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武清，下朱庄街道。这里地处武清区南部，距离城区中心有一定距离，建筑物多是灰蒙蒙的住宅楼。

武清区的大部分人口，是被外界称作“北津人”的打工群体，下朱庄则是他们的聚集区。因为这里是天津与北京之间房租相对便宜的地带，不少在京务工人员便选择住在此处，高铁单程20分钟通勤，每天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北京和天津之间。还有不少人因为北京的升学限制，带着孩子“迁徙”至天津，成为这里的新居民。

在流动家庭中，孩子的成长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不过，在武清，目前有了一处空间来承接他们。在街道的一角，悬挂着蓝白相间的牌子，上面写着“下朱庄街道在城长生活馆”。打开大门，扑面而来是孩子的喧闹声，他们跑着、跳着，在七八十平米的大厅里自由探索。

从2013年开始，北京市西城区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常青藤”）开始针对流动儿童的需求开展调研，并在2014年在北京为流动儿童搭建起第一个“在城长生活馆”。如今，这样的场馆已经建了五十多处，覆盖全国9个省及直辖市，其中便包括在外务工人员集中的天津武清区。

让“流动”的孩子做主人

武姐感觉到，女儿小文这两年有了很大变化。

对比以前，小文更愿意站到台前去了，在一群孩子里往往充当领导的角色，这在两年前是武姐无法想象的。“她以前在家的时候还行，可一到外边就会比较胆小内向。”她如此评价两年前的女儿。

武姐是一位生活在武清区的全职妈妈。几年前，她的丈夫到北京工作，一家四口人就跟着北上，最终在天津武清定居。离乡背井的他们，希望孩子落地到武清之后，能有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

武清的在城长生活馆，给小文在学校之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空间。武姐认为，女儿的变化得益于在武清在城长生活馆的经历。2023年，还在上小学六年级的小文跟着一群孩子参与了场馆的初建和装饰工作，然后便成了这里的常客。这一年年底，场馆冬令营招募小老师，小文报了名。

生活馆的冬令营采取“同伴学堂”模式，孩子们除了在这里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以外，有想法、有特长的孩子也可以成为馆里的小老师。课堂完全由孩子们自己策划、准备、开展，每堂课除了主讲的小老师，还会配备两个助教，同样也是由孩子来担任。孩子们拥有对课堂的极大主动权，哪怕在成人看来略显笨拙、尴尬的教学过程，也都会被场馆接纳。“同伴学堂”更看重的是儿童在参与过程中的成长。

馆长易静会对孩子们做一次培训，主要内容是怎样设计教案、如何用电脑制作一个合适的PPT。她还会传授有关公益和社会建设的理念，比如志愿精神是什么，打造儿童友好空间需要怎样的理念，等等。

在流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很少有机会讨论这些话题，更鲜有人告诉他们“儿童主导”的意识、方法和重要性。生活馆提供做老师和志愿者的机会，让这群“流动”的孩子有了主人翁意识，能够并且敢于发挥自己所长，以更好地把握机会和掌控自己的人生。

在老师的鼓励下，练习跆拳道的小文决定开一堂跆拳道课。为此，她专门向自己的教练取经，认真准备了讲解跆拳道历史的PPT，并从道馆借了练习用的靶子。不过，刚开始并没那么顺利，第一次上台讲课的小文太紧张了。她的妈妈在一边旁观，眼看着小文的声音越来越小，连PPT都念不下去了。

课后，易静带着小文一起对课堂进行复盘，给她更多鼓励和指点。然后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小文在一次次实战中锻炼心理、积攒经验，越来越游刃有余。

如今，小文已经今非昔比。曾经内向的她，敢于主动站出来担任晚会的主持人，在学校她当选为班上的文艺委员，还是课间操的领操员。

不仅领导力渐长，主人翁意识也在与日俱增。生活馆办公益市集缺少人手，小文主动贡献解决方案，还一口气拉来了七八个志愿者。

这种影响也带动了妈妈，如今武姐也成为了生活馆的志愿者，负责街舞课对接事宜。“感觉收获挺多，心情也比以前好了。我还跟着老师学舞蹈，年会的时候上台表演。这些都是以前从来不敢想的事情。”武姐说。

也由此，一家人在武清有了更多的归属感、成就感。

流动儿童的共同空间

生活馆这方空间，搭建的历史已经有十多年。常青藤的发起人林岳是一名“海归”，在多年从事公益志愿服务工作之后，她决定全身心投身公益，在2012年和一群致力于帮助流动儿童的朋友共同创建了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彼时，经济快速发展使得大量人口流向大型城市，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些随迁子女的户口、教育与升学问题。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指标图集（2014）》数据，2013年，全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包括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为1.06亿，占中国儿童总数的38%。

流动儿童很容易遭遇社会歧视、家庭陪伴缺失、成长环境脆弱与不稳定等状况。长时间的离乡，使得流动儿童失去了传统的家庭和社区支持体系。尽管人数庞大，但针对流动儿童提供的专业服务并不多，很多社区的居民不知道在小区外马路对面，有这么一群非常需要支持和帮助的孩子。

常青藤团队从一开始就关注到儿童群体。最初，他们选择了儿童自然教育方向，创办了“小木屋成长营”。后来，基于对儿童服务的了解，经过一整年的实地调研，常青藤将主要工作方向转向了为流动儿童提供空间与服务的“在城长生活馆”。

生活馆通常和街道与社区合作，对方提供一处固定的场地，常青藤团队入驻，并把相关的服务带入这个空间，打造一个综合性的社区儿童中心。项目服务的主要对象是0-12岁的社区儿童。与此同时，项目团队通过基金会资助、政府采购、企业资助等多种渠道去募集场馆的运营费用，也会带动家长和周边的居民参与进来。

生活馆给孩子们提供日常的陪伴和作业辅导，也给孩子们提供一系列课程，包括舞蹈、美术、书法、乐高、编程等兴趣课程，以及社会情感课程、自然教育课程、城市探索课程、亲子教育课等等。团队希望通过课堂培养孩子们在社区的归属感和探索世界的能力。同时，也让家长们有机会来学习科学的育儿理念。

另一方面，生活馆还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开放、安全、随时可及的社区空间，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借阅书籍、结识伙伴，忙着打工的家长们也可以将孩子们托管在这里。

一个固定空间带来的影响是超乎想象的。像小文这样的孩子，很快就能在空间所搭建的舞台上，探索出属于自己的位置。甚至一些更加特别的孩子及其家庭，也渐渐地在生活馆找到了落脚点：有多动症的孩子，努力参与进场馆组织的联欢会中。他们的家长看着孩子在台上极力控制自己的躁动，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孤独症孩子的家长，最初并不愿意带着孩子去医院诊断。但随着他们逐渐对生活馆的老师产生了更多信任，也最终能够直面孩子的病情，带他去专科医院诊断；沉迷手机的孩子，当上了图书馆的小管理员，逐渐和馆里的小朋友们打成一片，从中发现现实世界的趣味和温情……

“在流动人口社区，很多家长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对于如何面对孩子可能存在的疾病和缺陷、如何正确地陪伴、引导孩子，他们并没有太多头绪。在家长真正掌握这些本领之前，像生活馆这样的社区中心，就成为了这群孩子的缓冲地带。”易静说。

在高速运转的时代，“缓冲地带”弥足珍贵。如今，常青藤的每一个在城长生活馆，每年开放天数都达到200天以上，每一个馆能覆盖周边社区的300-500个家庭。通过和全国各地社会组织的合作，在一群志愿者的专业支撑之下，协同街道的共创，生活馆项目已经影响了超过25万名儿童。

对流动家庭的支持体系

一个流动儿童的支持系统，也应该包括对他们家庭的支持。在常青藤团队的构想里，“在城长生活馆”不仅是孩子们成长的空间，也应该让他们的家长在这里找到自我实现的机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如今遍及全国的生活馆里，很多馆长都是流动儿童的家长。

易静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易静跟着执意要来北京创业的丈夫，带着刚出生100天的孩子，来到了北京。她为此放弃了在深圳体面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

离开熟悉的地方，放弃事业，生活重心转向育儿，这种转变对于易静而言相当于是一场“自我了断”。“一下子觉得什么都没有了。我甚至会有抑郁的感觉，突然闲下来没事干，只能天天看着孩子，感觉很无助，没有价值感。等到孩子一两岁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融入不进社会了。”易静回忆说。

彼时，常青藤成立不久，易静带着四岁多的女儿，第一次参加了小木屋的自然教育课。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志愿者们带着孩子们观鸟，探索自然。这逐渐成为了母女二人的日常去处：女儿参加课程，易静则做志愿者。2019年10月，她通过面试，正式成为生活馆的一名馆长。

如今在北京天桥馆担任馆长的王美静也有一段类似的故事。她是河北承德人，在北京餐饮业做人力主管，但后来遭遇失业，生活一度陷入迷茫。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朋友向她推荐了在城长生活馆的美术课，“主要面向流动人口家庭”。这让王美静感到有些好奇，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女儿桐桐走进了这里。

谁也没想到，生活馆成了桐桐的 “天赋滋养地”。在这里，她先后接触了美术、合唱、书法等多种艺术活动，原本潜藏的艺术灵气被一点点唤醒、放大。对活动的专注投入、自信的表达，让她快速展现出过人的艺术天赋。更令人惊喜的是，凭借在生活馆打下的扎实基础，桐桐顺利通过附近少年宫的专业选拔，获得了系统学习二胡的宝贵机会 —— 这在以前是妈妈王美静从未敢奢望过的事情。生活馆不仅为桐桐打开了艺术世界的大门，更让她在多样活动中收获了自信、专注力与坚持的品质。

孩子的蜕变，也照亮了妈妈的成长之路。看着桐桐在生活馆的滋养下愈发优秀，王美静深深感受到这里的温暖与力量。2019 年，她主动向生活馆投递简历，从馆长助理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如今独当一面的项目负责人，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职业价值与人生蜕变。

在城长生活馆向全国拓展的过程中，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妈妈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易静在2020年离开北京转到天津，三年之后，天津武清馆就在她的张罗之下成立了，也成为了当地唯一的生活馆。今年10月，最新的一个生活馆——河北雄安馆落地，担任馆长的同样也是一位刚刚外出打工返乡的妈妈。

这也成为了常青藤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馆长，一般都是从家长志愿者开始，然后成为馆长助理，再到副馆长、馆长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大概需要半年到两年的时间。”常青藤所长李方方告诉《中国慈善家》，“我们一直很坚持，馆长得是本地的人、社区里的人来担任，这样他可以比较稳定地、持续地担任这份工作，3年、5年、10年地做下去。我们从社区里动员妈妈加入志愿者团队，再从中慢慢培养出稳定的管理者，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自己的孩子和家庭。我们给到的支持，就是给每一位新馆长配备一个老馆长，对她进行至少一年的陪伴督导，帮助她把场馆运营起来。”

随着岗位历练不断加深，这些妈妈开始成长为全职的专业公益人，对于如何搭建流动儿童的支持网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王美静在2023年考取了初级社工证，接下来还要再挑战中级考试。在她看来，公益不仅需要热情，更需要专业。

“社会工作很不好做，不是一腔热血蛮干就可以的。”王美静感慨道，“要学习很多专业的基础知识和策略，比如跟孩子沟通，如果哪一句话说不对、哪次活动你没有引导好，对于他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包括跟其他的社会组织、各方资源对接，都要体现专业性。想要别人感受到你的公益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四处生根的常青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2023-2024）》显示，我国2020年流动儿童的人数为7109万，绝大多数集中在城镇。和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市里社会组织的力量较弱，对于流动儿童的支持体系缺口也更突出。

常青藤希望能补上这个短板，因此从2017年开始努力将生活馆复制、拓展到全国各地。围绕一个场馆的运营培训，还可以孵化在地的小型社会组织，培养当地的公益力量。以青岛、西安、合肥三地的场馆为例，常青藤从2017年起给予当地社会组织三年的起步资金支持，三年后这些场馆都能够自行稳定运营起来。

而根据每个地方的特点和特色，生活馆的服务内容不断在创新中优化。在天津馆，在馆长易静的主张下，“同伴学堂”模式很好地发展了起来。作为一个成熟的服务模式，其他馆的馆长也可以在自己的场馆开展，活动内容根据需要做增删，这个过程，馆长之间加强了交流，也分享了各自的活动开展经验。

“南方和北方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甚至城市局部的社区之间，差异都是很大的。我们不可能设置一个在全国通用的标准化模式，所以我们把创新的空间给到了馆长。这样一来，场馆服务的适用性更强、更容易落地，并且各个馆长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李方方说。

2022年，常青藤的“在城长生活馆”项目被选入南都公益基金会“好公益平台”，之后又入选阿拉善SEE基金会的“劲草伙伴”计划。项目获得了一定资助，生活馆也得以扩展至广东、四川、天津。团队在广西、贵州也发现了更多、更复杂的社区儿童需求。

不过，和许多公益机构一样，筹款仍然是常青藤的一大挑战。除了常青藤团队在努力开拓资源以外，合作的当地社会组织以及当上馆长的妈妈们也在想尽一切办法筹款。

但没钱也有没钱的办法，大家的场馆大家支持。在天津馆，五花八门的兴趣课程，全部都由附近的家长或居民授课，志愿者老师带给了场馆活力；口碑好的课程，馆内可以把它优化，社区里的孩子通过公益价就能得到高品质、可持续开展的课程；数学夏令营需要的“达芬奇穹顶”教具太贵，志愿者就自己动手画图纸、削木头，一下子就解决三千元的难题……

就这样，大家把自己掌握的资源集合起来，众人拾柴火焰高。馆里热闹非凡，其乐融融。流动的人口，似乎都有着格外顽强的生命力，而在生活馆里，这种旺盛的生命力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和滋养。

作者：龚怡洁

图片来源：在城长生活馆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