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前几期专栏讨论了“分蛋糕还是做蛋糕”的增量逻辑，也探讨过从资源增量到组织创新的跃迁。但一个更具实践性的基本问题始终存在：如果一位捐赠人真心想资助科学研究，他/她应该怎么做？本期专栏就《科技慈善指南》（Science Philanthropy Giving Guide）中文版核心精华进行摘编，以全球经验推动科学慈善在中国的探索深化。

 

近日，由瓦莱丽·康恩（Valerie Conn）与桑德拉·J. 莱尼博士（Sandra J. Laney, PhD）共同撰写、盖茨基金会支持的《科技慈善指南》中文版正式发布。该指南面向所有对资助科研感兴趣的捐赠人，助力更清晰、更战略性地理解如何通过慈善推动科学研究，并创造可持续的社会影响。

指南系统梳理了慈善在科研生态中的独特作用、从初心到资助组合的实践路径，以及科技慈善的愿景趋势。指南回答了三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做科技慈善？做哪方面？如何起步？希望帮助更多有志于资助科学的捐赠人，迈出“边捐边学”的第一步。

指南的两位作者分别拥有数十年的科研筹资与慈善咨询经验。康恩曾领导科技慈善联盟，五年内推动超过十亿美元私人资金投入基础研究；莱尼博士曾在美国国务院、盖茨基金会、保罗·艾伦的埃博拉项目中担任过领导职务，持续为财富人群提供横跨科技与社会领域的慈善战略咨询。她们将资助科研创新所需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框架转化为这份可操作的手册。

在科研生态中的独特价值：

接力、补位

指南开篇就回答了一个许多人暗自困惑的问题：政府和企业已经投入巨资搞科研，为什么还需要慈善？现实中，完善的科研生态需要多样化的经费来源，政府、企业、慈善三者在科研生态中的角色天然不同。

指南进一步解释：科技慈善捐赠大多投向基础和应用研究阶段，政府投入覆盖科研各个阶段，企业投入则偏重于试验发展和商业产品开发阶段。企业为了营利，会出资开发销售潜力较大的新药，但会忽视商业前景一般的疗法。政府经常会资助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但面对前无古人或者未经验证的新构想，往往不愿承担风险。

科技慈善则可以着眼长远，资助风险较大的研究项目，从而激发创新思想，满足未受重视的需求，例如危害弱势或小众人群的疾病。

 

指南用一棵“科研之树”形象地描绘了科研流程：树根象征着基础研究，目标是深入了解自然世界；树干象征着应用研究、转化科研，上承基础科学，下启试验发展；树枝象征着试验发展阶段，具有应用前景的构想形成之后，需通过试验检测加以验证，从基础科学发现出发，迈向实用的产品和诊疗手段；树叶象征着商业产品开发，在这个阶段，科学发现终于能够切实造福社会。

大树要想枝繁叶茂，就需要各个部分协调配合；科研创新要想蓬勃兴旺，就需要科技研发（发现、转化、研制、实施等）各个阶段紧密衔接。

而科技慈善可以发挥三大独特作用，帮助大树蓬勃兴旺。指南将其概括为：

1、着眼长远 

• 培养科研人才梯队 

• 提供差异化科研资助 

• 打造科研配套设施 

例如，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的“霍华德·休斯研究员计划”，为每位入选的顶尖科研人员提供总额高达1100万美元的非限定性资助，七年为期、可以续展，支持了遍布全美60多个科研院所的科研人才，学科涉及生物学与生物医学方面的跨学科、多物种基础前沿研究。 

2、敢于冒险 

• 资助他人不愿或不能资助的战略领域 

• 灵活运作、敢于冒险 

• 挑战常规、打破成见 

例如，保罗·艾伦于2009年资助将埃博拉疫苗用于野生猿猴的研究项目。2014-2016年，当史上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爆发，艾伦得以带领行业敏捷应对。随着疫情蔓延到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他又追加了一亿美元的抗疫资金。

3、激发创新

• 开拓研究新领域 

• 催生科技新突破 

• 鼓励跨学科合作 

例如，科学进步研究基金会（RCSA）创办了科学对话（Scialog）项目，资助科研新秀（人均约6万美元），围绕全球重大疑难科学挑战（例如，要全球推广负碳技术，仍需重大科学突破），开展深度研讨、建设专题社群，促进跨域合作，加速科学突破。

指南回顾历史时提出：科技慈善自诞生以来，就系统化地资助科研，既支持基础科研，也发展研究机构，树立了成功典范。美国早期的科技慈善模式取得成功，得益于若干要素。当今若希望通过私人慈善资助科研实现社会共益，这些要素仍然适用：捐赠非限定性基础和应用科研经费；对基础科研的资助要坚持长期投入；资助重大构想、关键人才和基础设施。

此外，指南中强调，资助科研有助于实现慈善家的初心使命。例如，在盖茨基金会资助的全球健康、全球发展、性别平等、基础教育等多个领域，科技均贯穿其中、不可或缺。

 

如何起步：

“边捐边学”的行动路线

指南的核心价值，是提供了一套从初心、探索到战略设计和资助组合的可实践路径，这套路径大致分为以下步骤。

• 明确慈善初心

指南建议捐赠人首先追问：我为什么想用科技慈善造福世界？这一核心动力与深层思考或来自于捐赠人的人生经历、家族传承等。作家西蒙·斯涅克（Simon Sinek）认为，对于成功的事业而言，首先追问初心、参透本源的“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同样，让捐赠与初心使命和价值观保持一致，才能赋能更明智的决策、更坚定的投入、更丰盈的成就感、更深远的影响力。

• 探索关注领域

指南指出，科技慈善以应对社会挑战、增进人类知识为己任，支持科研和教育，它可以横跨众多学科，例如生物学、物理学、工程学等基础学科，以及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全球健康等交叉学科。在明确初心后，捐赠人需要回答：哪些科技领域符合本人、家族或者组织的慈善初心？

• 精心设计战略、实现持久影响

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善于发现经济效益与科研创新之间的关联。但实践科技慈善，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重大的心态转变：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转向追求长期社会效益。

指南引用了一位著名科技慈善家——柯奇基金会（Curci Foundation）总裁罗纳德·罗斯奎斯特（Ronald Rosequist）的真实感受：“我在受托运营柯奇基金会后很快发现，要为持久改善人类健康研究生命科学，就要展望一二十年。只有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才能真正搞懂复杂的科学，从而实现突破。”

• 构建资助组合

关于科技慈善家可选择的资助领域，指南列举了一些示例：

 

指南建议，面对重大科研课题或空白领域时，通过实施组合策略增加创新成功率，扩大科技慈善的持续影响。慈善家可以从初心和战略出发，组合多种资助方式，运用多元资助工具，从多个角度入手，促进重点领域的科研。例如，一个综合资助方案可以包括：

• 面向青年科研人员，设立奖教学金、研究基金（人才培养） 

• 面向特定专业方向，资助科研攻关项目（创意构想） 

• 面向待整合提升的领域，资助研究中心（机构建设） 

• 面向搭建亟需的研究平台，资助全球数据库（基础设施）

指南指出，为了推动科技进步，不仅需要直接资助研究项目，还需要整体完善配套条件，在体系层面提供支持。在《科学与技术问题》（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期刊发表的《科技慈善未来愿景》（A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Science Philanthropy）一文中，作者斯隆基金会的埃文·S·米歇尔森（Evan S. Michelson）与亚当·F·福尔克（Adam F. Falk）呼吁采取在体系层面采取战略方案。

他们主张，“科技慈善机构需要承载更宏大的使命”，可以对“慈善推进研究的配套环节提供关键支持：播种研究新领域、扩大科研参与面、培育机构新实践、深化科研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 确定捐赠规模

确定年度捐赠预算金额、时间节点及资助期限，有助于界定目标问题的规模与范围，规划实现目标的路径。

• 选择资助路径

将慈善初心与资助领域及工作方式结合起来，可以选择多种资助路径，指南列举了一些典型案例：

路径1：如果慈善初心指向激发好奇心、促进自然科学发现与研究，可以选择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发现。

吉姆与玛丽莲·西蒙斯夫妇（Jim and Marilyn Simons）被探讨宇宙起源的研究深深吸引，选择资助天文学。“我们曾经以为宇宙仅限于目之所及，但现在我们知道，可见物质仅为宇宙的5%…… 科学不仅提供答案，还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观念和假设。”

路径2：如果慈善初心是提供直接资助，以助力人才成长、激发集体智慧，可以选择让资助以“人”为本。

陈-扎克伯格倡议（CZI）与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支持了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梅耶霍夫学者计划（Meyerhoff Scholars Program），帮助少数族裔学生在理工领域取得进步，并将其培养模式推广至更多院校。

路径3：如果慈善初心是解决急迫的问题，可以选择独自或与他人联合资助科研的某个阶段，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落地都行。

为对抗登革热、寨卡与基孔肯雅等蚊媒疾病，慈善家们推动世界蚊子计划（World Mosquito Program）的创新做法：盖茨基金会资助了早期研究，塔希贾基金会（Tahija Foundation）独家资助印尼日惹地区随机对照试验（显示登革热病例减少77%，住院率下降86%），随后盖茨基金会、当地政府、麦肯齐·斯科特（MacKenzie Scott）等追加资金，已经在16个国家保护了超过1300万人。

路径4：如果慈善初心指向在体系层面培育突破，从而推进科研整体进步，可以先找到短板弱项，然后资助能够激发创新的基础配套设施和政策工具。 

人类细胞图谱国际科研联盟在克拉曼家族基金会（Klarman Family Foundation）、惠康信托、陈-扎克伯格倡议等支持下，正在绘制人类全生命周期细胞全图，将其向全球开放后，可供研究者使用，不断取得新发现。

路径5：如果慈善初心是打造实用新品，直接造福全球民众，可以选择资助产品开发。

例如，盖茨基金会通过7000万美元的定向慈善资助，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合作开发出专为非洲儿童设计的低价A型脑膜炎疫苗（MenAfriVac），2010年上市时单剂成本不足50美分，很快惠及数百万人，大幅降低患病与死亡人数。项目成功证明，在传统市场失灵的领域，定向慈善资助能创造突破，普惠大众。

愿景实施：

合作、信任与公平

科技和慈善都在不断演变。几大趋势正在显现，并重塑着二者的发展方式。一方面，慈善捐赠优化配置，更有力地推动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更有效地推进慈善初心的实现。

1. 通力合作、放大效果

无论是共同学习还是联合捐赠，通过与其他捐赠者合作共建，能更快地积累知识、增强信心、推动进步。“共建式慈善”（Collaborative Philanthropy）正在兴起。典型的例子是“捐赠誓言”——截至2025年8月，已有250余位超高净值人士签署誓言，其中约20%（近50名）将相当一部分捐赠投向科技、数学和健康领域。从气候研究到疫病防控的很多方面，都出现共建慈善和联合资助的成功案例。

2. 信任为本、各展所长

慈善界越来越强调信任受助者的专业能力，减轻他们的事务性负担。信任型慈善项目（Trust-Based Philanthropy Project）指出：“通过缓解资助方、非营利组织与社区之间固有的权力失衡，信任型慈善致力于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反映到科技慈善领域具体表现为：如资助科研人员而不是具体项目，对款项使用不做或者少做限制；设计灵活的资助方式；简化申报要求；让战略制定反映科研人员的意见等等。

3. 经费分配

指南介绍，在美国，研究经费过于集中于少数精英机构的问题已经引起各界日益关注——近期分析显示，在调查涉及的910所机构中，30所机构花掉了近半数（42%）研发经费。慈善家们正在积极探索解决路径，例如：遴选时看重学术价值，而不是出身资历；资助更多样的（乃至于历来被忽视的）院校中的科研人才；让弱势群体也能领导科研项目；让不善于写申请的机构也能参与等等。

4. 效果评估

要衡量科研成果的影响力，过去看的是论文数量与引用次数，现在则还要看：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能否开发新的方法或工具，促进科研取得后续成果；能否帮助资源匮乏的群体、地区或机构，提升其科研能力；是否传播共享了开放科研工具，例如数据、代码和出版物。

对于仅靠常规指标无法充分反映的高价值科研工作而言，更全面地评估科研影响力，有利于其吸引慈善资助。采用这些新的方式，不仅能够资助优秀的科研项目，还能面向未来，打造更加有效、公平、坚韧的科研生态。

指南反复提到一个核心理念：做慈善与做科研的本质类似——也是学习研究、试验论证、收集数据、调整方法，迭代改进，要保持开放心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指南提供了一个经过验证的思考框架、一套丰富的案例库、以及一份来自实践者的诚恳建议，还配有科研生态图、科研之树、全球研发支出对比、资助规模参考等图表，信息丰富，值得慈善从业者、捐赠人和政策制定者对照自身经验、拓展实践思路。正如指南所说，科技慈善之旅无需等到万事俱备，边捐边学，携手同仁，再加专家辅助，定功不唐捐。

阅读完整《科技慈善指南》，请点击“阅读原文”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