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全都捐了。”当记者面对满满两面墙的图书，问起家里还有什么祖传的老物件时，郑源如是回答。

　　郑源是现代著名爱国主义社会活动家、文学家、收藏家郑振铎唯一的嫡孙，也是郑振铎研究会的顾问。

　　10月28日，郑源偕夫人王菁去了一趟南京图书馆，在“书生报国 文脉薪传——文献保存同志会搜救珍籍选展”内，他戴上专用手套，轻轻摩挲着一册册古籍。这些珍本通过郑振铎等爱国学者的舍身护佑，于七十多年前辗转入馆。“亲眼见到祖父当年为之奔走、最终得以保全并入藏国家的珍贵古籍，内心倍感温暖。”

　　这是郑振铎等人为公家藏书的一部分。抢救图书的组织成立之后，他便停止了个人收藏。而他原来的个人私藏，也悉数给了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将平生所藏657件汉、魏、隋、唐的陶俑等文物，全部赠予国家。1958年郑振铎因空难逝世后，妻子儿女又把他近10万册私人藏书毫无保留地捐献给国家。

　　任职国家文物局局长时，郑振铎立了一个规矩：搞文物和考古的人，本人不能再搞收藏。当时不成文的规矩，后来成了文物工作者的从业守则之一。

　　除了一套住宅，郑振铎还给子孙留下了什么？“只有精神财富，”郑源说，“可几辈人都享用不完。”

　　愚公移山

　　在不满六十年的生命中，郑振铎为民族文化学术事业做了许多贡献。

　　作为社会活动家，他是参政党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作为文学家，郑振铎在散文小说、童话诗歌、社科史传评论等领域的创作造诣颇高、著作等身，还曾主编《小说月报》，创办《儿童世界》；作为翻译家，他译介了俄德英美等国家的文学经典，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更是成为百年来文艺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作家端木蕻良曾评价道：“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郑振铎)就是最卓越的一个。”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身为中国现代屈指可数的藏书大家和文物收藏家，郑振铎的收藏活动，与他的创作编译事业是同时开始的。

　　1921年，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交通大学前身)毕业，郑振铎来到上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他嗜书成癖，常去四马路一带(现福州路)逛旧书店，见到古籍善本，总要翻遍羞涩的腰包，买回家了事。市场里除了旧书店，还有一些古玩店，每当看到漂亮的陶俑，他也不惜倾囊买下。书也好、文物也罢，当时郑振铎只觉得好看，爱不释手，还没有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对象。

　　尤其是对古籍的热爱，从中学就开始了。虽然出生在书香门第，可打小就经历了家道中落、生活窘迫，郑振铎收藏的爱好难以得到家庭资助，在温州老家时总会朝同学借阅古书，利用寒暑假期一本一本完整抄录下来。

　　真正发心去保护这样的民族文化遗产，是因为战争。

　　193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郑振铎存放在那里的2万余册古籍，随出版社一同灰飞烟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八·一三事变”中，他寄存于开明书店的1万余册古籍，再次毁于战火。

　　前期珍藏的陶俑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随着战乱和搬迁，更难保存的文玩不是摔碎就是遗散，基本“全军覆没”。最让他痛心的，莫过于一尊唐三彩大马，此后再没有过如此精美的物件。只有一件青白釉胡人牵马俑，成了唯一幸存下来的物件。

　　楼被炸掉可以再盖，工程毁坏还能重建，古董和文献一旦损失，死而不能复生。痛定思痛，郑振铎开始想办法，抢救这些珍贵的古籍文物。

　　上海沦陷后，文化界很多朋友已经逃难到内陆的云贵川地区，抗日救亡协会的许多同仁也辗转到了陪都重庆和香港，但郑振铎留了下来。那几年，他为了搜救古籍做出了巨大努力，甚至花光了家中积蓄，入不敷出。

　　这一度引发了家庭矛盾。即便作为大学教授，郑振铎月收入近400银元，可每当工资到手，他总是拉着一车书回家，家中生活从未得到改善。郑源从长辈口中听到过一些小插曲，“我奶奶是大家闺秀，也不免有些怨言。”

　　郑振铎为国家争购的典籍中，有一套《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郑源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是郑振铎毕生抢救的古籍中最重要的一套。珍贵的原因在于，此前中国人研究元明杂剧，只能靠《元曲选》所收录的一百种，而《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收录有242种，其中135种都是人间孤本。

　　这套书，他在1930年就开始寻找了。1938年，当得知它散落在旧书市场和古董商手中，他当即向暨南大学申请1000银元作为购书定金，却还是晚了一步，已被他人全数买走。市价原本约3000银元，对方坐地起价直至万元，一下翻了三倍。“就算是万金那也是值得的，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价格远远超出郑振铎的能力范围，他之所以坚持要把它买下来，是怕它流落到国外。他先后找到北平图书馆和国民政府教育部，书信频仍请求支援，却因战争缘故未果，最后还是由暨南大学帮忙垫付了这笔巨款。

　　在2023年首次出现在拍卖市场的一本1939年郑振铎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买书的艰难困苦。“靠他个人的力量，毕竟杯水车薪。”郑源说，祖父面对的是包括伪满的华北交通公司、日本军政府、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哈佛研究学社等对手，于是从1939年11月开始，他多次致电重庆当局拨款抢购文献典籍。

　　1940年初，郑振铎和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在上海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集各方力量共谋书事。接下来的两年里，一共抢救私藏珍本近5万册，其中善本古籍多达3800余种。

　　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典籍，分别藏身于上海的寺庙、香港的大学，也有不幸被敌军抢到日本的。不幸中的万幸，在解放后费尽周章的追索中，失散在日本的古书全部要了回来。郑源告诉《中国慈善家》，追索这些古籍需要完整的来源证明，而确凿的证明竟是出自郑振铎当年的一个习惯：每收到一本书，他都要进行编目，详细记录书的年代、版本、尺寸，书里印有多少枚章。

　　“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救的善本珍籍，现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原国立中央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没有一本丢在故土之外。

　　后来郑振铎家族捐给故宫博物院的657件文物，很大一部分是1947年之后购得的。解放战争中，古董大批南迁，当时中国人不是买不起，就是对墓藏有所忌讳，而在外国人看来，像陶俑这样精美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品是必买品。郑振铎知道，那不仅是艺术品，它们更反映着从两汉到隋唐的千年文明和真实生活，具有极高的社科研究价值。

　　这些陶俑文物价格极高，怎么办？用郑振铎自己的话说，只好愚公移山。“他只能不断地写书，不断编辑和出版图书，就靠这些稿费，还有东借西凑。”郑源说。

　　家族传承

　　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失事，郑振铎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途中罹难，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悲痛中，夫人高君箴、女儿郑小箴和儿子郑尔康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将郑振铎生前一句“没有一本是属于我们家人的，这些书属于国家”作为遗志，三人一致决定把94441册中文文献及数千册外文书籍全数献予国家。

　　今天还有很多人问郑源，这些书价值几何。诚然，“10万册旧书放到现在，几十亿都有了；657件文物的估价也是数以亿计。”郑源说，有的收藏家获得一件孤本，可能束之高阁、秘而不宣，但祖父搞收藏，文物是为了与民共赏，典籍是为了大家研究。家中几代人同祖父看问题的角度是一样的。”

　　家庭中传承这样的价值观，也有祖母高君箴的影响。郑振铎夫人高君箴出自书香门第，其父亲高梦旦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翻译家，“高梦旦奖学金”曾资助钱伟长等科学家进行科研攻关；姐姐高君韦是国内翻译《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希腊小史》第一人，以她命名的纪念奖金也曾资助过数学家华罗庚弟子闵嗣鹤等人的研究。

　　郑振铎儿子郑尔康出生在战乱年代，少年参军，后从事外交和文学出版工作。退休后，致力于整理并研究父亲的著述，主持编辑了《郑振铎全集》，并写下郑振铎传记《石榴又红了》。

　　郑振铎曾孙郑炜昊11岁时，一天放学回家惊讶地发现，自己趴着写作业的书桌不翼而飞。他很快得知，是让爷爷郑尔康捐了。2003年，听闻祖籍福州长乐要建博物馆，郑尔康夫妇主动联系当地，把传了四代的一整套明代红木家具，无偿搬运过去。长乐区博物馆建成后，为此专门开设郑振铎展厅，原样复刻了郑家的书房。

　　在郑尔康的遗嘱里，首要的一条，是要把郑振铎用过的笔筒、文化界朋友的名人字画，连同父亲获得的国际奖牌和纪念品，一齐归公。妻子朱明磊照办了，遗物现存于温州郑振铎纪念馆，那里是郑振铎出生长大的地方。

　　2012年郑尔康离世后，五十岁的郑源决定不再经商，一心接手父亲的志业，继续整理编纂祖父的文化遗产，如《郑振铎画传》以及近年发现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等。郑源觉得，家族传承责无旁贷，此外，这么做也是为了“对历史负责”。

　　“市面上总会出现父亲的手稿、照片，但拍卖行并不负责保真。无心之举也好、故意仿冒也罢，就怕以讹传讹。”郑源说，许多物品只消家人看上一眼，真伪立辨。但凡遇到，郑源一定要指出对错，这不仅是对祖辈负责，也是对历史真实性的保护。

　　郑源常去苏州，到苏州一定要到抢救过古籍的“文学山房”买几套书，只为支持这家百年书店的经营。他还从家里精挑细选少儿读物，整车整车地拉走，捐给偏远地区的孩子，“毕竟爷爷是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之一。”

　　如今家族传承已经到了第四代。郑源之子郑炜昊高中毕业到美国深造，后来从事考古学历史文献研究，曾在美国古根汉姆基金会负责策展工作。疫情期间他决定回国，加入了郑振铎任职过的商务印书馆。

　　问起对各自人生影响最大的人，郑源和郑炜昊都不假思索地对《中国慈善家》表示，还是郑振铎。

　　郑源说，虽说从没见过爷爷，但小时候一直生活在爷爷的“朋友圈”内，比如冰心、雷洁琼、钱钟书杨绛、梁思成林徽因等家族，受到的熏陶很深。近些年，又“浸润”在爷爷民国期间的生活事业里，受益良多。

　　郑炜昊说，他的生活绕不开曾祖父，“太爷爷是我们家图腾式的存在。”

　　刚回国那年，郑炜昊策划了“生如夏花”系列郑振铎纪念展览，名称取自郑振铎所译泰戈尔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展览一共四站，分别在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的北京中山公园、祖籍福州长乐、工作地上海图书馆以及出生地温州。

　　时空流转，郑炜昊竟面临了曾祖父当年同样的境遇。同为一介书生，自己的腰包不足以办展，他也是东拼西凑，最后在各方的资助下，终于得以完成。

　　在郑炜昊看来，做这件事不仅是为了郑家，更是为了国家。彼时正值疫情刚结束，人们的精气神需要鼓舞，就像1931年江淮大水后太爷爷捐书赈灾一样。

　　“文化的力量应当被人们铭记，它能带给人信心。”郑炜昊说，“中华民族从来就有书生报国的意气，这是我能做的。”

　　作者：王琦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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