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医者有光——2026中国医师节特别活动”现场，“大医善行”医师公益行动致敬案例公布。18位来自不同科室、不同地域的医者齐聚，用行动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当医师的专业能力与公益精神相遇，会生长出怎样的力量？

医疗卫生领域的慈善捐赠额连年位居首位，医疗健康是慈善公益领域的第一大议题。但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善款、药品、物资的流向，却忽视了一类以医学专业能力为核心投入、价值独特的公益形式——医师公益。这种基于专业能力的深度参与，撬动起更长远、更持久的变化。

2026年初，《中国慈善家》杂志与京东健康、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大医善行”医师公益行动计划，面向全国征集由医师发起、主导或深度参与的公益项目，数周之内搜集了50份有效案例。经综合评议，10个项目最终被列入“医善·卓越项目”，8个项目列入“医善·先锋项目”。

基于一个个生动的医师公益实践，项目发布了首份医师公益专题报告《“大医善行”医师公益年度观察2026》（以下简称“观察”），首次提出“医善力”概念，即医师专业能力与志愿精神深度融合所产生的一种复合价值。报告描绘出医师公益的群体画像：50份案例里，由医师个人发起的占72%，三甲医院医师占85%以上，且多为主任医师或学科带头人；运行超过5年的占60%，超过10年的占24%——这是一种长期主义的坚守。

医师做公益，源于在临床一线“看见了真问题”：看见肝癌患者七成已是中晚期，看见脑瘫孩子因无人告知“这病能治”而拖到十几岁，看见终末期患者带着遗憾离世。更重要的是，这些医者把循证医学的思维带入公益领域，从“感性驱动”迈向“证据驱动”。这份观察还发现，88%的案例已与公益机构或专项基金建立合作，并构建起多方协作的公益运行模式。医师的公益角色，正从个体志愿者向项目发起人、机构引领者转变。

研究团队向这18位医师征询一些相关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做公益，怎么撬动资源，如何把循证思维带入公益，等等。最终团队收回逾3万字的回答。医师们的反馈专业而朴素，彰显“医善力”的内核。

走向基层，把资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2000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开始参与救孤、扶贫公益活动，在基层帮扶中，发现乡村及偏远地区群众不仅缺医疗资源，更缺“看得起的康复服务”，许多患者因此被迫放弃治疗。2017年，她变卖家宅成立基金会，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胡大一教授联合发起“中国志愿医生行动”，并于2021年起在村口建起康复健康小屋，把标准化康复设备放进村卫生室。如今，400所小屋、8300余名志愿医生、4万余名村医，织成一张下沉到村的康复网。“一个人的脚步可以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凌锋表示。

“在海拔4500米的地方，我们更应该把公益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刘海鹰联合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发起“高原脊柱健康”项目，带队开展42场义诊，救助173名脊柱疾病患者，并建立起“发现—评估—转诊—救治—随访”的系统服务模式。2025年，在西藏多个县实现县域内重度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动态清零。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沈卫民常年接诊0-18岁颅颌面畸形患儿，发现大量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孩子因费用延误治疗，留下功能障碍，还蒙上心理创伤。“医疗治愈身体，公益治愈的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2018年，沈卫民带头捐赠20万元发起“重塑笑颜”公益金，构建“线上远程筛查+线下义诊下乡+集中来宁手术+术后长期康复随访”的全链条救助，累计投入近450万元，救助患儿320余人次。

基层村医长期面临进修无门、经费不足的困境。2016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李博将个人科普书稿酬捐出发起“甫寸医基金”，专项资助基层医生赴一线城市交流培训。李博认为，“资助一名基层医生，惠及的是他身后整个乡镇、社区的患者”。

从治病到护人，回应更完整的需求

2003年，一位乳腺癌患者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终身教授沈镇宙捐赠了一笔资金，希望用于乳腺学科建设。沈镇宙说：“光有学科不够，还需要有人关心患者的心。”由此推动成立全国首个乳腺癌患者康复俱乐部“妍康沙龙”。妍康沙龙至今拥有12万余名患者会员，康复者组成探视队走进病房，累计探视超2万名新患者。这种共情式的支持，是手术刀之外的另一种治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中心主任、乳腺癌多学科首席兼大外科主任邵志敏如此表达自己参与这个项目的感受：“公益中的经历，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日常临床工作的盲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主任医师周翾目睹了太多终末期患儿无处可去的困境——公立医院不收治，成人安宁机构不接纳，孩子回家又缺乏镇痛照护。2013年，她赴美进修后将“儿童舒缓疗护”理念带回国，次年发起儿童舒缓治疗专项基金，2017年创建国内首个家庭式儿童安宁疗护病房“雏菊之家”。在那里，患儿入住72小时内疼痛明显缓解；孩子离世后，超七成父母的焦虑与抑郁程度下降。

炎症性肠病（IBD）易发于15至35岁的年轻人，常被误诊多年，患者背负巨大的病耻感。2016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陈焰多方发起中国首个专注IBD的公益组织“爱在延长炎症性肠病基金会”（CCCF），构建起覆盖全国471家医院的医护培训与患者支持网络。项目培训专业人员1305人次，发放患者教育丛书2.6万余册、“健康包”1.1万余个。陈焰希望“让每个IBD患者从确诊第一天起，就知道有人陪着他，知道该去哪里问‘我该怎么办’”。

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安宁疗护领域长期面临专职医务社工空白的困境。2021年，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主任宁晓红联合发起北京归元健康服务发展中心（归元缓和），向合作机构派驻专职社工，作为多学科团队固定成员全程参与查房、病例讨论和家庭会议。项目运行四年多，服务终末期患者和家人2000余人次，参与起草的《安宁疗护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已进入国家卫健委评审。“医学的尽头从来不是治愈，而是尊重、陪伴与成全。”宁晓红说。

2017年，山东省立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陈健鹏发起山东首家专注安宁疗护与生命教育的民非组织“启明星生命关爱中心”。近十年间，项目开展生死教育讲座400余场；培育专业志愿人才超10000人次；带领500多名志愿者走进400多个家庭，陪伴临终者完成“道爱、道谢、道歉、道别”的安宁四道心愿。2024年，他牵头推动发布全国首个安宁疗护省级地方标准，次年，山东成为全国首个安宁疗护服务收费试点省份。

照亮暗角，让被忽视的需求被看见

目前，全国约有600万脑瘫患儿，而在医疗薄弱地区，很多孩子因为得不到及时筛查，加上专业医生匮乏而“求医无门”，从而错过0-6岁的黄金治疗窗口。

2017年，被誉为“东方脑瘫外科之父”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教授徐林，领衔“爱尔向日葵计划”，通过“手术+康复+矫形”的综合救助模式，将顶尖技术带到新疆、西藏等偏远地区，累计投入资金超1210万元，救治脑瘫儿童1780人次。徐林认为，“医学的终极价值不仅在于延长生命，更在于通过消除病痛来维护人的尊严，特别是让弱势群体的孩子也能有尊严地站立在阳光下。”

同样在脑瘫救助领域，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神经外科主任王晓强作为专家团队成员深度参与“关爱儿童脑健康”项目，深入医疗资源薄弱县市，构建“筛查—治疗—带教”三位一体全链条帮扶。六年来，项目覆盖11个省市40余家医院，筛查超2万名患儿，完成4000余台公益手术，并同步培训当地医生，把技术留给当地。

精神障碍患者子女长期处于医疗、家庭与社会支持的交叉空白，面临疾病代际传递的高风险。2018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和于欣教授、管丽丽研究员共同发起CAFF花园项目，与全国15家精神卫生机构共建近千人的志愿服务网络，对7万户家庭开展调查，为300户未成年子女提供一对一心理支持。“严重精神障碍最重要的就是预防，减少疾病代际传递带来的耻感、贫困、患者及家庭的痛苦和医药负担、社会负担。”马弘说。

全国0至14岁孤独症患儿超200万，基层康复资源却极度匮乏。2022年，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所长柯晓燕团队联合发起的“与星同行——孤独症儿童家庭康复赋能计划”，引入世界卫生组织照管者技能项目（WHO-CST），搭建“专业人员-引导师-照顾者”三级技能传递体系。项目已辐射全国29个省份，为上千个孤独症儿童家庭赋能。

自发性颅内低压（脑脊液漏）极易被误诊，患者常只能平躺，辗转多年找不到病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何非方，20年来诊治此类患者超1万名，覆盖全国及港澳台、乃至数十个国家的患者。2019年，他发起“救助脑脊液漏患者”捐赠人建议基金（DAF），累计帮扶34人次，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并以公益形式为百余国家患者提供诊治建议。

防线前移，上医治未病

2020年伤医事件后，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在康复中意识到“希望比光明更重要”，于2021年发起“光·M计划”。项目培训志愿者使用手持眼底相机为高危患儿拍照上传云端AI算法分析，已累计分析超7000份眼底报告，在无症状期识别出上百名早期患者，避免了不可逆失明。陶勇表示，“从坐在诊室里等病人，到把筛查送到千里之外，在无症状期就被识别出眼底病变，公益服务的跨界合作让医生的一双手被放大了。”

“外科医生的刀应该用在病灶成型之前，而公益的价值在于用科学早筛拦住肝病进展的脚步。”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梁霄看到大量乡村群众缺乏护肝健康意识，七成肝癌患者发现即晚期。2019年，他发起“小心肝”护航基层肝健康公益行动，走遍浙江9个地市及偏远山区海岛开展筛查，服务8000余人次，并建立高危人群动态数据库，精准追踪管理超900名肝病高危个体。

烧烫伤是儿童意外伤害中最常见、后果最严重的一类。2018年，北京疤康诊所主任、瘢痕医学专家孙便友与演员胡亚捷共同发起“全民预防烧烫伤教育工程”，项目联动900余家社会组织、120家医院、140余家志愿者团队，走进全国31个省开展活动超1.7万场；推动烧烫伤预防科普写入人教版《体育与健康》教材、《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青少年自伤行为预防是公共卫生难题，需要家庭支持、社会连接和价值感重建的多维帮助。2023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张骏发起“为抑郁友好而行动”公益项目，以“社区疗愈空间”“会客厅”面貌呈现，用戏剧、音乐、绘画、艺术展览等非临床活动降低求助门槛。项目连续三年举办城市共创艺术公益月，累计覆盖居民10万余人次，100余家机构联动参与。张骏希望，“让心理健康从医院的诊室走向社区的花园、学校的教室、博物馆的展厅，让每一个需要支持的人都能在生活的缝隙中找到光亮。”

以上这些覆盖多个医疗领域的公益项目，无一不体现着医者仁心。它们值得被记录和传递——这也是“大医善行”医师公益行动计划的初心：让更多医师的公益行动被看见、被支持、被放大。愿医者的善行被制度护航，被全社会温柔以待。

作者：姜璇 兰浏堃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