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墨世界杯行近终章的时候，太平洋彼岸，中国正在为足球的未来厉兵秣马。

7月17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简称足基会)公布了2026年青少年足球赛事第一批资助名单，宋庆龄基金会等8家公益、社团、媒体及政府和民非组织，将一对一资助“贝贝杯”“希望杯”等8项青少年足球赛，足基会还将提供一定比例的项目配套资金。

这只是这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近30个公益项目之一。而在足球运动普及度较高的省市和区县，专门从事或设有专项，进行足球公益常态化运营的地方性机构，还有数十家。此外，国内头部公益组织、传统行业企业和互联网科技大厂，以及为足球发展出资出力的个人团队，十余年来不计其数。

“有这么多人喜欢、热爱足球并参与其中，一定会对中国足球的未来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现任中国男足主帅邵佳一说。

七年前到访中国的德国名宿克林斯曼，也给出了相同的答案，“需要有适合足球运动开展的环境，让人们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喜欢它、享受它，项目的发展才会被推动”。

青葱岁月

公认意义上，中国的足球公益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

1982年，71岁的“橡胶大王”杨少振到访张家港市沙洲振业橡胶厂，看到正在生产的小皮球，他不禁撂下一句，“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句源自邓小平的话，让正在为打开新产品市场费心思的厂长奚也频豁然开朗：1948年，杨少振不正是因为向全运会运动员赠送篮球鞋，打响了“回力”品牌吗？

他由此决定，响应号召，举办全国性少儿足球赛。

当时，百业待兴，一家乡镇企业想办全国赛事，谈何容易。历经一年的调研、申请和筹谋，奚也频终于得到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可。1983年，橡胶厂联手上海步云胶鞋厂，共同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民间足球组织——“振云儿童足球促进会”。

在振云促进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协作下，同年8月11日，第一届“贝贝杯”在苏州打响。13支参赛队来自全国各地，一百来名竞技者一律在10岁以下，都是第一次踢全国性比赛。“这次比赛让我打开了足球世界的新视野，也明确了未来的方向。”时年9岁的王传松，后来成了职业球队的一员，并先后担任过江苏舜天俱乐部青训主任、南京市秦淮区足协青训负责人。

从1983年到2001年，“贝贝杯”举办了18届。那时，称其为中国足球的摇篮之一，也不为过。范志毅、黎兵、杨晨、孙继海、肇俊哲、邵佳一、武磊，年龄跨度达20多岁的几代“国脚”，都曾在这项杯赛上拼搏，第一次体验大场面。

这期间，振业橡胶厂发展成了贝贝集团，一直承担着全部运动装备、配套物资、本地场地投入和球队青训经费，以及宣传推广和管理人工成本，办赛资金累计超过3000万元。国内11个城市地区都做过主办地，参赛队伍也扩大到36支，其中有6支是女子足球队。

1997年，因为是“持续时间最长、企业独家资助的全国性儿童足球赛事”，“贝贝杯”获评吉尼斯世界纪录。然而，时代在发展、产业在升级，贝贝集团在新千年告别了历史舞台，赛事由于经费断源、足球大环境遇冷等多重因素，在2002至2015的14年间，被迫停办。

那时，中国的足球公益虽然还处在雏形阶段，却在多个层面以多种形式为后来的建设打了样。

公募基金会方面，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通过开展全国巡回的义赛、义演，以足球为媒带动筹款，用于教育帮扶、敬老环保等公益方向，延伸了足球的社会功能。

文体不分家。兼具竞技与表演性质的义赛上，中国明星足球队、香港明星足球队等公益球队，汇聚了众多演艺界知名人士。借助明星效应，门票收入、足球签名慈善拍卖等善款捐赠给希望工程，以及主办地的公益项目。1998年抗洪期间，足球界集体行动，经由义赛累计捐款超过亿元。

人才储备仍是公益主线。除了各级体育系统组织的足球班和选拔赛，企业主体开始发力。尤其是两家饮料商：1992年，广东健力宝斥资200万美元，通过中国足协的全国选拔，组建起22人的健力宝少年足球队，远赴巴西进行了为期5年的系统化青训，开创了全额资助、批量外派的青训模式。以李玮锋等人为代表的健力宝成员，日后成为国足的中坚力量，为打进2002世界杯立下战功。

另一家是外资企业可口可乐。1986年起，这家公司会同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在中国开办了足球教练培训班；1995年，继而发起并赞助“可口可乐”杯全国青年足球联赛，一共办了7届。

百家争善

进入21世纪，公益机构、企业及个人团队，针对足球开发出了更多的公益可能，且呈现出交叉共建的趋势。

自2002年起，宋庆龄基金会就在新疆、延边等地援建青少年足球学校。2013年，英国足球名人大卫·贝克汉姆向宋基会捐赠个人藏品，双方又在第二年共同设立“青少年足球基金”，率先用于建设新疆人工草皮足球场，为当地足球学校购置校车，并开展了中英两国青少年的文体交流互动。

几年后，下沉式的援建行动，也实现了同职业联赛运营商的合作。2017年初，中超公司与宋基会正式启动中超爱心球场公益项目，从贵州长顺到宁夏、新疆，不少资源匮乏地区的孩子，也享受到了由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带来的“脚感”。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不只社会力量普遍参与进来，足球公益还从以捐赠捐建为主的形式，逐渐向体系建设转型。

2010年前后，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推动实施“亿万青少年健身——校园足球”专项。有别于专业青训，项目面向普通中小学进行了普惠性器材装备捐赠，并在多个省份举办足球师资培训班，在地市级区域组织校际邀请赛、校园足球周，实现了普及优先、游戏化足球、城乡兼顾的设想。

而第一家专耕足球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成立后，体系又得到了更有力的补强。

2015年，国家出台《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方案》，在国家战略指引下，足球公益项目两年内增加了80%以上。2016年底，中国奥委会与中国足协共同设立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在后备人才培养、青少年足球普及、大众及青少年赛事、场地建设等领域统筹立项，促进合作。

2017年，足基会启动了“青少年足球关爱计划”，面向中西部、革命老区、边疆地区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捐赠足球物资、组织大学生支教，开展助学助训。

社会足球青训质量提升行动计划，是足基会规模最大、体系属性最突出的专项。截至2025年底，项目在全国28个省区和直辖市资助了103家非营利性社会青训机构，覆盖青少年球员6000多人，重点破解12岁“退役潮”问题，不到两年便培养多名球员入选U15国少队名单。

2024至2025年，足基会与运动品牌商阿迪达斯合作，先后推出“雏凤计划”“雏鹰计划”，分别选拔U15女足和U15-U16男足精英球员，进行海外培养，推动商业反哺公益。民间赛事方面，足基会则于2025年5月和贵州省体育局、榕江县政府携手设立发展基金，专门支持贵州“村超”可持续发展。

至今，足基会支出的近20亿元公益金，已经覆盖了全国1300多个区县，仅捐建的球场，就达到了308块。

项目的合作不断多元化。2023年4月，为了给偏远乡村学校建球场、培育教练、办比赛，前女足“国门”赵丽娜、足基会及字节跳动公益三方共设“星球计划”，到今年已经在全国160余所学校落地，建成了16块校园标准球场。特别是字节平台的线上社会募捐，让项目的开展变得更加容易。

“国字号”及上海、河南等地方足球公益机构以外，社会慈善力量也在同期发力。东润公益基金会、壹基金、蚂蚁公益、小红书、千问等公益组织和大厂，在中西部县域、偏远乡村、女足成长、社区运动等足球板块，多年来利用各自优势，进行着常态化公益建设。

传统企业的布局，甚至更早一些。

2018年和2022年，蒙牛集团在两届世界杯期间开展青训，并连续5年组织公益赛事，还赞助了2023年女足世界杯；德资企业博世至今举行了10届慈善足球赛，今年更是汇聚了14支球队、300多名中外员工，把德国、土耳其、尼日利亚、马来西亚等国的足球文化带入国内15座城市；2021年，华彬集团成立青少年体育教育示范基地，并在北京捐建了两座国际化标准足球场，面向多国各民族开办足球杯赛。

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之孙、现任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理事的马特奥·萨马兰奇·彼荷依(萨马兰奇三世)向《中国慈善家》表示，“校园足球与青少年培训，是足球公益可持续性最强、价值潜力最大的赛道。”

这个赛道上，不乏足球圈内圈外人的投入。从2002世界杯国足队长马明宇开办足球学校和工作室，到前媒体人董路创办“中国足球小将”，再到“国脚”孙继海设立“海选未来”计划、李玮锋启动足球俱乐部，多点开花的个人团队，给青训体系补上了更灵活的一块拼图。

在其背后，比亚迪、农夫山泉、伊利等厂商的赞助支持，让这项极其消耗财力和资源的事业，变得可以持续。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开展过足球公益项目的公益组织已超过500家，常态化立项或深度参与的企业，至少也有数十家。

他山之石

国情不同，足球运动的附加功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尽相同。比如，促进难民与移民融合、贫民窟少年反暴力、反性别歧视等问题，在世界不少地方都有足球项目的介入。但在中国，这些问题很鲜见，足球的公共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他范畴。

萨马兰奇三世认为，足球是行走的素质课堂，同时具备极强的普惠属性，而最重要的是，它承载了人文交流的功能。这三个功能，放在哪个国家都是通用的。

校园足球与青训的本来目的，就是素质教育。在奔跑、配合、胜负之中，孩子们自发学会了规则、包容、团队协作，以及承压和抗挫能力。体育的人格塑造，不是单一文化课可以替代的。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萨马兰奇在世时，曾积极推动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支持北京申奥成功，同时带动了足球的普及发展。2012年7月13日，萨马兰奇家族为了传承其体育精神，延续同中国的深情厚谊，在北京成立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简称萨基会)，并把足球公益作为标志性核心业务。

2014年，萨基会启动“萨马兰奇足球时间”项目，在公益普及、校园赛事、精英海外集训、教练员研修四个维度上，为中国青少年足球进步发挥作用。

募资方面，采用与企业共建的形式：既有三星公司资助，联合开办的足球教室，又有大明矿业支持设立的大明体育教育专项基金，定向用于新疆少年的日常足球训练，以及与上海本地青少年的足球交流活动，等等。

项目遴选上，萨基会重点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尽力保障少数民族孩子享有平等的参训机会，2019、2020两年，还冠名支持了中国高中足球锦标赛的举办。

自我修炼之外，把视野转向领跑足球发展的欧洲、日本等地，进行足球文化交流、资源引进互通、先进经验借鉴，则是后备力量水平提升的另一块跳板——不光是球员，还包括教练。

先行者之一，是香港企业家郑少强。早在2003年，他关掉英国的服装工厂，通过设于当地的孙中山青少年基金会，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一场校园足球活动，为十年后的“中英校园足球项目”埋下伏笔。2012至2014年，英足总派出足球讲师在广东中山和上海进行了四期培训班，有350多名基层教练结业，这也打开了上海引进足球培训项目的先河。

在甲A联赛的黄金时代，大连万达无疑是企业助力足球最成功的代表。2011年7月，万达集团与西班牙多家职业俱乐部签约，启动了为期7年、斥资数亿元的“中国足球希望之星”留洋计划。最终，项目累计选派181名球员完成海外青训，74名球员走上职业道路，另有部分球员留在欧洲、继续深造。

今年世界杯，西班牙男足一路高歌猛进，勇摘桂冠。作为近二十年三夺欧洲杯、两次站上世界之巅的足坛王者，这与其长期成熟的、积淀深厚的青训体系密不可分。作为中西两国体育的连接者，十二年来，萨基会也一直在足球交流合作上下功夫。

合作是双向的。萨基会一方面发起“圆梦计划”，组织中国青少年梯队、选拔少数民族小将，前往巴萨、赫罗纳等西甲俱乐部进行集训，参加“MIC地中海杯”等国际赛事，并选派中国教练赴西班牙研学；另一方面，常年邀请欧足联A级、Pro级西班牙专业外教来华授课，走进新疆、杭州、上海等地开展教练员培训。

“中国拥有资源、人口和组织能力，在奥运项目上已经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为什么足球不行？”现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基会创始人萨马兰奇二世虽有不解，但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请最优秀的外教来训练教练，培养现代化的、顶尖的执教队伍。

走向多元

踢球和学业二选一——这个曾经困扰足球家长，也困扰了马明宇多年的青训难题，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实施、“小初高”贯通式培养体系的成型，正在破解。

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折桂，也让“以赛代练”的转型理念占据了更多的位置，小球员的实战能力与创造力得到保护，球场“灵性”得以维持。

科技红利更让足球公益变得高效。足基会“数选未来”、抖音“足球少年行”、联想集团“梦想未来”、阿里“千问球场计划”等项目，正在落地。凭借互联网与AI技术优势，帮助青少年足球的人才数据库、智能训练设备、基建捐赠模式不断升级。

与此同时，在社会价值的丰富性上，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针对女子足球、残障群体的持续性专项，数量比较有限，尚未形成公益行业足够重视的开发对象。足球教学中，心理健康、社区融合等议题还停留在相对浅显的层次。点状布局、阶段性项目较多，同质化明显，深度及连贯性不足，等等。

但足球在公益版图里，整体比重的持续上升，仍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青训和校园足球普及的广度和力度将变得更强，竞赛体系会逐步完善，重点城市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将更为均衡。

萨马兰奇三世告诉《中国慈善家》，这几年在中国的观察和参与让他看到，大众认知正在转变，公众越来越认可这项运动在育人、心理疏导等方面的价值，同时，足球群众基础日益深厚，更容易汇聚企业、社会组织的公益资源。

“长远来看，足球公益不再仅仅聚焦‘教会孩子踢球’，而是走向多元化，以此来回应更多社会议题。”他说。

作者：王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IC、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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