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球慈善版图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重组。

这一年的1月，贝莱德等全球金融巨头接连退出净零排放联盟，ESG基金遭遇196亿美元资金外流，标志着曾经风光无限的ESG运动进入调整期。12月，戴尔科技创始人Michael Dell夫妇宣布捐赠62.5亿美元建立儿童投资账户，创下美国历史上针对儿童的最大规模私人捐赠纪录。同样在这一年，中国修订后的《慈善法》正式施行；印度企业通过强制性CSR政策累计捐赠超过400亿美元；非洲成为全球捐赠收入占比最高的大洲。

这些看似分散的事件，实则共同指向一个清晰的信号：传统的“为评级而向善”正在让位于“为连接而向善”，资本驱动的社会责任叙事正在被技术赋能、社区植根、长期投资的新模式取代。2025年，或许会在全球慈善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是因为它终结了什么，而是因为它重新定义了什么。

ESG的困境与慈善的韧性

ESG的困境早有征兆，2025年只是矛盾集中爆发的临界点。首先是政治化陷阱。在美国，ESG已经从商业议题演变为文化战争的前沿阵地。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命令反对DEI(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政策，引发对ESG原则的更广泛抵制。2024年，德克萨斯州教育委员会投票终止贝莱德管理的85亿美元投资，理由是该公司“对化石燃料行业怀有敌意”——尽管贝莱德在德克萨斯能源公司的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贝莱德对环境和社会类股东提案的支持率从2021年的47%暴跌至2025年的4%，充分说明了政治压力的威力。

其次是回报困境。ESG基金长期跑输基准指数的事实，让资本的耐心消耗殆尽。2024年，美国ESG基金遭遇196亿美元资金外流，而传统基金却因降息预期和AI股票上涨获得约7400亿美元流入，这一趋势在2025年继续加强。数据用最直白的方式回答了投资者的疑问：ESG真的能带来超额收益吗？

第三是信任危机。“漂绿”丑闻层出不穷，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家公司的ESG评分高度分化，使ESG逐渐失去其作为“公共语言”的权威性。当人们发现，一家公司可以一边承诺退出动力煤投资，一边持有嘉能可等煤炭供应商的大量股份时——就像贝莱德那样——ESG的可信度还剩下多少？

但是，ESG的退潮并不等于社会责任意识的退潮。贝莱德在退出声明中强调：“这不会改变我们开发产品和解决方案或管理投资组合的方式。我们的主动投资组合经理将继续评估重大的气候相关风险。”这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企业正在放弃的是ESG作为一套复杂的、标准化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评级体系，而非“向善”本身。当“长期主义”被装进季度报表的框架，当“社会责任”被简化为评分博弈，ESG反而被迫迎合短期回报逻辑，陷入自我消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ESG的退潮更像是一次“形式退场、精神迁徙”——社会责任正在从资本叙事回归人性本能，从评级报告走向真实行动。

慈善的新标尺

2025年世界捐赠报告引入了革命性指标：捐赠占个人收入的比例。高收入国家平均仅捐出收入的0.7%，而低收入国家达到1.45%——富裕国家的捐赠比例只有贫困国家的一半。

这揭示了反直觉的真相：慷慨与财富之间不存在正相关，甚至可能负相关。总部位于英国的百年慈善机构——慈善援助基金会CAF的研究发现，捐赠行为与“社会规范约束力”高度相关。在沙特阿拉伯，每位捐赠者平均提及2.27个“社会性捐赠理由”(宗教义务、社区责任、家族传统)，而在瑞典和瑞士仅为0.74。提及少于一个社会性理由的国家，平均捐赠比例仅0.56%；提及接近两个的前20个国家，平均达1.98%——是前者的3.5倍。

这说明慷慨深植于紧密的社区纽带、共同的文化认同与利他传统,而非简单的经济能力。在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宗教、家族、社区构成强大的社会资本网络，人们通过捐赠维系这种网络，也从中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相比之下,高度个人主义的富裕社会，虽然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可能削弱了人们对“相互照顾”的直接需求。当政府与市场承担了更多社会功能，慈善可能从“生存必需”退化为“道德选项”。

这一发现对全球慈善发展具有深远启示。它提醒我们在衡量一个社会的慷慨程度时，不能简单地看捐赠总额，而要看人们愿意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多少比例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慈善行为背后的深层驱动力——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具体的社会连接、文化认同和利他传统。当全球大多数普通人正用他们收入中可观的一部分默默行善时，这本身就是对社会责任最实在的践行。

商业向善2.0

当传统公益陷入“合规”窠臼时，企业慈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变。最显著的标志是：企业开始用“核心能力”而非“闲置资源”参与公益,标志着从“慈善1.0”向“慈善2.0”的跃迁。

腾讯的“乡村CEO”计划不是简单的资金输送，而是通过数字化工具、平台能力帮助乡村建立可持续的治理与产业能力。物流巨头的公益项目是帮助偏远地区建立冷链仓储系统，直接解决农产品“种得出、运不出”的根本问题。技术公司提供的不是支票，而是“系统性解决方案”——这是钱买不到的能力。

印度的案例更具启发性。2013年《公司法》要求净利润超过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将至少2%的净利润用于CSR活动。这一政策在不到十年内，将企业捐款从12亿美元提升至417亿美元，增长近35倍。更重要的是，它将“包容性增长”纳入企业董事会核心议程，推动企业将CSR从“成本支出”转变为“战略投资”。

2025年12月，一个标志性事件震动了全球慈善界。戴尔科技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及其夫人苏珊·戴尔宣布捐赠62.5亿美元，为2500万美国儿童建立“特朗普投资账户”(Trump Accounts)。这笔捐赠是过去25年来罕见的超大额单笔慈善承诺，超过戴尔基金会26年来总捐赠额的两倍，也是美国历史上针对儿童的最大规模私人捐赠。

这个账户的设计理念完全不同于传统慈善。它不是“给钱”,而是“种下投资的种子”。每个符合条件的10岁以下儿童将获得250美元初始资金，存入由美国财政部管理、私人公司运营的投资账户，强制投资于追踪美国股市指数的低成本多元化基金。父母和其他人每年可贡献最多5000美元，直到孩子18岁。孩子18岁后,可以将资金用于教育、购房或创业，或转为退休账户继续免税增长。按最大贡献计算，这个账户到孩子28岁时可能价值110万美元；即使没有额外贡献，也可能价值1.81万美元。

戴尔说：“当孩子们拥有这样的账户时,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会改变。”他引用研究数据指出，拥有儿童储蓄账户的孩子，更有可能高中毕业、上大学、买房、创业，进入监狱的可能性就会变小。他夫人补充说：“我们希望这些孩子知道,不仅他们的家人关心他们，他们的社区、政府、国家都关心他们,都在为他们的美好未来投资。”

这种模式的革命性在于：它将慈善从“消费”转变为“投资”,从“当下救济”转向“长期赋能”，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戴尔夫妇希望这能激发更多富豪参与。特朗普在白宫宣布仪式上表示，他正在与其他富豪讨论类似捐赠的可能性。

从腾讯的能力输出到戴尔的投资账户，从印度的强制企业社会责任CSR到中国46家企业的生态协作，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公益不再是企业主营业务的附属品，而是深度嵌入业务逻辑的价值创造活动。它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企业的存在,是否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慈善的目标不是让人依赖施舍，而是让人拥有自我发展的资本和能力。这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商业向善。

技术重建信任

传统慈善体系长期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信任成本过高。捐赠人不知道钱去了哪里,中间环节的效率损耗与信息不对称,让善意在传递中不断衰减。而在慈善领域，2025年持续全年的众多技术进步正在提供更具穿透力的解决方案。

区块链技术在慈善中的应用不是噱头，而是实实在在的信任基础设施。中国的区块链慈善平台将每一笔钱、每一个环节都记录在链上，任何人都可查询，任何机构都无法篡改。这使得“悲情营销”“虚假受益人”和“资金挪用”等问题在技术层面被根本杜绝。更重要的是，区块链让“可验证性”从“事后审计”变为“实时透明”。捐赠人随时可以看到自己的善意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即时反馈,是激发持续捐赠的最强动力。

2025年进步最大的无疑是AI在慈善中的大规模应用。慈善场景中AI已从简单“匹配工具”进化为“战略洞察官”。传统慈善依赖人工审核与经验判断，效率低且容易遗漏。AI可以快速识别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最适合的帮扶方式、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更革命性的应用是“预测性慈善”。通过分析社会经济数据、气候变化模式、人口流动趋势，AI可以提前预警潜在社会问题,让慈善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干预”。比如，通过分析气候数据与农业产量，AI可以预测哪些地区可能在几个月后面临粮食短缺，从而提前调配资源，避免人道主义危机的发生。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数字化募捐案例展现了技术的聚合力量。中国预计在2025年通过数字募捐平台筹集了约130亿美元，沙特则在2025年筹得13.3亿美元，中国体量更大，但是沙特增长速度更快。数字平台将小额、碎片化的善意聚合起来，产生规模效应。过去,一个人可能因为“捐得太少不好意思”而放弃捐赠，现在，10元钱也能通过平台找到合适的项目,并看到实时反馈。这种“微慈善”的兴起,正在改变慈善的人口结构——从“少数人的大额捐赠”转向“多数人的持续小额参与”。后者虽然单笔金额小，但总量巨大，且更具可持续性。

技术正在公益领域构筑一种全新的信任模式。区块链+AI的慈善模式,是“全程记录+算法验证+公开透明”的三重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可被追溯，每一笔资金都可被审计，每一个结果都可被验证——这是用技术代码建立的信任，而非用制度承诺建立的信任。当每一份善意都能被清晰追踪、验证其影响时，公众的参与热情才会被真正点燃。这种基于技术的信任机制，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慈善的运作逻辑，让透明度从理想变为现实，让问责从口号变为代码。

生态协作与气候慈善的缺口

2025年最显著的趋势，是“公益生态圈”的崛起。最复杂的社会问题，无法靠单打独斗解决。气候变化不是某一家企业能解决的，乡村振兴不是某一个NGO能完成的，教育公平不是某一个基金会能实现的。这些系统性挑战，需要系统性协作。

由腾讯、伊利、联想等46家中国企业发起的“可持续社会价值生态圈”展现了这种模式。不同企业贡献不同维度的核心能力，形成“全栈式”解决方案。解决乡村教育问题，需要硬件、软件、内容、物流、资金。任何一环缺失，项目都无法落地。当46家企业的资源、网络、能力被整合，其社会影响力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指数级放大。

这种“组团”模式是全球趋势。在欧洲，欧洲投资银行与法国兴业银行合作，提供5亿欧元反担保支持风电项目，撬动80亿欧元资金流入。在非洲，中非公益合作论坛提出，未来五年实施500个公益项目，涵盖妇幼健康、教育培训、乡村发展、清洁饮水。在亚洲，香港国际慈善论坛启动“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与10家亚洲顶尖基金会合作，构建“植根亚洲、惠泽亚洲”的慈善生态系统。

但一个触目惊心的缺口正在显现：气候慈善。2024年全球基金会对气候适应和韧性的资助达到创纪录的8.7亿美元，但这仅占全球慈善捐赠总量的不到2%。更严重的是，即使在这有限的气候资金中，仅有约十分之一用于气候适应，绝大部分资金流向“减缓”(减少排放)，而非“适应”(帮助脆弱群体应对气候影响)。

2025年，这一领域的情况进一步恶化。10月，比尔·盖茨发布了一份震动全球的备忘录，呼吁气候领域进行“战略转向”——从专注于减排目标转向优先解决贫困和疾病问题。盖茨的表态，标志着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气候慈善家之一的优先级发生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美国政治风向也在向气候行动施加更大压力。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推行“drill， baby， drill”(拼命钻探)政策，承诺大幅扩大石油和天然气产能，取消了包括阿拉斯加保护区在内的多项钻探禁令。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平均气温10.9℃，较常年偏高1.01℃，再创历史新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老人、残疾人、儿童、妇女和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以及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既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又是最缺乏应对能力的群体。

政府的气候投资主要流向基础设施与大型项目，市场的气候投资主要流向有商业回报的领域。而社区层面的气候适应、弱势群体的气候韧性建设，往往被忽视——这恰恰是慈善最应该发力的领域。帮助沿海渔民社区建立预警系统，为干旱地区农户提供节水技术，为城市贫民窟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抵御极端天气，为气候移民提供技能培训与生计支持。这些项目单体规模小，不适合政府大规模投入，也缺乏商业回报——但它们直接关系到数百万人的生存。慈善的作用，是填补政府与市场无法覆盖的缝隙。

然而，当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家开始转移优先级，当全球最大经济体推行反气候议程时，这个本就严重不足的领域，正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善意的新算法

2025年的全球慈善图景，正在用事实重新定义一个古老的命题：什么是真正的“向善”？

答案不在华尔街的评级报告里，不在季度财报的ESG栏目中，而在尼日利亚人捐出的收入2.83%里，在戴尔夫妇为2500万儿童种下的投资种子里，在中国46家企业组成的生态协作网络里，在区块链上每一笔可追溯的善款流向里。当资本驱动的社会责任叙事陷入政治与回报的双重困境时，慈善以最古老也最现代的方式证明：人类向善的本能从未消失，它只是在寻找更真实、更持久、更有效的表达方式。

从“为评级做公益”到“为连接做公益”，从“标准化的善”到“在地化的善”，从“报告里的责任”到“行动中的改变”，2025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技术让信任变得透明，协作让影响成倍放大，投资型慈善让帮助变成赋能。真正可持续的社会责任，不依赖标签而依赖连接，不依赖评级而依赖信任，不依赖口号而依赖长期行动。

或许多年以后回望，我们会发现，2025年不是慈善的终点，而是一个新起点——当人类终于明白，衡量文明进步的核心变量，从来都不在报表中，而在我们是否仍愿意在不被要求的情况下，选择彼此照亮，彼此成就。这才是善意真正的算法。

（作者系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世界经济副研究员）

作者：朱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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