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里，正在放映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张展豪安静地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大银幕上6年前的自己。

回忆思绪如泉涌。彼时，张展豪正准备上初三。那是蒲公英中学的学生需要面对的一个槛——因为考学的限制，他不得不转学。

作为蒲公英中学合唱团男生部的顶梁柱，张展豪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歌手，他把这个梦想写在纸飞机上，但最终又划掉了。他不得不对现实做出妥协，离开蒲公英，去了一所“衡水模式”的中学继续自己的学业。

如今，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张展豪，依然没有忘记那个贴在纸飞机上的梦想。在大学，他组建了乐队，但又因为种种原因解散了。虽然已经远离音乐专业，但蒲公英合唱团的艺术滋养显然已经融入他的人生和个性之中。

《风起前的蒲公英》记录下了张展豪和蒲公英合唱团孩子们的人生片段。显然，这不是一个草根逆袭的爽文叙事，但这是属于蒲公英中学孩子们的原始而本真的故事。

“当音乐遇到考试和升学压力，你就会看到社会选择和社会规则的残酷，这也成为孩子们在成长中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影片导演梁君健说。

2017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导演梁君健带领团队，将镜头对准蒲公英中学合唱团，拍摄了纪录电影《风起前的蒲公英》。有评价说，这部片子围绕着一个复杂的议题进行叙事，克制而温存。

局促而真实的片段

蒲公英学校位于西红门镇，老校区由一个旧厂房改造而成。内部的设施已经有点陈旧了，住校的孩子们在长长的公用水池前洗头发、洗衣服。学校的名片——蒲公英合唱团，虽然有了些名气，但其实它的上课地点只是一间老教室，里面有一架钢琴，上课的时候，孩子们需要坐在箱子凳上排练。

这是一所由公益力量扶持建设的中学，建于2005年，是北京市唯一一所政府批准、为外来务工者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中学。学校里的孩子，几乎都来自低收入家庭。

在梁君健和导演组最初的设想里，这是一个“底层逆袭”的片子。但开拍之后，他们发现现实中的故事要复杂和丰富得多。

镜头里，第一次接触音乐课的孩子们，基础几乎为零，乐理知识要从头学，腹部用气、发声技巧基本不会，也不敢大声唱，甚至没有几个男生能将曲子唱在调上。

拍摄的第一年，合唱团仅仅得到一次外出演唱的机会。那是2017年的圣诞节，他们接到北京一家星级酒店的邀请，去献唱了两首歌曲，演唱效果特别一般。

第二年，合唱团接到一个“大单”，要在当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开幕式上，与其他两个学校的孩子一同献唱《北京欢迎你》。这次表演仅有一周的准备时间。彩排当天，孩子们十分兴奋，但结果现场演唱却七零八落。

开幕式导演组当场几乎要发火了，要求孩子们更加认真和努力，免得在直播的时候掉链子。“我们就是这个能力，这就是最高水平了。”合唱团老师袁小燕说着，笑得有些尴尬。

最终，这次演出从直播改为提前录音。

这些真实的、局促的场面，都被如实地记录在影片里。这就是蒲公英学校的现实，孩子们拼尽全力，但也可能没有像外界期待的那样闪闪发光。

毕竟，蒲公英中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象牙塔之上。在它之前，北京只有几所提供给流动儿童的小学，而中学教育是缺位的，蒲公英中学的出现填补了这一项空白。最初招生的时候，孩子们的学业基础普遍较差，许多孩子虽然完成了六年的小学教育，但其实只有三四年级的学术水平，甚至很多孩子连英文字母都背不全。

当年的创校校长郑洪从哈佛毕业回国，决心与几位朋友一同帮助这些孩子。她曾在采访中强调，这些孩子与同龄人的落差，绝非他们与家庭之过，而是学校、社会的责任，需要多方努力才能克服系统性难关。

这些年，在众人的托举之下，蒲公英中学扎扎实实地做出了自己特色。它有自己坚持的价值观和办学理念，尤其注重孩子们的成长和心理状况。去过蒲公英中学的人，都会对教室墙壁上的一幅“问题树，生命树”有深刻印象，那是老师用自己的方式和打架、逃学的孩子们进行的对话。让孩子们表达出自己的负面情绪、面临的困难，再由树枝延展开。如果做出错误的选择，可能会导致哪些恶果；而如果换一种方式，积累出一些好的习惯，树则可能会结出善果。

交流、沟通和引导，就是教育的核心。

一首有苦有乐的歌

每一次蒲公英合唱团招新生，教室门口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穿着校服的孩子们叽叽喳喳，扒着窗棱往里面看。合唱团已然成为蒲公英最受欢迎的社团。

音乐和教育、成长联系在一起时，很容易构成动人的话题。从《放牛班的春天》，到日本的《唇上之歌》，再到久远但经典的《音乐之声》，都在述说着相似的故事。

这样的化学反应，在蒲公英也尤为明显。梁君健与摄制组明显地察觉到了音乐给孩子们带来的变化。初一女孩王路遥，常常穿一件红马甲，藏在合唱队的人堆里。她有点内向，成绩也只排在班级中游，摄像机拍到卷子时，她就拿一只橡皮，把上面的分数挡起来。

袁小燕老师觉得路遥唱得不错，但不够自信，总是不敢大声唱出来，这也是蒲公英孩子们的通病。她告诉孩子们，下课时就到外面大声去喊，不管是唱歌还是念课文，什么样的形式都可以，只要自信地把声音放出来。

第二年合唱团面试时，来了一位天赋很高的女孩，她名叫冯小云，一开口唱就惊艳了全场。也许是小云带来某种良性竞争的气氛，王路遥也慢慢开始站了出来，大声地唱歌。新一届合唱团团长竞选，王路遥一改羞怯的性格，主动参与竞选，最终如愿以偿。

合唱团里的这两位姑娘，迎接的是不一样的成长轨迹。当时，蒲公英合唱团获得北京一所音乐学校资助计划的支持，有一个去专门学校学习音乐的机会。资助方要求，参加选拔的孩子必须得到家人的明确支持。

王路遥的父亲并不支持她学音乐，认为参加合唱团、学长笛，直接影响了她的成绩。在影片里，路遥鼓起勇气对爸爸说，希望他支持自己的音乐梦想。但爸爸表示，对她要求不高，只希望她“考一个普通的大学，拿几张证回来”。

“家里面没有那方面（音乐）的人是会受气的，你知道吗？我不想让你受这个气。”爸爸觉得，与其追逐一个海市蜃楼，还不如踏实地走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道路。

最终，王路遥没有参加这次遴选，被迫退出了合唱团。

冯小云则幸运地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但没有足够幸运地走到最后——她在竞争这个名额的时候意外落选了。

影片如实地记录下那个小云一生难忘的时刻。听到落选的消息，她坐在餐桌上，没有直接表达出失落和悲伤，只是说了一句，“吃饭也要拍吗？”

这一系列真实而感人的片段，在剪辑工作临近结束的五年后征得小云同意，被保留了下来。“我们希望提醒观众这种观看和被观看的关系，银幕中是孩子们真实的人生而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但同时，又因为在影院里共享了这段人生旅程，银幕内外的我们有机会站在一起，有一起能在笑起来的勇气。”片子的另一位联合导演、剪辑指导唐韬说。

影片的英文名“Bitter Sweet Ballad（苦乐交织的歌）”，概括了孩子们在音乐里的成长。冯小云曾对导演说，她很理解王路遥父亲的选择。而最终选择了幼师专业的王路遥，在大学里还会继续学习声乐。音乐仿佛一位老友，一直陪伴着她们。

蒲公英的韧性

建校之初，校长郑洪看到旧厂房里的一丛蒲公英，便决定用它来作为学校的名字。

学校网站上这样写道：“蒲公英是最平凡而又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植物，它们四处漂泊落地生根，在贫瘠的土地里也能开出灿烂的花，是那些跟随打拼的父母从乡村漂到城市的孩子们最贴切的写照。孩子们也像小树，他们天然地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向上向善的能量，各具姿态和花期。”

合唱团男声部的顶梁柱张展豪，一直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在团里带徒弟，教大家识谱、试唱。但外表成熟稳重的他其实有一个大烦恼：因为考学的限制，他必须在初三转学，离开蒲公英和合唱团，成为歌手的梦想也不得不放弃了。

张展豪的故事在蒲公英中学里非常典型。导演组在拍片的过程中，就经历不少被中途打断的故事，孩子们在一年半载之后就转学离开了。

也正因如此，蒲公英的孩子有着和同龄人不一样的韧性。在导演组看来，相较于城市里的同龄人，蒲公英的孩子在身高、体型方面都要小一些，似乎是被生活锤炼出来的样子。

2018年的冬天，蒲公英老校区拆迁，学校搬迁到面积更大的新校区。校舍落成所需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社会的捐赠。新校区无论是外观还是设施，都显得更现代化了，但老校区里自由创作的校园墙壁色彩，还有那一棵棵柿子树，永远都是师生们回忆中不可磨灭的风景。

影片也记录了孩子们重建乐园的过程。工程队想办法把老校区大部分的树，都移植到了新校区；孩子们在顶楼的天台，堆起装着土的箱子，种花种草；叶蕾蕾老师带着大家重新创作壁画，还把学校的西墙创作成了一幅由瓷砖颗粒组成的巨型生命树画作。

蒲公英如今已经走过20年。建校之初，90%以上孩子的学业难以及格，而如今80%的孩子都可以顺利毕业，进入高中。这个数据足以让关怀、支持他们的人感到欣慰。甚至，蒲公英还培养了一位哈佛学子——2019年，从蒲公英走出去的农村女孩段孟宇被哈佛录取。更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她从哈佛毕业后选择回到母校出任历史老师。

亮眼的数据，如雷贯耳的逆袭故事，连同更多的平凡的、真实的人生，共同书写了这所特殊的学校的故事。

《风起前的蒲公英》拍摄了两年，之后又经历了四年的剪辑，终于在2025年的夏天和观众见面。上映的时候，很多孩子都回来了，他们也带来了故事的后续和反馈。比如，权煜飞已经到西安上大学，张展豪上了大学、组了乐队然后又解散了，有的孩子成功走上了音乐道路，有的孩子因为蒲公英的艺术启蒙如今成为了一名专业话剧演员……风起之后，蒲公英散落到四面八方，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延续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作者：龚怡洁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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