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 · 2026-11-18
中国慈善家 · 2026-11-18


虽然常到边远乡村一线走访,但海亮基金会团队在每一次探访时都会受到深深的触动。
海亮基金会全称浙江海亮乡村教育振兴基金会,这一次,基金会志愿者团队到贵州实地考察探访。在一个被竹海环绕的村寨,他们推开一间铁皮覆顶的木屋,只见家徒四壁,木梁被常年烟火熏得暗沉朽旧。
这是叶子的家。一岁那年,她的父母离异,上初一那年父亲病逝,上初二那年奶奶也走了,只剩下爷爷一手把她抚养成人。但苦难没有磨去少年眼里的光,品学兼优的她在今年夏天考上了大学。
“我不盼她风光耀眼,只求她读书踏实、做人本分。”谈起孙女,年过八旬的老人一番朴实的话让公益团队人员红了眼眶。
像叶子这样的孩子,在广大的县域乡村还有许许多多。重庆垫江县的小谭,爷爷身患心衰脑梗常年服药,父亲智力残疾只能完成简单农活,全家依靠母亲在外打工的微薄收入支撑。小谭从小学开始一边苦读,一边帮助家里干农活。今年,她拿到了大学本科的录取通知书,喜悦之余也开始忧心忡忡,因为妈妈在电话里无奈地告诉她,“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要不你别念了”。
而在秀秀的家中,爷爷车祸之后下半身瘫痪,父亲放弃外出务工机会日夜照护。微薄低保和一季稻谷收成难以覆盖医药费。拿到大学录取通知那个午后,他正蹲在田埂上除草,知道结果后久久沉默不语。贫困像一座大山,横亘在录取通知书与大学校园之间。
但天无绝人之路,他们都成为了明德圆梦乡村大学生发展项目资助的对象。这个由海亮基金会联合浙江嘉行慈善基金会于2026年7月发起的项目,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59天。
而在高效率之外,这个乡村教育帮扶项目更值得关注的,是一套试图跳出“给钱就完了”传统逻辑的助学新方法论。
关注被忽略的群体
成立于1989年的海亮集团,公益事业已经开展了多年,从早年的援藏班,到如今更广泛领域的教育公益。各类项目覆盖的主要是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孩子,这与海亮本身作为一家深耕基础教育的集团、在全国多地办有中小学的业务基因有关。
近年来,海亮集团创始人冯海良在公益实践中,观察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即那些已经考上大学、家庭陷入困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录取通知书本应是梦想启航的邀请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同时也意味着一笔难以承受的经济账单。
另外,长久以来,传统助学项目大多聚焦成绩拔尖的优等生,本科院校往往是资助的主要对象,而大批家庭深陷困境、分数并不耀眼,甚至是被专科院校录取的学生,往往落入公益帮扶的盲区。
通过实地调研,海亮基金会团队进一步验证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当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门口时,这本该是最开心的时刻,一些孩子却因生活困顿而不得不停下远行的脚步。”海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黎红说。
2026年6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捐赠。2026年全国学生资助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推动资助从基础保障向保障和发展并重转型,发展精准资助、暖心资助、长效资助,依托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学生成长。
明德圆梦项目的推出,正是顺应国家需要,成为社会公益力量对接国家政策导向的一次实践:政府负责摸排初审,基金会负责资金、走访复核、全周期育人服务,社会力量补充公共资助体系之外的缺口,形成良性互补格局。

不少企业的助学项目大多采用一次性捐赠模式,但海亮基金会选择了更困难的一条路——做长期陪伴。项目一年给受助人一万元资助,一直持续二到四年完整学制。
按照项目规划,2026学年覆盖超过50个县,2027学年将扩展至100个县,5年内预计覆盖学子超过1万人。“希望通过‘明德圆梦’项目,为身处困境的同学们纾解生活压力,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深耕学业、提升自我。”王黎红说。
不唯分数,不唯学历
以往很多助学项目,会把成绩优异作为重要门槛,而现实情况是,考上顶尖高校的孩子,本身可以争取到的各类资源已经相对充足,反而是那些来自困境家庭、考取普通院校的孩子,因为缺少外界的关注和托举,极有可能直接放弃大学学业。
海亮乡村教育振兴基金会理事长刘卓青告诉《中国慈善家》,在明德圆梦项目已确定的受助名单之中,专科生占比超过四成。这是和绝大多数传统助学项目最直观的区别。项目打破“唯分数、唯学历”的惯性评价体系,把家庭真实困难程度放在筛选标准的第一位。评审优先考量学生思想品德端正;其次评估家庭困难程度,包含特困供养家庭、突发严重困难户、因病致残致困家庭,以及政府认定的其他低收入困难家庭。
“无论拿到的是本科还是专科录取通知书,只要家庭确确实实陷入困境,都拥有获得资助的机会。”刘卓青说,每年一万元,按学年拨付给学生本人银行卡,8月先行拨付5500元,之后在校月份每月发放500元。持续资助完整学制,一直陪伴学生读到毕业。
稳定、按月发放的资金,解决学费、生活费的现实刚需,只是整个项目的起点。项目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资金输血,而是拓展至“资金资助+立志教育+朋辈社群+AI赋能”四维一体全周期育人模式,推动助学从单纯物质救助,转向保障与成长并重,这也契合了国家“十五五”规划资助提质增效的政策导向。

具体而言,“立志教育”板块提出“五个一”行动倡议:立一个志、读一本书、改一次过、行一次孝、践行一善。不设置硬性考核指标,不捆绑回报义务,以温和倡导的方式引导青年塑造品格,这也是“明德”二字的由来。
“明德圆梦项目不要求受助学生公开演讲、感恩表态,尊重每个孩子的性格与人生节奏,打造松弛自主的公益生态,守护乡村学子敏感的自尊心。”海亮基金会理事长刘卓青告诉记者,他们在家访中看到,很多乡村学子骨子里很要强,不愿意博取旁人同情,“我们要把这类孩子放到这套帮扶体系之中,让他们不用被迫将苦难公之于众来换取援助”。
“朋辈社群”板块,则是搭建线上互助共同体。海亮基金会动员了企业员工,以及往届受助学子等,共同参与社群运营。受助学生可以在这里交流学业困惑、分享实习求职经验,实现受助者向助人者的身份转化,构建起“受助—自助—助人”的价值闭环。当一批批得到托举的青年成长起来,再回过头去照亮后来者,善意得以循环传递。
乡村走出的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之前,数字素养、视野格局、生涯规划能力往往和城市学生存在差距。为此,项目加入了AI赋能模块,面向大一新生普及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补齐数字教育资源短板,帮助乡村学子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校园与社会竞争,弥合数字鸿沟。
“资助不是简单施舍,我们要做的是托举。物质上托住生活底线,精神上托住理想信念,能力上补齐资源短板,陪伴他们走完整个大学成长道路。”海亮乡村教育振兴基金会副秘书长傅蓓蓓解释四维模式背后的思考。
脚上沾泥,心中有数
把这套四维模式落到1000多个具体的学生身上,靠的不是一次性的资金拨付,而是一整套需要跟地方政府反复磨合的协作机制。
“我们会跟目前县域政府部门先去进行一轮沟通,看他们是否认可我们的项目理念和项目内容。”傅蓓蓓说,一旦达成共识,双方会签订三年的合作协议,持续扎根在同一县域,把项目做实,“同时大专、本科往往需要二至四年学习周期,三年合作周期可以保障政策和人员的连续性,避免因为短期项目结束,造成学生中途帮扶断档”。
协议期内,由地方政府负责初步的学生资料报送。在一个县域,基金会每年支持20名学生,地方需要提供25个学生的候选名单和相关材料,基金会先做一轮初审,形成拟资助的20人名单,再召集志愿者,协同地方政府一起实地走访家访,核实真实情况。走访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前20个学生中,可能资质不符合,或者说家庭经济并不是那么困难,就会在5个替补的学生里面再依次递补。
这套流程,对于来自重庆的小琴和小明而言,尤为可贵。小琴是家中长女,家里七口人挤在一间墙面泥灰脱落、木梁裸露的老屋里,弟弟妹妹还在读小学,爷爷奶奶年过七十丧失劳动能力,全靠父母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她一边分担家务、下地干活,一边在堆满杂物的木桌前刷题;小明的母亲卧床十年,全身关节时刻剧痛,连吃饭如厕都需要人照料,父亲寸步不能离家,全家仅靠几亩稻田和低保维持生活。小明在校从不向人诉说家里的难处,即便老师主动提出经济帮扶,他也会委婉推辞,骨子里有着乡村孩子独有的自尊。

他们高考一结束,没有片刻停歇,立刻跟着亲戚外出打工挣钱。这类学生,恰恰是最容易被传统“看分数、比排名”的资助体系漏掉的一类,他们不主动求助,甚至刻意回避外界的关注,如果没有志愿者主动走进他们的村庄、走进他们的家,这些真实的困境很难被看见。
支撑这套“人海战术”般的走访体系高效运转的,还有一套数字化系统。项目上线了专属小程序及资助管理后台,实现生源信息一键录入、资金流向实时追踪、成长档案动态更新三大线上化管理模块,大幅提升数据透明度与管理效率。
正是靠着这套线上线下结合的机制,项目才能在59天内完成从方案设计、县域走访到材料复审的全流程闭环,协同集团员工和在地合作政府力量,实现100%实地走访,用刘卓青的话说,“脚上沾泥,心中有数”。
走访结束后,最终拟资助名单还要在各县政务平台公示不少于3天,全程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让整个核验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截至9月底,项目已经覆盖全国15个省53个县域,初审学生1377名,实地走访1171户,预计资助学子超过1028名。
高速推进并不等于降低标准。内部设置交叉复核机制,走访记录、佐证材料会进行二次审查,对于存疑家庭安排二次回访。“宁可多跑几趟山路,也不能让有限的名额错配,更不能漏掉一个本该被帮助的孩子。”刘卓青说。
填补鸿沟
项目在50多个县域落地,只是一个起点。在大规模家访的过程中,公益团队也看见,乡村学子面对的困境远远不止学费、生活费。不少隐性阻碍,依旧横亘在少年前行的道路上,而这也是基金会接下来想要逐步破解的课题。
走访过程中遇到一个让傅蓓蓓印象很深的案例:一名高考成绩500多分的孩子,父亲离世,母亲改嫁,由年迈奶奶抚养长大。家中没有人能够指导志愿填报,信息闭塞之下填报失误,遭遇退档,高分落到专科。孩子站在人生岔路口,在复读和就读专科之间反复摇摆。
“这个情况十分令人惋惜。对他们家庭来说,复读一年将面临很大的压力。首先是复读产生的住宿费与学习开支;其次是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如果是去读专科,孩子又不甘心。”傅蓓蓓说,最后在项目组的追踪了解下,他还是去复读了。

这个案例并非个例。很多乡村家庭,父母没有高等教育经历,孩子填报志愿、挑选专业的时候,得不到任何有效建议,仅凭网络碎片化信息做决定,很容易出现滑档、退档,12年寒窗因信息差大打折扣。
高考结束只是第一步,志愿填报、专业选择,直接影响未来几年大学生活乃至就业走向。而信息鸿沟,是很多乡村学子看不见的一道坎。“家里没有长辈读过大学,没有人告诉他某某专业是什么,不同学校有什么差异,填报规则是什么。”傅蓓蓓感慨,这样的损失,仅仅依靠助学金无法弥补。
为此,项目团队计划在未来给到学生更多前置支持,比如提前提供报考信息,帮他们补上这块信息短板。
对于县域农村学子而言,进入大学校园之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经济贫困带来的心理压力、城乡生活环境差异、数字素养差距、职业规划迷茫,都是潜在风险。部分学生内心敏感自尊,就像家访中的小明,不愿意向外展露家庭苦难,即便拿到资助,内心依旧背负沉重心理包袱。
这也是项目设计朋辈社群、立志教育的初衷,希望构建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孩子们可以适度倾诉,获得同伴支持,而不是独自消化全部压力。但如何把握边界,做到关怀而不冒犯,陪伴而不打扰,依旧是项目组需要持续打磨的课题。
搭一座桥
按照项目规划,2026学年覆盖50余县,计划2027拓展至100个县域,5年预计服务1万名以上学子。每拓展一个县域,就意味着要组建走访力量,对接当地教育、乡镇体系,开展大量线下入户核验工作。100%实地走访,是项目不可妥协的底线,但大规模铺开之后,志愿者人力、跨省份管理成本,都是现实考验。
刘卓青介绍说,基金会一方面依靠当地政府协同走访,一方面培训自有志愿者队伍,同时依托数字化系统降低管理负担,多方并举应对扩张压力。
团队也清醒认识到自身的边界——项目能够托举学生大学阶段求学之路,却无法一次性改变一个原生家庭积重难返的困境。叶子爷爷年事已高,小敏家中长辈病痛缠身,很多家庭的苦难是长年累月多重因素叠加而成。助学项目的定位,是给年轻人争取成长窗口,让他们拥有知识与能力,未来才有机会反哺家庭,而不是幻想依靠一笔资助立刻消解全部苦难。
正如项目的定位那样,明德圆梦做的不是救赎,只是托举。基金会并不奢求所有受助学生未来都功成名就,成为世俗意义上的精英。就如同叶子爷爷朴素的期待,希望孩子做人本分,踏实生活。团队期待的是,这些经历过苦难的青年,能够守住内心明德底色,学有所成,善待家人,力所能及回馈社会,把接收到的善意继续传递出去,完成“受助—自助—助人”的闭环。
当前,国家推动学生资助从“保障生存”迈向“保障发展”,需要公共体系不断完善,同样也呼唤社会公益力量探索新路径,从简单的给钱输血,拓展到资金帮扶、品格培育、能力赋能的立体化帮扶。浙江海亮乡村教育振兴基金会也在努力构建一套全周期助学的体系,这套体系要做的不是扶着县域乡村的孩子走完道路,而是在他们走到最艰难的路口之时,为他们建一个路标,让他们拥有自主奔赴远方的机会。
(为保护隐私,文中的受助学生都采用了化名)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浙江海亮乡村教育振兴基金会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