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条求助信息在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的大学生之间被频频转发，求助人是学校旁边小吃街上的“煎饼大叔”张建武。今年10月，张建武被诊断为肾癌，癌细胞已转移到肝脏和肺部，后续只能依靠放化疗等综合治疗来控制病情。为了给他看病，一家人花光了积蓄，无奈之下，张妻通过水滴筹发起了筹款。

小吃街上其他摊主知道这件事后，也纷纷在自家摊位贴上张建武的筹款码，将当天所有营业额，全部捐给“煎饼大叔”。消息传开后，很多人特意赶到小吃街，为张建武尽一点心意。

一场由大学生、当地商户、水滴筹平台等共同参与的爱心救助行动正式展开。在爱心人士的帮助转发下，张建武共计筹款超13万元，其中陌生人捐款比例高达90%。

600万户患者家庭，筹款超千亿元

今年50岁的张建武来自福建南平市浦城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有两个孩子以及年迈的双亲，多年来，一家人在福州靠摆摊卖煎饼维持生计，也渐渐攒下一点积蓄。但一场大病，让这个家庭很快陷入困境。

像张建武这样的家庭，在中国的乡村并不少见。虽然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已稳定在95%以上，但大病治疗的高额自付费用仍让许多家庭无力支撑。数据显示，全国每年自付医疗费用5万元以上的大病患者近400万人。

这也成为大病筹款行业存在的现实基础。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大病筹款平台通过技术赋能，搭建起连接爱心人士与困难患者家庭的桥梁。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数据显示，全国已有 600 多万户家庭通过个人求助平台筹款超千亿元，累计 26 亿人次参与捐款，超过 10 亿人通过转发、捐助等方式参与其中。以水滴筹为例，从2016年上线至今，该平台已累计帮助361万大病患者筹集爱心资金712亿元，平均64%的筹款来自陌生人捐款。

“这一数据标志着从熟人互助向陌生人众筹范式的转移，构建了新型社会信任和协助模式。”民政职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赵晓芳认为，互联网拓展了社会互助的边界。

而这样的边界，通过一些新崛起的新媒体平台，还在不断向外延伸。2024年，水滴筹发起的 “守护计划”，通过短视频、爱心首页、小程序等形式拓展筹款渠道，每年投入10亿流量扶持，帮助更多大病患者筹到治疗费用。

“大病筹款平台已从最初的模式创新，发展为社会救助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创始院长王振耀说。

但在亮眼成绩背后，行业黑灰产问题仍在困扰行业，考验着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2024年9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为大病筹款行业划定合规底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只能在指定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开展活动，包括求助信息发布和捐助资金归集、管理、拨付等。同年12月，水滴筹等三家平台成为官方指定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标志着行业迈入规范发展新阶段。

如今，《管理办法》已实施一年，但个人求助平台的真实性与安全性等问题，依然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信息的真实性谁来负责？

2024年10月，因罹患霍奇金淋巴瘤，兰某飞通过水滴筹发起筹款。但发起筹款不到一个月，兰某飞就在多个社交群聊中晒出新房照片，引发捐助人的质疑。

接到举报后，水滴筹立即关闭了兰某飞的筹款通道，并展开调查，核查过程中兰某飞仍多次向平台隐瞒信息。直到平台第四次与其本人联系核实信息，兰某飞才最终承认存在问题。之后，水滴筹发布声明，宣布已将兰某飞列入“筹款人失信”黑名单，永久禁止发起筹款，所筹善款已全部退还给捐助人。

在这个案例中，平台反应和决策都较为及时，但这一事件也暴露了信息真实性审核的难点。

平台配备众多筹款审核人员，重重审核确保大部分筹款案例的真实性，但实际操作中仍会被少数人钻漏洞。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要求平台对求助信息真实性进行核验，但平台作为社会公司，目前尚无法与政府部门建立信息共享通道，在核验求助人的财产状况时缺乏有效手段。在金锦萍看来，平台承担着与其能力不匹配的责任，一旦出现问题就面临行政处罚风险，却缺乏履行义务的必要条件。

尽管《管理办法》明确了平台的资质要求、审核义务、资金管理等核心规范，为行业发展划定了法治边界。但在金锦萍看来，这种权责划分主要体现在理论层面，实践中信息核查与资金使用合规的核心责任仍过度集中于平台。她建议制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明确政府、平台、公众的具体责任，避免将信息核查和资金监管的全部压力压给平台。

“各方权责在具体操作层面模糊性较大，民政部门的主导责任、平台的审核义务、公众的监督权利，缺乏明确的划分标准。”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谢琼认为，权责边界模糊与信任危机进一步制约行业发展。她建议细化民政部门查验标准，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打通民政、医保、公安等部门的数据壁垒。

这一点，在海南、浙江等地的试点中已被证实有效。以海南“海惠帮”为例，海南省医保局联合民政、工会、妇联等系统，与水滴筹建立合作网络，成功解决了地中海贫血患者30万-50万元的治疗费用难题。浙江缙云县更是通过部门联动，实现5万以上自付费用自动报警制度，为其快速筹措资金，此举验证了多方协同救助的可行性。

“这种模式值得全国推广。”王振耀提出，政府应主导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让平台能够合法地查询求助人关键信息，增加核验信息的准确性和效率。

如何让善款真正用于治疗

除了真实性，资金安全也是人们对个人求助平台的普遍期待。

为了解决“拨付后监管真空”这一难题，早在2020年，水滴筹就与平安银行达成合作，签署资金托管协议，成立“大病求助平台资金专户”，将用户资金与平台自有资金物理隔离，也就是说水滴筹捐赠账户里的钱，平台任何一位工作人员都不能随意支取，最大程度确保筹款资金流转的安全透明。

2024年9月出台的《管理办法》，要求平台归集的捐助资金由第三方银行专用存款账户管理、专项使用，从根本上防范善款挪用风险。但这种银行专户托管模式，尽管能实现平台与资金的物理隔离，却对于资金到账后是否真正用于治疗，缺乏有效约束。一方面，大病筹款平台通常情况下是将善款直接拨付到个人账户用于大病患者疾病治疗，但后续资金是否用于治疗，如何进行有效追踪仍是一个难题。另一方面，资金查验要求与运营成本成正比，与救助便捷性成反比，过度追求合规完美，可能延误患者最佳救治时机。

因此，谢琼也从完善资金监管制度方面给出建议，提出推行善款使用公示制度，要求求助人定期上传医疗票据，平台进行抽查核实等。

以水滴筹为例，筹款页面上有明显的公众监督入口，即举报、证实、评论功能，供患者社交网络中的熟人参与验证，平台会对其反馈的信息进一步核实；只有通过平台最终审核，并经过社交网络熟人验证之后，发起人才可以提现，并需要提交相关的治疗票据，由此保证每一笔款项都用于医疗治疗。

此外，如其他行业一样，大病筹款行业也面临一些黑灰产牟利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分不清灰产的牟利和平台的服务费，认为个人求助平台应完全免费。因此，平台为维护自身运营而收取服务费的举动屡遭诟病。

在《管理办法》中，明确平台可收取合理费用，但需遵循保本或微利原则并公开标准，既保障了平台的可持续运营，也维护了用户的知情权。目前，水滴筹是按照6%的比例收取服务费（单个筹款案例最高不超过8000元），但在调研中发现仍有受访者不了解服务费标准，对收费行为难以理解。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都会制约平台发展，从而影响大病筹款这个行业的公众信任度。在赵晓芳看来，公众对信息真实性、资金安全性的担忧，导致捐赠意愿下降，构建信任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构建信任需要多方协作

信任的构建，有赖于信息的透明，技术的保障，以及多元的协同。今年5月份，平江一家四口因为火灾重度烧伤，在平台筹款300万，后来两名患者去世，家属希望申请将剩余款项用于家庭里孩子的抚养教育以及老人的赡养。

依照平台的规则，所有筹款都只能用于患者的疾病治疗，但这样的申请，在个人求助平台并不鲜见。支持者认为，伤者家庭困难是事实，用于家里的其他开支也不算“辜负爱心”，反对者则坚持专款专用的观点。

金锦萍认为，善款能否用于家庭其他方面的开支，取决于筹款文案中的描述与承诺。“假如筹款文案中载明用于治病和生活困难时的其他开支，那无可厚非。但如果文案当中注明善款仅用于治疗烧伤，既然患者已不幸离世，扣除必要开支后剩余善款使用也需征求捐赠人的意见。”

最终，水滴筹通过征求捐助人意见，实现余款的合理分配与退还。对于这种征求意见决定善款用途的形式，王振耀予以肯定，认为此举为行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他强调，大病筹款行业的问题，需要各方协商解决，而不是给标准答案，“协商才能推动良性的机制形成。”

而这一做法的实现，也是基于水滴筹平台很早就推出的主动退款机制，近一年已有4734名患者向45.7万捐款人退回数百万元。让因治疗好转或治疗方式改变等原因不再需要资金的筹款人可以退还善款，目的就是用实际行动赢得公众信任。

为了解决信息真实性问题，加大信息核验的准确性是必要前提。对此，水滴筹引入AI技术，用于识别虚假医疗票据，并建立“人工 + AI”多重审核模式，组建了百人审核团队和专业医学团队，搭建重大疾病数据库等，同时，深化与医院的信息对接、加大对不实行为的惩戒力度，从源头遏制违规行为的发生，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救助。近一年，水滴筹拦截并驳回了不符合发起条件的筹款申请共计2580例，其中有1751个违规用户被平台永久拉黑。

一旦核实发现求助人存在隐瞒、虚假、伪造等行为，平台会立即冻结筹款、终止项目、调查处理，对于已经提现的会全力追回款项并退还给捐款人，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会联动公安进行严厉打击。水滴筹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通过平台举报功能进行核验并最终停止筹款的案例共1403个，公众监督机制已成为平台真实性核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理办法》实施已有一年，在对行业进行规范的同时，大病筹款行业的治理难度也逐渐显现，专家们认为，对于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更需要多方协同寻找破局之道。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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