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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聪明、最大胆、最有原创精神的人
做一个安静、耐心的陪跑者

中国慈善家 · 2026-11-13

十多年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薛天博士,在建立视觉研究实验室之初,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不能够看到红外线,而同时感光波谱范围损伤又会造成色盲等疾病。“能否借助材料科学技术,自由调节人和动物的感光波谱范围,甚至让人类突破原有视觉范围,获得感知红外光的能力?”

这不是一个轻易能写进科研经费申请书、并承诺在几年内取得明确成果的项目,它横跨神经科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研究路径并不清晰,最终能否实现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薛天后来获得了人类前沿科学计划的资助和支持,与材料科学家韩刚合作,逐步实现了利用材料科学技术让动物感知红外图像,并进一步开展通过隐形眼镜使人获得初步红外图像感知的探索。随后,薛天的研究又从眼睛延伸到眼与大脑的连接,及其介导光调节系列生命过程的神经机制,并在2022年获科学探索奖,第二年又获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支持。

回顾自己的科研经历,薛天发现,正是来自社会力量的资助,让他在一些关键节点上,有机会走出原来的研究舒适区,尝试那些在传统科研资助体系中未必容易获得支持的方向。在他看来,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最重要的价值是多样性,无论在科学品位、价值诉求,还是资助模式上,为以政府资助为主导的科研资助之外的多样性辅助来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薛天。

这也正是首届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大会希望探讨的话题。这场由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中国)与《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大会,以“寻路与建构: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为主题,试图在科技投入之外,回答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科学探索越来越需要长期投入、跨学科协作和对不确定性的容忍,除了政府和市场,社会力量还能做些什么?


“社会力量”形式多样化

一项研究可能经过多年探索,最终没有得到预期结果;一个今天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科学问题,也可能在未来成为一项重大技术突破的起点。基础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价值往往无法在投入之初就能得到准确判断。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也需要多元化的资助机制。

长期以来,政府财政投入是中国基础研究的重要支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需求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基金会和个人捐赠者也开始尝试进入这一领域。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编制的《中国科学慈善基础画像报告》(简称“报告”),从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慈善信托、联合基金、股权捐赠等多个维度对科学慈善进行了扫描,并深度解剖了15个案例,第一次给出科学慈善的全景式画像。

报告数据显示,2021—2024年,共有1175家基金会开展过科学慈善项目。以2024年末全国9801家基金会为参照,已有12%的基金会进入这个领域,按“连续3年稳定开展科学慈善项目”的严格口径,全国共有234家科技类基金会,其中49%由企业或企业家发起。

2016年,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决定将资金投入脑科学研究,出资组建天桥脑科学研究院。研究院成立之初投入10亿美元,希望支持全球脑科学研究,探索人类尚未解开的脑科学奥秘。十年来,研究院的资助实践逐渐从向科研机构捐赠,拓展到建设前沿实验室、培养青年科学家、支持科研型临床医生、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和开展科学传播。

在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扬看来,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有其独特的优势——好奇心驱动,更宽容失败和鼓励创新——所以往往方向上更前沿。也正是如此,研究院较早布局了脑机接口、AI精神健康等方向。而在资助对象的选择上,社会捐赠资金也更具灵活性,特别重视青年科学家、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比如科研型临床医生。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中国)副院长杨扬。

然而,基础研究投入风险高、周期长、具有不确定性,如何让社会力量愿意投、放心投,需要从制度层面,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报告同时发布的《上海篇丨从数量领先到机制探索》,呈现了上海已经搭建的一系列制度接口:比如基础研究“探索者计划”,由企业出题、政府与企业1∶1共同出资,目前合作企业从最初的2家增加到24家,资助项目200多个;基础研究公益基金会共同支持政策,按照基金会投入多少,政府按50%配套;浦东新区自然科学基金,则把“科技捐赠”写进管理办法。

“基础研究需要稳定的公共投入,也需要灵活的机制和多元的视角,而这些正是社会力量的优势所在。”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舸看来,社会力量不是基础研究的旁观者,而是全社会基础研究生态的重要建设者。

在这个生态中,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模式。腾讯设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把科学慈善的钱花得更专业;小米公益基金会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捐赠,恒瑞医药等民营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建联合基金,宁德时代联合创始人向复旦大学捐赠支持基础与交叉科学研究,都是借高校和公共科研资助体系的评审规则与公共信誉,把钱配置出去;陈天桥夫妇则是建立研究院,共同参与到科研之中;上海的启源基金会作为国内首个由国资发起的基金会,扩大了社会力量的参与范围;而美团创始团队成员杨锦方,则以个人捐赠设立清华大学方塘研究基金,支持建立方塘研究院,重点研究AI时代的原始创新与基础思想问题,支持孕育原创科学的思想、文化与知识生态。

“基础研究需要公共资金承担主体责任,但社会资金可以在资助周期、研究方向和人才支持方式上进行探索。”杨锦方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意义不一定在于投入规模有多大,而在于能否为科学家提供一些不同于传统资助体系的选择。


“选人”成最大难题

社会资金进入基础研究,首先面临一个问题是:究竟应该资助什么?

传统科研资助通常以项目为中心,科研人员提出研究目标、研究方案和预期成果,经过专家评审后获得经费支持。这种方式有明确的管理流程,也有利于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但对于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基础研究而言,这套机制可能难以适用。

“如果一项研究在启动之初就能够清楚地写出研究路径、阶段性目标和预期成果,可能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探索能力相对有限。而一些真正具有突破潜力的研究,往往连科学家自己也无法准确判断未来会走向哪里。”薛天告诉《中国慈善家》。

腾讯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尝试改变这种资助逻辑。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秘书长李越琪介绍,基金会于2022年8月8日在深圳注册成立。2023年5月,腾讯一次性向基金会捐赠100亿元人民币,希望以长期主义支持基础科研,并将自己的资助理念概括为12个字:长期、稳定、自由、选人不选项目。

所谓“选人不选项目”,并不是完全不考虑科学家的研究计划,而是将判断重点从某一个具体项目转向科学家本身。李越琪解释,基金会希望鼓励原始创新,而原始创新意味着结果具有较大风险,研究计划也很难有明确的时间表。如果一项研究能够清楚地承诺在什么时间取得什么成果,它可能就不属于真正意义上高度不确定的“从0到1”的原始创新。

然而,怎样找到这样一批“最聪明、最大胆、最有原创精神的人”,这是社会力量在进入基础研究领域,面临的更大难点。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方塘研究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美团创始团队成员、前美团副总裁杨锦方。

杨锦方对此深有感触。他在接受《中国慈善家》记者采访时坦言,整个项目推进过程中,最大的瓶颈并非资金,而是发掘出符合期待的潜在思想家。“找到值得资助的‘思考者’格外艰难”。

为应对AI时代带来的精神与思想变局,方塘推出未来人文学者计划,打破传统学术圈层壁垒,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要求候选人必须对AI时代的人文哲学问题拥有强烈使命感。“单单这一条标准,就筛除了99%的候选人群体。”杨锦方说。

但杨锦方对此并不悲观。他认为,随着 AI 对社会的改造持续加深,生存意义等人文层面的焦虑会进一步蔓延,社会对原创思想的需求会持续提升,未来具备使命感的潜在思想家供给有望慢慢增加。只是当下,发掘这些潜在思想者,仍是横亘在项目面前最大的现实阻碍。


做安静的“陪跑者”

随着越来越多社会力量进入基础研究,一个问题逐渐显现:有钱之后,真正困难的是什么?

如果说新基石科学基金会试图改变科研资助的方式,那么天桥脑科学研究院的实践,则展示了社会力量如何从资金投入逐步走向科研生态建设。

杨扬透露,进入下一个十年,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启动了两项新计划,首批预计投入2亿元人民币。一项是孵化一家精神健康科技企业,致力于用新技术守护中国人的心理健康,它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公共福利公司模式,把对社会的承诺写进公司的基因;另一项是天桥学者计划,专门资助中国兼具卓越临床能力和科研能力,有志于用新技术推动医学研究的医生们,给他们一笔灵活的钱,让他们去做真正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而在资助周期上,科学捐赠者们选择了一条长期主义的道路。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尝试提供最长10年的支持,杨锦方愿意为方塘研究院承诺20年。不同的资助周期背后,是对科学规律不同程度的理解和尊重,但长期资助也不意味着可以不进行监督。

在决定捐赠之前,杨锦方走访了5所大学,最终选择清华大学。他看重的是大学成熟的学术共同体、组织能力和财务合规制度。在他看来,这些条件能够为研究提供个人独立创办机构难以替代的支持。

2023年,他与清华大学签署捐赠协议,设立方塘研究基金。2024年4月,方塘研究院揭牌。杨锦方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单纯的资金提供者。他几乎将全部时间投入研究院建设,希望将企业经营过程中形成的技术洞察、组织能力和长期判断带入学术支持领域。

杨锦方介绍,方塘未来人文学者项目计划经过三轮遴选,最终入选者将获得每年20万元,最长20年的资助承诺。对于一个个人捐赠项目而言,20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尺度,这不仅意味着资金的投入,也意味着捐赠者需要接受研究可能长期没有明确成果的现实。

李越琪透露,2027年,本来定位服务于新基石科学家的内部交流活动将升级为一个全球的开放性学术交流产品,届时欢迎全球的学者来申报议题,并希望借此契机,为中国科研界创造更多跟国际学者交流的机会,帮助更多职业早期的青年科学者能够用很低的时间成本参与高质量的学术交流。

“基础科研是一个长跑,我们作为公益工作者,就是做一个安静的耐心的陪跑者。”李越琪说。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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