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18年的房地产中介，张宏伟决定转行了。

四十出头的年纪，赶上房地产业不景气，张宏伟花了挺长时间去思考自己人生的下一个赛道。看了一圈，他盯上了正赶上发展红利的养老行业；再仔细思考市场的需求和自身的匹配度，他决定成为一名陪诊员。

这是一个需求急剧上升的赛道。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加上单身人士群体日益庞大，对于陪诊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发布的《陪诊服务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88.54%的社区老年人面临无家属陪同就医的难题，全国陪诊师需求缺口约83万至220万，仅北京缺口就达15万人。

低门槛就业

张宏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位朋友聊起在疫情时期做陪诊的经历。这位朋友是一位全职妈妈，生完孩子后一直苦于难以返回职场；新冠疫情暴发后，她帮人在医院代拿药，收入非常可观，由此逐步成为一名陪诊员。

张宏伟顿时受到了启发。他后来也发现，陪诊员队伍里有很多全职妈妈——这份灵活就业的工种成为很多需要带娃的妈妈的选择。

陪诊员没有很高的就业门槛。张宏伟花了一周多时间把头部从业者的视频和直播全部看完，还去考了一张“陪诊师证书”。这个证书其实并没有专业和法律效力，没有哪条规定要求陪诊员需要持证上岗，但提供培训的机构给他提供了一套50节的线上课程，他通过学习对陪诊行业有了全面的了解。

技术门槛不算高，如何获得稳定的客户，这才是入行真正的难点。张宏伟试过花钱找师父，但核心客户、医院绿通这类资源还得靠自己去拓展。他也入驻过几个平台，最终还是放弃了。“平台承诺给我派单，其实能分到的订单很少，而且平台为了抽佣会刻意抬高客单价。”张宏伟说。

最终，他选择自媒体成为拓展业务的渠道，开始在抖音、小红书发视频、直播，通过客户私信下单，点对点成交。

很快，他便接到了第一单生意——河北的一位女士需要来北京做宫腔镜手术，有隐私需求。张宏伟利用网上学来的知识和流程，顺利地替她约到了医院、完成手术。

此前担任18年房地产中介积累下的客户资源，也给张宏伟的新赛道提供了助力，有些之前找他租房买房的，被他成功地转成了陪诊的对象。在攒下一定口碑之后，如今张宏伟每天客户不断。

在张宏伟的客户中，占比最高的是异地就医的人，他们需要陪诊、代问诊、专家绿通、检查加急、住院加急等服务；其次是子女无暇照料的老人，比如最近有个客户需要住院，从检查加急、入院到出院，前后二十多天，全程由他陪同就医；另外，他还承接一些零散的代取报告、代约检查等业务。

诸多隐患

这一天上午，家住北京的何文接到年逾七旬的母亲的电话，母亲说自己身体很不舒服，需要去医院急诊。何文那一天工作非常繁忙，分身乏术，情急之下在网上下单了陪诊服务，选购了一个4小时套餐，包含陪诊师上门接送，以及在医院的全程陪同，价格为368元。如果就诊时间多于4小时，则需要另行收费。

对于陪诊的收费，当前并无权威的收费标准，市场的定价则大多是按病情危重程度和就诊时间多少来确定。何文的母亲在医院就诊的时间一再延后，一系列检查结束后已达7小时。超出时长按每小时80元续费，最终何文支付了608元的费用。

“这样的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我也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何文告诉记者，相对于价格，让她更为放心不下的还是陪诊人员的资质——她不认识陪诊员，只能是靠着平台上的过往评价来选择服务，但也非常担心这些评价当中掺杂“水分”，以至于母亲就诊的那7个小时里她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作为近几年快速崛起的服务形态，陪诊师此前长时间未纳入国家法定职业目录，行业长期处于无统一准入门槛、无标准化服务流程、无明确监管细则的“三无”生长状态，野蛮生长特征十分显著。

《陪诊服务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国内陪诊从业者呈现明显的群体特征。从业者以21‑40岁中青年为主，女性占比超过八成，大专学历居多，但拥有医学、护理专业背景的仅占17.21%，大部分为跨行业转型人员，行业整体从业年限偏短，近6成从业者入行不足一年。

《中国慈善家》记者调查发现，陪诊服务在各大平台和自媒体上接单，几乎是零门槛，无需医疗常识考核、无需急救资质核验、无需岗前实操培训。大量从业者没有系统学习过医院流程、老年应急处置、就医风险识别，仅凭个人经验服务高龄、慢病、急症群体，潜藏大量安全隐患。

“都是自学的，凭个人经验，这一行业门槛不高，也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一位从业5年的陪诊师向《中国慈善家》记者坦言，不少个体陪诊师依靠自学摸索入行，没有统一的岗前培训，接单大多只靠自媒体宣传揽客，没有和服务对象签订正式的书面服务合同。

低门槛带来的是服务质量良莠不齐。记者注意到，在多个网络投诉平台上，和“陪诊”相关的投诉居高不下，包括陪诊师无故爽约，平台退款难等问题，而收费乱象与隐形消费纠纷高发，是消费者投诉最集中的痛点。由于目前全国无统一陪诊指导价，部分线上平台存在标价模糊、套餐界定不清、超时计费规则隐匿不公示的问题，急诊、检查排队、住院办理等不可控场景下，临时加价、层层叠加费用的情况频发。

此外，个人私下接单大多没有正式服务合同，一旦出现意外，权责无法界定，消费者维权举证难、追责难。且由于涉及医疗领域，即使诉诸法律，也很难挽回患者的损失。

去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则案例显示，陪诊师李某因弄丢癌症患者谢女士用于制作新病理报告的病理切片，被判赔合理经济损失2000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划定“红线”

今年1月13日，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11月1日，《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正式实施，将改变陪诊行业没有标准可依的局面。

作为陪诊服务领域首份国家标准，它首先明确了服务边界：诊疗向导、代为排队、领取药品、陪伴交流被划入陪诊服务范围。而判读检查结果、提供医疗建议、代为选择或同意治疗方案，则是陪诊服务中禁止出现的内容。

新规标准提出人力资源、信息安全、安全管理、合同与收费管理四项制度要求，要求机构开展人员岗前培训与定期在职专项培训，陪诊人员须考核合格、持有有效健康证明，掌握医院就诊流程、基础医疗常识、沟通技巧与应急处置能力，同时要求做好患者敏感隐私信息保护，提前开展服务对象风险评估，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需要注意的是，该标准属于推荐性国家标准，并非强制行政法规，对游离在机构之外的个体陪诊从业者，并不具备强制约束力。

但无论如何，新标准的出台对陪诊服务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标准划清了行业红线，明确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鹤童公益养老中心负责社区业务的徐永芳说，“现实中老人和家属很容易过度依赖陪诊师，新标准规定陪诊人员不能代签医疗文件，不能做诊疗判断，这有利于厘清各方责任。”

我们需要怎样的陪诊？

徐永芳所在的鹤童公益养老中心位于天津，她本人在社区里做陪诊已有两三年。最近发生过的一起案例让她印象深刻，一位女儿在北京工作的独居老人在家摔倒，负责联系老人的社区工作人员发现后，找消防人员破窗救援，把人送到医院，家属才从北京赶回。这位社区工作人员曾陪老人去医院取过药，对于老人的情况有一定了解。

“这属于陪诊当中的救急场景。”徐永芳说，这样的场景，对人的要求远不止是“带路”。她总结了陪诊人员需要具备的三项能力：一是基础的老年人能力评估，看得懂老人的基础症状，清楚该去什么医院、挂什么科室；二是基础的病情观察能力；三是风险预判和应急救援意识，能识别心脏病、猝死这类潜在风险。她建议这些能力都应该纳入规范化培训内容之中。

徐永芳所在的机构并非免费提供陪诊服务，但用国家养老消费券可以按比例抵扣一部分费用，刚需人群实际承担的成本比较低。

作为机构陪诊实践者，徐永芳在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即最需要陪诊的人，最难被找到。“真正需要陪诊的大多是居家、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忙着照护老人的家属，而这部分人群信息相对闭塞，不了解陪诊服务；而经常来社区参加活动的，多是身体条件较好的活力老人，本身并不需要陪诊。所以还要靠大家多宣传、多推动，让刚需人群知晓这项服务。”徐永芳说。

徐永芳建议，陪诊资源首先要向低保、独居、失能这类刚需老人倾斜，优先保障他们的陪诊、就医需求；其次，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能够持续落地；再就是建立起标准化的培训体系，覆盖机构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家庭照护者；最后，建立医社联动机制，让社区和基层医院对接，把有需求的老人精准匹配到对应科室。

目前，陪诊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尚未纳入普惠医疗体系，但一些城市在这方面开展了先行探索。比如，上海正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作为首批试点医院，仁济医院开设了公益门诊窗口，每天设置20个免费陪诊名额，老人可以现场登记，也可以通过医院服务号线上预约，全程有专业陪诊师陪同。

作为一名打算长期扎根陪诊服务领域的从业人员，张宏伟也希望这个行业越来越规范，唯其如此事业才可能长远。“现在是行业发展的早期，普通人才会有入局的机会。”他说，“这个行当看着门槛低，实际里面坑很多，并没有外行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你想想，一个人敢不敢把自己或者年迈的父母交给一个陌生人，这份信任终究还得靠一次次不出差错的服务来换取。”

何文那份608元的账单已经结清，她希望国标落地之后，平台和陪诊师能够提供更加规范、专业的服务。在她看来，陪诊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仅需要制度的规范，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于消费者而言，真正值得信赖的陪诊服务，应该是平台正规可靠，价格合理、明确，服务流程全透明。陪诊员作为“临时家人”，不仅要有相应的专业经验，能做好同医生、患者和家属的沟通，同时还要有同理心，在“陪”的同时，也能做好对患者的心理抚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何文为化名。）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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