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桑德拉·J. 莱尼博士（Sandra J. Laney, PhD）与瓦莱丽·康恩（Valerie Conn）共同撰写、盖茨基金会支持的《科技慈善指南》（Science Philanthropy Giving Guide）中文版正式发布。该指南旨在帮助捐赠人更清晰、更战略性地理解如何通过慈善推动科学研究及其社会影响，降低参与科技慈善的门槛。指南中提出的“科研之树”等框架，为慈善家提供了从基础发现到规模化实施的科技慈善完整行动图谱。

近日，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研究员、“科学慈善”专栏主理人汪伟楠对谈 Strategic Journey Lab Inc. 创始人、《科技慈善指南》作者桑德拉·J. 莱尼博士，探讨科技慈善为何是一场贯穿基础发现、试验发展到规模化实施的接力赛；为何参与门槛不仅在于资金，更关乎耐心、协作与心态转变。

 

从根源回应社会与慈善目标

汪伟楠：请你简要介绍一下自己。 

桑德拉·莱尼：我是一名慈善顾问，专业背景是分子生物学。我曾经花了大约15年时间从事被忽视热带病研究，既做田野工作，也做实验室研究，工作地点遍布全球多个地区。

在创办自己的慈善咨询公司之前，我曾与微软的两位共同创始人合作：先是在盖茨基金会的发现与转化科学团队工作，后来在西非埃博拉危机期间参与保罗·艾伦的埃博拉项目。我也曾在位于芝加哥郊外的私人家族慈善机构沃尔德基金会（Walder Foundation）工作，并在那里创建了科学创新项目。现在，我通过Strategic Journey Lab为家族、家族办公室、个人、基金会以及部分企业慈善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汪伟楠：你近期发布了《科技慈善指南》，这份指南的写作动机是什么？

桑德拉·莱尼：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空白：很多人有兴趣支持科学，但这个领域的入口往往让人望而却步。这份指南的目的，就是降低进入科技慈善的门槛，帮助那些想支持科学的人更有战略性、也更有信心地思考如何开展科技慈善。

汪伟楠：我注意到这本指南的中文版用了“科技慈善”的提法，我们专栏使用的概念是“科学慈善”，但二者对应的英文都是Science Philanthropy。在你的理解中，什么是科技慈善？当我们使用“Science”一词时，应该狭义理解，还是将其视为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桑德拉·莱尼：在我看来，Science Philanthropy是指私人资本慈善投入对科研生态的塑造，包括科学的方向、开展方式以及影响。它填补了其他资金来源可能无法或不愿意支持的空白。慈善可以支持高风险、长周期或资助不足的研究领域，并帮助科学造福人类与地球。

我们是以宽泛的概念来理解“Science”：包括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医学以及更广义的科学生态系统。基础性的、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技术和工程同样重要，因为它们往往能够让科学发现真正转化为现实。

汪伟楠：人们在讨论科技慈善时，往往会聚焦于慈善作为科学和技术的资金来源。但科技慈善是否也应该包括科学向善（“Science for good”），也就是让科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福祉？

 

桑德拉·莱尼：是的，这正是慈善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倾向于资助有利润机会的领域，政府则可能资助相对稳妥或更贴近公共优先事项的方向，但这仍然会留下许多重要空白：没有清晰市场的难题、风险过高的想法，或者因为受影响人群购买力不足而被忽视的领域。慈善可以进入这些空白地带。

科技慈善并不是与其他慈善目标彼此竞争的事业，也不与救济饥饿、改善健康或减少贫困相割裂，相反可以从根源上着手回应这些问题。比如，如果你支持面向小农户的更优种子、作物或农业技术研究，就可能提高产量、改善粮食安全、增加收入，并创造走出贫困的路径。许多社会和慈善目标的根源，往往就在于科学。

“科技慈善并不是与其他慈善目标相竞争的事业。它可以成为从根源上回应许多社会与慈善目标的一种方式。”

 

关心根源：

慈善家扮演先行者

汪伟楠：为什么当下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慈善目标的根源问题？为什么科技慈善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

桑德拉·莱尼：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许多重大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健康、贫困、粮食安全，不能只靠处理表层症状来解决，更需要对根源进行系统层面的理解。科技慈善之所以重要，是它可以采取长期视角，支持那些可能需要多年甚至数十年才能见效、但有潜力带来系统性改变并产生持久收益的工作。

汪伟楠：也就是说，科技慈善并不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要触及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科技慈善与更直接的慈善救助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桑德拉·莱尼：我们需要缓解当下正在发生的痛苦，同时也需要努力寻找长期解决方案，两者都很重要。科技慈善并不是比直接救助“更好”，两者只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登革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故事始于基础科学。1997年，科学家在研究果蝇衰老时注意到，一些果蝇比其他果蝇死得更早。他们顺着这种好奇心继续研究，发现这些果蝇感染了一种天然存在的细菌——沃尔巴克氏体（Wolbachia）。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发现：谁会关心一只果蝇能活多久？但他们发表了这一发现，把它变成了全球科学知识的一部分。

多年以后，另一位科学家斯科特•奥尼尔（Scott O’Neill）读到了这篇论文，并开始思考将沃尔巴克氏体用于应对登革热——如果传播登革热的蚊子能够感染这种细菌并使其寿命被缩短，也许就能阻断病毒传播。这个大胆的想法没有数据支撑，也很难通过常规渠道获得资助，但盖茨基金会“大挑战全球健康”项目为此提供了慈善资金，使这个想法得以在实验室中得到测试。

后来，慈善家乔治·塔希贾（George Tahija）的基金会支持了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的一项登革热随机对照试验。这项真实世界试验显示，登革热病例数和住院率都显著下降了。今天，通过世界蚊子计划（World Mosquito Program），这一方法已经在16个国家使用，并帮助保护了超过1300万人。

关键在于，这个成果始于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科学，随后进入应用研究、真实世界测试和规模化实施，在每个阶段都有中止的风险，而慈善帮助它继续向前——最终挽救了无数生命。

汪伟楠：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故事，它展示了一段从基础发现到真实公共健康影响的漫长旅程。它也说明，科技慈善家有时需要扮演先行者的角色。

桑德拉·莱尼：正是如此。科技慈善家必须愿意押注基础研究，也必须愿意接受很长的时间跨度。我们常常把这种资金称为“耐心资本”。慈善家拥有更灵活的资源，可以用来尝试那些一开始并不知道会走向何处的长期项目——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如果完全依赖产业或市场，这个故事就不会发生：市场缺少足够的投资动力，政府也未必会冒险资助如此不确定、缺少初始数据的想法。

慈善可以在整条科研路径上

发挥作用

 

汪伟楠：这让我想到你在指南中提出的“科研之树”的比喻。慈善如何嵌入这棵树的不同部分？

桑德拉·莱尼：这棵树帮助我们理解，要把突破性想法从发现推进到社会影响，需要经历不同阶段。根部是基础科学和发现研究，在登革热的例子中，这就是关于果蝇衰老的研究。树干是应用研究或转化研究，也就是斯科特•奥尼尔测试沃尔巴克氏体能否阻断蚊子传播登革热。树枝是实验性开发和真实世界测试，比如乔治·塔希贾资助的随机对照试验。树叶则是实施、产品开发或规模化推广，比如蚊子工厂和公共卫生项目。

这棵树的每一部分都很重要，如果缺少某一部分，整个系统都会被削弱。慈善可以在整条路径上发挥作用。它在早期和高度不确定的阶段尤其有力，但在后期也可能至关重要，特别是当一个创新缺少清晰市场激励、难以进入社会时。这个例子还说明，科技慈善本质上是协作性的：它涉及科学家、慈善家、政府、产业和实施机构。

汪伟楠：这也挑战了对科技慈善的狭义理解。有些人认为，科技慈善主要就是资助基础研究，但从这个例子来看，科学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可能的进入点。

桑德拉·莱尼：没错，慈善在基础科学中确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产业界很少会大规模资助基础科学，而政府又受到对纳税人负责等因素的约束——当人们有紧迫需求时，很难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用公共资金支持像“果蝇寿命”这样的研究。慈善可以承担风险，在研究的应用前景尚不清晰时支持由好奇心驱动的探索。

科技慈善不是一次性的豪赌

而是一场接力赛

汪伟楠：有些人认为，科技慈善意味着巨额资金，也许只有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才能负担得起；一般人，甚至那些还算不上世界级富豪的慈善家都很难参与。但从你之前所举的例子来看，从基础研究到在真实世界产生影响，这漫长的过程更像是一场接力赛，而不是一次性的豪赌。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看法？

桑德拉·莱尼：是的，科技慈善很多时候就是一场接力赛。一位慈善家可能播下知识的种子，让另一个人能够继续推进下一步；随后，另一位慈善家、政府机构或公司可能接棒。有时，慈善资金帮助产生初始数据，使后续更大规模的公共或私人资金成为可能。有时，它是在为一个想法“去风险”，让企业后来能够将其带入社会——这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成功。

在科技慈善中，最终结果可能需要几十年才出现，因此慈善家需要沿途设定阶段性里程碑。如果慈善资金使一个想法能够被政府、产业或另一位捐赠者接续支持，那就可以是一个有意义的成功指标。

汪伟楠：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极其庞大的资源，慈善家也可以参与其中，尤其是当他们选择合适的阶段、与他人合作，并进行战略性思考时。

桑德拉·莱尼：正是如此。你不需要独自把一个想法从头推进到尾，也可以支持其中一个阶段，帮助产生早期数据，加入一个协作型基金，或与同行一起行动。如果时机恰当、位置精准，即使规模较小的捐赠也可能产生催化作用。门槛不仅在于资金规模，也关乎心态。科技慈善需要耐心、好奇心、谦逊，以及学习的意愿，同时也需要好的建议，因为科学生态系统和慈善生态系统都可能很复杂。

“如果时机恰当、位置精准，即使规模较小的捐赠也可能产生催化作用。”

 

协作是跑完接力赛的关键

汪伟楠：如果将科技慈善视作一场接力赛，如何理解协作在其中的重要性？

桑德拉·莱尼：协作至关重要。这些庞大而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不可能由任何单一行动者独自解决。科学本身也越来越具有协作性和跨学科性，需要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组成团队。同时，也需要慈善家、政府、产业、大学和实施伙伴之间的协作。

慈善之所以特别有用，是因为它的激励机制不同。不同于主要由竞争驱动的产业界，慈善资本更加灵活，慈善家可以把不同的人聚集起来，共同应对一个共同问题。当目标是造福人类与地球时，这一点尤其重要。

汪伟楠：这种协作理念在今天显得格外珍贵。与前些年相比，地缘政治紧张与不确定性加剧，国际科学合作的空间是否还存在？

桑德拉·莱尼：我认为有。历史上，即使在紧张局势下，科学也常常是可以合作的领域之一，比如在冷战期间，全球行动者仍能共同参与消灭天花。服务全球公共利益的科学创造了一个仍然可以合作的空间，因为其收益是共享的。

具体到中国，我认为存在重大机会。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力量，也有机会把这种能力用于全国乃至全球的社会福祉。科技慈善可以帮助把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引向对人类与地球真正重要的挑战。

汪伟楠：今天，要让科学合作成为可能，可能需要哪些条件？

桑德拉·莱尼：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全球范围内工作，看到今天世界的状态，我确实感到痛心。但我仍然相信，科技慈善可以成为人们重新走到一起的路径。我们需要寻找一些路径，让目标不再是竞争，而是围绕艰巨的全球挑战进行协作。在气候、健康、贫困等问题上，我们要么共同受益，要么共同失败。

转变心态：

重新理解耐心、风险与失败

汪伟楠：我们已经谈到科技慈善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作为这一领域的顾问，你认为慈善家进行科技慈善实践面临哪些挑战？

桑德拉·莱尼：一个主要挑战是预期管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人，可能习惯于季度回报和快速结果。但科技慈善的运行方式不同，需要长期视角，取得成果往往要历经许多年，甚至几代人。因此最困难的转变往往不是技术性的，而是心态上的：转向耐心资本的思维。

汪伟楠：另一个方面是看待失败的心态。有些慈善家也许并不担心损失资金，但担心没有结果会损害自己的声誉。你对此如何理解？

桑德拉·莱尼：在科技慈善这个领域里，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失败。如果你寻找的是登月式想法和真正的突破，那么很多事情都不会成功。如果一切都成功，那可能说明你承担的风险还不够大。

但我并不把这些结果看作通常意义上的失败。在科学中，一个没有成功的实验仍然会产生知识，它告诉我们一些重要信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因为担心声誉风险而不报告负面结果，那么这些知识就会从系统中缺失。科学的本质是创造新知识，即使是负面结果也有其内在价值。

汪伟楠：我很喜欢这种重新定义失败的观点。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科学家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即使只是知道某种方法或路径行不通，也仍然是有价值的信息。

桑德拉·莱尼：正是如此。我以前教学生时常说，你从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从成功中学到的更多，因为你必须理解为什么某件事没有奏效。这种学习可以帮助其他科学家继续向前。

“如果一切都成功，那可能说明你承担的风险还不够大。”

 

愿景：科学 创新 公平

汪伟楠：你对科技慈善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桑德拉·莱尼：我的愿景是，让科学帮助解决复杂的全球挑战，并使其造福所有人。我常用“科学、创新、公平”（science innovation equity）这个概念来思考，它就像一张三条腿的凳子。

第一个问题是：谁在从事科学和创新？伟大的想法可能来自任何地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试图解决谁的问题？许多影响弱势人群的问题，无法仅靠市场力量推动。第三个问题是：最终谁能够受益于科学和创新的成果？

科技慈善不应该只是资助研究。它还应该帮助塑造系统，使发现能够拓展人的潜能，并加速产生造福人类与地球的解决方案。

如何起步：

给中国慈善家与顾问的建议

汪伟楠：对于刚开始探索科技慈善领域的中国慈善家，你有什么建议？

桑德拉·莱尼：在开始之前，你不需要先成为技术专家，也不需要拥有所有答案。你需要的是好奇心、清晰的目标感，以及好的顾问。

可以从这份指南开始，和同行交流，加入同行学习网络或协作型资助共同体。寻找同时理解科学和慈善的顾问。单纯的科学家可能不了解慈善领域，而单纯的慈善顾问也可能不了解科学生态系统。合适的组合非常重要。

然后，就在学习中开始捐赠。科技慈善有点像科学本身：你可以测试想法，从一个小的资助组合开始，在经验中学习，并不断调整。

汪伟楠：最后，请你用一两句话，为中国慈善家以及未来的科技慈善顾问分别提供一些建议？

桑德拉·莱尼：对于中国的科技慈善家，我想说：为长期而建设。科学的影响不仅可以以年份来衡量，也以代际来衡量。从你所在之处开始，在学习中捐赠，聚焦那些既对你的社区重要、也对世界重要的问题。

对于未来的科技慈善顾问，我想说：从“为什么”开始。理解捐赠者个人或机构的目的，进行战略性思考，连接人、想法与资本，并记住，你最大的影响可能来自于帮助他人取得成功。

汪伟楠：你提到，当一个人开始慈善旅程时，动机很重要。那么，是什么让你进入科技慈善并成为一名顾问？

桑德拉·莱尼：我从事科技慈善和慈善咨询的动机是催化集体智慧，让我们能够共同解决棘手问题。我相信，预测未来的更好方式是创造未来，而我们创造未来的方式，是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并把人们聚集起来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科学的影响不仅可以以年份来衡量，也以代际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