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全球科学慈善版图中，惠康信托（Wellcome Trust）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它不仅是“英国科研体系中的重要资助者”，也与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德国马普学会等知名机构一起，构成了现代科学慈善发展的标志。惠康信托诞生于一位药业企业家的遗产，已有90年的历史。它支持基础研究，也介入全球健康挑战；它资助科学家，也建设研究机构、数据平台和公共文化空间；它重视科学发现，也关心这些发现如何进入政策、社会与人的日常生活。

本月，“科学慈善”专栏主理人、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研究员汪伟楠走访了这家知名的科学慈善机构。本文试图介绍惠康信托的发展历程、机构特点与代表性，并进一步思考：正在兴起的中国科学慈善，能从中收获哪些启示？

惠康简史：从企业家遗产

到全球科学慈善机构

惠康的故事始于1936年。它由药业企业家亨利·惠康（Henry Wellcome）的遗产设立，最初使命是通过研究改善人类健康。惠康官网将自身定义为一家“支持科学以应对紧迫健康挑战”的全球慈善基金会，其愿景是“给所有人更健康的未来（A healthier future for everyone）”。从一开始，亨利·惠康留下的就不只是财富，也是一套关于医学、研究和人类健康的长期想象。

早期的惠康信托（Wellcome Trust）主要依靠惠康基金会有限公司（Wellcome Foundation Ltd.，是亨利·惠康名下的企业和其他资产的统称）的企业利润和资产来支持医学与健康研究。1938年，它发放了第一批研究资助；此后几十年，资助范围逐步扩展到医学研究、热带疾病、流行病学、研究人员旅行和国际合作等领域。历史资料显示，其资助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英国本土，而是较早地进入非洲、加勒比海等地区，支持疾病、公共卫生和全球健康相关的研究。

惠康的一个重要转折发生在1960年代。1967年，惠康的受托人开始采取更加主动的资助方式，不只是被动等待研究者申请，而是主动寻找知识空白，创造并推动研究发展的机会。这个变化看似是资助策略调整，实则标志着惠康成为战略型科学慈善机构。它不仅问“谁值得资助”，也问“哪些问题尚未被足够重视”“哪些研究条件需要被创造”“哪些合作需要被组织起来”。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是惠康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决定性阶段。1985年，惠康信托首次出售其持有的企业股份，使自身资产得以进入更广泛的投资组合。1995年，惠康进一步剥离自身在制药行业的权益，将企业股份出售给竞争对手、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前身）。惠康也由此成为独立的慈善基金会，完全依靠所持资产的投资组合收益来支持慈善使命。

这一步为惠康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长期、独立、专业管理的资本。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重大疾病、公共卫生和科研基础设施，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长周期。没有长期资本，就很难支持长期科学；没有独立资产，就容易受到短期政策、市场或捐赠人偏好的影响。惠康当前重点资助的方向是支持“探索科学”以及“气候与健康”、“传染病”、“心理健康”这三大紧迫的全球健康挑战。仅2024-2025这一财年，惠康就在相关方向上投入了约19亿英镑。

不仅资金充沛，惠康更有代表性的能力是把资本转化为组织科学。最典型的案例，是惠康于1992年建立惠康桑格研究所（Wellcome Sanger Institute），参与并最终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过程。人类基因组计划是1990年至2003年间展开的国际大科学工程，目标是测定人类基因组约30亿个DNA碱基对的序列。

惠康没有选择以“向既有大学或实验室提供经费”的方式来参与，而是专门建立了桑格中心，也就是后来的惠康桑格研究所，来承担这一生命科学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任务。“桑格”这一名称来自两次诺贝尔奖得主弗雷德·桑格（Fred Sanger），他发明的DNA测序方法是人类基因组计划所依赖的重要技术基础。

按照最初的分工，桑格研究所计划完成整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约六分之一的测序。但到了1990年代后期，私人公司开始加入基因组测序竞赛，并试图围绕关键基因和数据库建立商业控制，这让惠康感受到了压力。惠康一直秉持开放科学的理念，为了与追赶上来的商业机构竞争，惠康追加投入，将桑格研究所承担的任务扩大到约三分之一，以加快公共人类基因组计划进度，确保基因组数据能自由开放地供全球科学共同体使用。

最终，桑格研究所成功完成了近三分之一的测序，是整个计划中最大的单一贡献者。在整个过程中，惠康不只是资助研究，还参与塑造了研究的组织方式，贯彻了追求开放科学、体现科研公共性的理念。

2000年代以后，惠康的角色继续扩展。2007年，惠康展览馆（Wellcome Collection）正式开放，成为连接医学、健康、生命、艺术和社会问题的公共文化空间。此后，惠康继续参与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 the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等重要机构的建设，在传染病、疫情防范、气候健康、心理健康等领域保持持续投入。

惠康的历史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财富增长—资助扩大”曲线，而是一条从遗产到使命、从资助到战略、从支持科学共同体到影响公共社会的演进轨迹。

                         知识与社会的连接器

如果只看资助规模，惠康已经足够令人瞩目。但真正走进这个机构，才更容易理解它与一般资助机构的不同。惠康展览馆并非想象中的慈善机构的纪念馆，这里既有展览厅，也有图书馆，是一个超出单个机构范畴，将公众和科研、科研背后的文化联系起来的公共空间。

进入展览厅，这里正在举办一个名为“老龄的降临（The Coming of Age）”的主题展。展览并没有把老龄化处理成一个冷冰冰的社会问题，也没有把它简化为养老服务、医疗体系或医学科技方面的挑战。展览通过简介（Introduction）、活得更长（Living longer）、人生课程（Life’s Courses）、活出你的年龄（Acting your Age）、连接和照护（Connection and Care）等几个板块，把观众逐步带入这一议题。

最有意思的是，展览并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历史和个人经验重新组织起来。在“活得更长”部分，既有关于历史上长寿记录的介绍，也有最新自然科学研究；在“连接和照护”部分，既有摄影和视频，也有机器人技术、社会科学研究和关于无偿照护者的讨论。展览中还有绘画、雕塑、诗歌、桌游设计等多种形式。

这恰恰体现了惠康的一种深层理念：不把科学孤立在实验室中，而是把科学放回人的生命经验和社会关系之中。

以Connection and Care为例，它直接提出问题：英国对照护服务和照护工作者的需求正在上升，人工智能和照护机器人等新技术被视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当照护与人的连接分离时，我们会失去什么？家庭常被假定为照护的基石，但家庭形态正在变化，社区和被选择的亲属同样可能成为照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还特别提到，无偿照护者支撑了许多照护实践，却并未获得充分承认。这段展陈内容并无艰深科学理论，却洞察了深刻社会议题：技术能否替代关系？国家福利体系如何识别非传统家庭？无偿照护劳动如何被看见？老龄化社会如何避免把照护变成单纯的成本计算？

最触动我的，是展厅里几位上了年纪的英国观众，三三两两围在屏幕前，认真观看一项关于老龄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内容其实很像大学课堂上常见的PPT，有数据，有图表，也有研究结论。按理说，即使是在当今的大学课堂上，这种形式都未必能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何况对象不是学生，而是偶然走进展馆的普通观众。但现场效果却出奇地好。观众们并没有热烈讨论，也没有匆匆走过，而是安静地驻足、认真地观看，偶尔交流几句，显然被内容吸引住了。

那一刻，“impact”这个在学术系统中被反复提及、甚至有些令人疲惫的词，突然变得具体起来。在这里，社会科学的影响力不只是论文引用、政策采纳、媒体报道或项目评估表中的指标，也可以是研究真正进入与它相关的人群心里，使他们感到“这说的是我的生活”。这或许就是惠康这类资助方真正想看到的研究：不是停留在学术内部自我循环，而是能在科学、政策、公众和生命经验之间形成回路。

从这个角度说，“惠康展览馆”不是惠康主业之外的“文化配套”，而是其科学慈善理念的一部分。它说明，科学资助的终点不只是论文、专利或政策建议，也可以是公共理解、社会对话和个体经验的重新组织。对于惠康重点关注的医学和健康领域而言，这一理念尤为重要。疾病、衰老、死亡、照护、心理健康、身体差异，本就不是纯粹的科学对象，它们始终嵌入个人生命、社会制度、公共文化之中。

长期资本、机构能力与公共使命

回到惠康本身，我认为它的代表性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

首先是长期资本。惠康的财富来源于企业家的遗产，但它真正成为世界级科学慈善机构，依靠的是后续形成的独立资产管理和长期支出机制。据惠康官网介绍，它计划在2022年至2032年间投入160亿英镑支持科学与健康挑战，这种十年尺度的规划，体现了科学慈善区别于一般项目慈善的地方。科学需要耐心，尤其是基础研究、疾病机制、全球健康、气候健康和心理健康等领域，很难用一年或三年的项目周期实现其目标。

其次是机构能力。惠康不只是把钱分配给科学家，而是在关键时期建设研究机构、推动数据开放、组织国际合作，并通过政策倡导和公众参与扩大影响力。桑格研究所、人类基因组计划、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以及惠康展览馆，都说明它在不同层面参与了科研生态建设。换言之，它不是单纯“支持科学”，而是在组织科学，影响和塑造一种科研文化。

第三是公共使命。惠康当前的工作有两条互相作用的主线：一是“探索科学”，即支持生命、健康和福祉相关的发现研究；二是围绕心理健康、传染病、气候与健康三大挑战推动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它并不在“自由探索”和“问题导向”之间二选一。相反，它把二者组合起来：一方面承认重大突破常常无法预先预测，因此需要支持广泛而自由的科学探索；另一方面也承认人类面对的紧迫健康挑战需要更主动的议题设置、跨学科协作和政策行动。

对中国科学慈善的启示

中国科学慈善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大额捐赠、科学奖项、人才计划、高校基金会和新型科研资助机构不断出现，科学正在成为慈善资源的重要流向。惠康的经验至少带来四点启示。

第一，科学慈善的思路，可以从“捐赠科学”走向“组织科学”。捐赠进入科学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这些资源。是停留在奖项、楼宇、冠名和单个项目，还是能够围绕重要问题组织人才、机构、平台、数据和合作网络？惠康的经验说明，科学慈善真正的力量，不只是提供资金增量，而是创造科研组织的新可能。

第二，科学慈善要从短期项目走向长期机构能力。中国很多公益慈善项目仍然偏短周期，强调可见成果和即时反馈。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前沿交叉研究和复杂社会问题研究，很难在短时间内证明价值。惠康的长期资本和十年支出计划提醒我们，科学慈善需要更稳定的资产管理、更专业的项目判断、更有耐心的评价方式，也需要允许失败、等待积累和接受不确定性。

第三，科学慈善要从科学共同体内部走向公众与社会。惠康展览馆给人的启发尤其深。科学慈善不能只面向科学家、大学和实验室，也需要创造科学与公众相遇的空间。比如老龄化、照护、罕见病、心理健康、气候健康、人工智能伦理、生命科学伦理等议题，都需要公众理解和社会参与。科学慈善完全可以支持展览、公共讨论、患者社区、照护者叙事、科学传播和跨学科创作，让科学研究成果能够被看见、被理解、被讨论。

第四，中国的科学慈善要从立足中国，参与全球公共议题的建设。惠康的影响力不只来自英国本土，而在于它围绕传染病、气候健康、心理健康、基因组学、开放科学等议题，形成了全球合作网络。对中国科学慈善而言，未来的国际化也不应只是机构走出去或项目走出去，而应围绕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贡献中国资源、中国经验和中国机构能力。

最终，科学慈善需要成为一种“文明意识”。笔者在考察中一个强烈的感受是，慈善、互助、悲悯和公共精神，如何渗透在大学、博物馆、纪念墙、公园长椅和城市空间之中。当财富转化为机制，研究转化为公共知识，科学慈善便成为面向未来的文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