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八成以上企业捐赠，但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民企基金会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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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是一场系统性变革

中国慈善家 · 2025-12-19

　　从被动响应的捐赠者，到主动布局的战略者，再到跨界协同的创新者，中国企业公益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型。

　　2025年12月18日，在由《中国慈善家》杂志社主办、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破局者”的影响力慈善年会上，来自研究者的观察，来自实践者的分享，以及基于对101家民企基金会的调研形成的报告，如同一次行业全景扫描，清晰呈现出中国企业公益在理念、实践与生态层面的三重突破。

企业公益专业化、战略化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当日发布的《民营企业与企业家公益影响力观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企业捐赠总额达1156.59亿元，占社会捐赠总额的76.58%，其中80%以上由民营企业捐赠。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不再满足于捐赠，而是成立专门的企业基金会，系统地做公益。

　　“中国捐赠总额中80%以上来自企业，这与美国私人捐赠占80%以上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既体现了中国慈善的本土特色，也反映出行业尚未完全破局的现状。”南都公益基金会原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高西庆则认为，这种现状是由机制决定的。“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完善的税法设计，让私人捐赠成为慈善主流。而中国在税法优惠等方面，还缺乏制度激励。”高西庆认为，这些问题不利于激发中国企业家做慈善的积极性。他呼吁，应借鉴国际经验，通过税收政策激励私人捐赠，让慈善生态更加多元均衡。

　　民企公益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捐赠规模上，更是超越传统捐赠模式，呈现出专业化、战略化的鲜明特征。《报告》显示，在中国的企业基金会中，民企基金会数量占比81%、资产总额占比83%、公益支出总额占比75.17%。

　　在徐永光看来，中国企业的CSR，已从1.0阶段的法律强制性社会责任，提升到3.0阶段的战略慈善。即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公益行动与企业发展战略深度融合，既高效解决社会问题，又强化自身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与社会的长效共赢。

　　《报告》也用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发起动因上，64家基金会将“发挥企业核心能力和优势解决社会问题”作为首要目标，77家强调“以专业化的组织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比如，复星基金会利用深厚的医疗禀赋和资源，从2017年开始，守护中国的乡村医生。“八年来，我们在中国的版图上守护了全国16个省市78个贫困县里的25000名乡村医生，通过25000名乡村医生，进而守护了300万户乡村家庭和1600万的乡村人口。”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海峰说。

　　贝壳基金会立足社区，从社会价值、商业价值、自身资源和能力四个维度“圈”出社区的真实需求，看看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做什么样的项目，以及怎样让这些项目可持续、可规模化和产生真正的社会价值。“我们会用这四个维度来找到坐标，找到着力点。”贝壳集团副总裁、贝壳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贾生平表示，借助“四圈理论”，贝壳基金会从2018年针对社区老年人启动了“我来教您用手机的项目”，项目进行八年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议题布局上，民企公益除了立足自身业务，也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和社会紧迫需求，乡村振兴(76家)、基础教育(57家)、医疗健康、应急救灾、一老一小等领域成为关注重点。

　　在运作路径上，“资助+运作”的混合模式成为主流，占比达70.3%。超过三分之一的机构以自办项目为绝对主导。比如，龙湖公益基金会将企业的空间服务、管理运营能力融入公益项目，通过“湖光计划”以变革管理模式改善县域教育生态，影响184名校长、3500名种子教师和57000多名学生，体现了民企亲自下场、深度参与项目的优势。

　　业务协同已成为行业共识，85%的基金会认同公益与企业主业协同的价值，腾讯集团通过“数字关爱平台”打通“宝宝券”“数字救灾”等案例，货拉拉基金会推出“运力关爱支持卡”，都是企业核心能力与公益场景深度融合的典范。

多重挑战

　　尽管民企公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报告》也客观指出了当前企业基金会面临的多重挑战。

　　内部层面，专业人才短缺问题最为突出，既懂公益又懂企业的复合型人才尤为稀缺，同时，19家基金会存在组织定位模糊问题，20家认为绩效考核指标不清晰，难以用商业指标证明公益价值。

　　外部环境方面，合规成本高企与舆论风险敏感构成双重压力。42家基金会反映年审与评级材料过多过细，29家认为政策信息传递不畅。尽管明确遭遇较大舆论压力的基金会不足一成，但七成机构担心出现负面舆情。

　　此外，部分中小企业公益投入持续性不足，公益项目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影响力评估体系尚不健全，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

　　而更大的困境，在于企业基金会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报告》调研选取的101家样本基金会均为行业“优等生”，2024年，基金会净资产总额达234亿元，占全国企业基金会总额的36%，年度公益支出74.3亿元，占全国企业基金会总额的31.8%。然而，在过去三年，这些优等生的捐赠收入下降60%，呈现断崖式下滑，但公益支出还在增长，同时，基金会净资产规模在下降，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基金会都是动用了老本做公益。

　　“今天，我们以破局者为题，这不仅仅是年会的主题，更是对慈善公益事业当下状态与未来使命的一次精准画像。”《中国新闻周刊》社长、《中国慈善家》社长吕振亚认为，企业正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创新的关键力量。一大批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破局者们将企业技术、供应链平台链接等核心的商业能力系统性地注入了公益的场景，为解决教育、乡村振兴、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等复杂问题提供了超越捐赠的创新方案，将庞大的商业生态转化为公益的生态。

　　然而，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人口结构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没有任何单一的力量能够独自地应对。这就要求慈善公益必须再次审视自己的立身之本——创新。“我们必须立足创新这个根本，发挥实践主体多元跨界连接紧密的独特优势，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和支持企业等社会力量，将产业能力更深、更巧地应用于解决当下紧迫的社会痛点，追求更具效能、更可持续的公益模式；另一方面必须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耐心。”吕振亚说。

　　在当天下午的三场影响力慈善沙龙上，进一步从三个维度展开探讨，其中，“科学慈善”展现了前沿科学如何实现健康公平，企业如何构建创新机制；“公益出海”环节从认知对齐转向方法分享；“社会创新”板块则直面AI技术触及的深层结构问题。行业专家、跨界专业人士，引导实践者穿透现象，追问本质，引发思想激荡，寻求破局之道。

　　“企业基金会应该以受助人为中心，而目前我们最需要去做的，是怎样真正地帮助社会组织，把公益的最后一公里跑通。”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腾讯基金会候任秘书长肖黎明说。

破局：构建良性营善生态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各种变革和创新，探索破局之道。在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总裁、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闻佳看来，公益要可持续发展，一是模式创新，二是技术创新。在模式创新上，阿里巴巴的公益宝贝让一个个很小的善意，汇聚成将近30亿的捐赠；蚂蚁森林以一种娱乐、游戏的方式让每个人在不经意间种一棵树，将戈壁滩变成了森林。“所有模式创新的背后其实都是技术的升级，每一次技术升级都会催生出更多元化的公益生态，也推动公益慈善更加透明可行。”

　　“公益是一场系统性变革，不是捐赠了、改变了一个人就是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把整个系统做一个变革，才能保证项目能够持续的改善生态。”在龙湖集团执行董事、龙湖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沈鹰看来，变革管理，首先要有能力领导变革，二是要建立变革的共识，三是要监控变革的效果落地，四是要通过体系架构固化变革成果。此外，还要提升这些变革领导者的心智模式，不仅需要他们发自内心想要变革，还要让他们周围的生态发生一些改变。

　　对于有着61年历史的罗伯特·博世基金会而言，“长寿”的秘密在于企业特殊的股权架构，博世基金会拥有公司94%的股权，而博世家族占有的股权并不多。同时，这家德国企业实现了投票权和股权分离，投票权由一家公益信托设置，博世家族只占7%。因此，在公益领域，博世基金会每年享有来自于股权的分红，公益信托则把控公司的商业运营，由此博世公司实现了三权制衡，股权为慈善服务，这也让博世基金会保持了61年的持续运营。“博世是一家以长期主义目的和锚点的一家企业，所以，在公益上我们一直抱着长期主义为核心理念，希望坚定的在一个领域中持续做下去。”博世中国慈善中心主任郑莉惠说。

　　除了来自实践者的分享，《报告》也针对社会环境和监管环境，提出优化营善环境的建议。

　　在社会环境方面，要改变认知偏见，让公众看到企业公益的初心与成果，一方面建立多元表彰激励机制，增强社会认可，另一方面还需强化信息披露。样本中仅37家获得透明度指数评级，信息公开仍是建立信任的关键。

　　在监管环境方面，《报告》建议，一是尊重企业与基金会的战略协同关系，鼓励企业利用核心能力开展公益，秉持包容审慎、守住红线、允许试错原则。二是放宽业务范围限制，取消事前审批，允许跨领域运作。三是落实分类管理，避免一刀切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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