意形成的合规瑕疵,优先采取指导纠偏,审慎适用处罚。
此外,比例原则是贯穿基金会监管的另一重核心约束。监管带来的合规成本,最终会传导挤压公益资源、由受益人间接承受。过强的监管压力,极易挤压小型基金会的生存空间,而这类机构恰恰常常深耕一些主流公益力量难以触达的边缘群体与细分需求。因此,监管强度应当与组织风险等级相匹配,做到风险分级、差异监管。
与此同时,也需要正视地域差异:直接登记、社区基金会的配套办法授权各省自行制定。制度差异本身并不可怕,需要警惕的是实践中 “重登记准入、轻持续监管”“以处罚惩戒替代指导培育” 的倾向。监管要有力度,治理要有温度,制度要有尺度 —— 三者之间的平衡,最终落脚于每一个个案当中的规范权衡。
作者:金锦萍
图片来源:IC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