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一笔1000万元的捐赠，让一个原本在中国公益圈小范围流传的概念，重新进入了公共视野。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宣布加入中国儿童早期发展(ECD)共建项目，成为第七家出资方，共建伙伴也随之扩展至九家。这个聚焦0至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的项目，由多家基金会、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共同承担风险，而这种模式，被称为“共建式慈善”。

一拍即合

这个项目最初的构想，来自于一场“围桌夜谈”。

2023年10月，盖茨基金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全球首届共建慈善峰会，来自世界各地200多个共建基金和共建项目的代表聚集一堂。盖茨基金会慈善合作与发展部门及中国办公室高级项目官员郝睿禧借此机会，邀请了近20位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公益人赴会参访。儿童早期发展是本次参访行程的重头，美国老牌支持儿童发展的基金会负责人，斯坦福大学Scott Rozelle教授等研究者，参与了亚洲ECD调研的学者，轮番为这批中国客人分享来自实证研究和实践一线的信息。

第一天正式会议结束，时间还早，郝睿禧、励基金创始人李晓波、心和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斌和王莹，以及几位看到全球共建慈善浪潮而心潮澎湃的参会者，在会场角落的一张圆桌旁坐下来漫谈：中国的0至3岁儿童早期发展，到底该怎么做？

“咱们在座的基金会，是不是可以汇聚力量，以共建的方式，为议题推动多作一些贡献？”聊到兴头上，李晓波提议道，就此引发了中国公益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共建实验。

郝睿禧当即回应：“行啊，我们愿意参与，如果咱们每家出资1000万，就可以一起打造一个0至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共建项目。”

这个看似临时起意的决定，其实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坐在那张小圆桌边的人，几乎每一家都在这个议题上独自深耕了许多年，也各自撞到了“天花板”。心和公益基金会在儿童早期发展(ECD)领域深耕超过20年，从儿童阅读推广逐步转向0至3岁领域，光是资金投入就超过千万美元，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有效模式真正推广开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积累了大量农村ECD实证经验，在全国多地做过试点，希望能持续推进模式倡导和试点推广；中国香港赛马会在香港本地多年支持早期儿童发展项目，有着丰富的项目经验，对于内地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也表示出极大的意愿参与支持。

李晓波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解释，由于自己是做投资出身，他敏感地“嗅到”了这个项目在中国大有可为，既有多家基金会坚实的探索基础，又顺应国家大势，大家形成合力，必定可以创造更大社会效益。他调侃道：“有很大潜力的‘公益IPO’，我们不躬身入局，更待何时？”

回到驻地，各家机构开始内部汇报、走流程。没能去美国参会的北京陈江和基金会也远程加入了共建的筹备，并在当年11月组织大家去其位于北京大兴的项目点考察，围绕共建开展研讨。陈江和基金会曾在东南亚成功资助儿童早期发展模式的拓展，在国内资助农村儿童早期发展多年，也正在探索规模化的道路。

2024年1月，筹建组在香港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午餐会上，来自香港的叶氏家族慈善基金也加入进来。就这样，一个从圆桌对话起步，只用了大约半年时间，就变成了由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盖茨基金会、香港赛马会公益慈善研究院、励基金、心和公益基金会、叶氏家族慈善基金6家出资方，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家执行方组成的正式共建架构。

从2024年1月在香港召开第一次会议，到2024年8月共同完成战略规划，共建各方用大半年时间来凝聚共识。每周开多次工作会，反复讨论儿童早期发展现状与机会、战略框架、板块划分、治理规则、资金机制。但在合作的过程仍然少不了分歧，节点无数，常常遇到棘手的问题和挑战。

“但每一家基金会都全心全意想把儿童早期发展共建这件为行业、为孩子的事情做成，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大家走过来了。”郝睿禧向《中国慈善家》记者回忆，在整个过程中，盖茨基金会扮演了发现、链接和支持的角色——通过在已有的议题萌芽和成熟机构之间不断穿针引线，创造相遇和深化沟通机会，把一个个独自摸索的机构，接引到了同一张桌子前。

也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协调，让ECD共建项目的整体设计逻辑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中国儿童早期发展行业十几年探索的坚实基础上，用共建慈善资金整合证据和经验，探索基层多元共付模式，试图打通路径，倡导将有效和多元的模式纳入公共财政体系。

通过打磨和研究，共建项目设计为三个板块——试点落地、政策研究、公众教育。分别对应这条路径上的三个关键动作：做出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普惠样本，形成有说服力的政策证据，塑造社会对这一议题的基本认知。

而八家机构的组合，也不只是捐赠方和执行机构的简单的联合体，而是一个“共建生态系统”，带有策略清晰的结构化协作：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依托十余年行业深耕、“童伴妈妈” 等成熟项目的一线积淀，以及公众动员、公益传播、资源整合的独特优势，在共建过程中承担统筹协调职责。同时作为项目秘书处，牵头设计项目创新与公众教育核心板块，将前沿理念转化为贴合乡村实际的行动方案，让儿童早期发展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充分发挥智库优势，基于十多年的试点探索及深入研究，对多元的试点地区开展系统梳理和研究，形成专题报告和政策内参，并向相关部委提交研究成果，推动相关政策的完善与出台。

此外，在国内“0至3岁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心和基金会、陈江和基金会等机构，也不仅仅只是出资者。陈江和基金会与心和基金会资助乡村发展基金会，支持乡村早期发展中心建设及一线养育师队伍培养，至今已累计捐赠超过4300万元；心和基金会除直接参与项目实施外，还持续资助行业能力建设，支持相关交流研讨活动，推动行业生态发展与经验共享；香港赛马会公益慈善研究院、香港叶氏家族慈善基金以及励基金把香港和国际经验带到项目的设计和管理中，群策群力，共同推动儿童早期发展。

何以“共建”？

共建式慈善并非新生事物，在国际公益领域，这一模式已发展超过十年。它的核心逻辑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词：共同思考、协同行动、共享价值。多家资助方将资金和资源汇聚到共同的主题，围绕同一议题制定统一战略，协同行动，共享成果，共担风险。这是共建式慈善与通常意义上的“联合资助”的本质区别。

在国际上，共建模式已在多个领域取得过系统性成效，比如美国“零至三”计划，通过多家基金会的联合支持，历经数十年政策倡导，最终将经过验证的干预模式纳入联邦医疗补助体系，实现了从慈善驱动到公共财政覆盖的关键跨越；英国的“社会影响债券”实践，通过建立跨机构认可的共同成果框架，让多方资金在同一标尺上评估各自贡献；东南亚多国的ECD联合资助框架，则帮助将试点经验快速转化为国家政策。它们共同指向同一条路径：集合资源，超越单家机构的天花板，推动议题从慈善实践走向公共财政。

中国公益行业并不缺乏机构间的合作，“普通合作大多是多家机构分别资助同一个项目，各方没有统一的愿景、共同的章程和整体战略，也不会联合设计项目、统筹资源。”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康晓光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共建是多方将资源整合，遵循统一章程、共同制定战略、联合设计并统筹执行项目，各方资源归集体调配，没有单独决策权，是深度绑定的共同体。

探索共建式慈善的本土化是盖茨基金会支持慈善行业发展建设的重要战略之一，是鼓励公益慈善“大胆投入”的战略工具，旨在汇聚多家机构的资源、经验和公信力，专注议题，在单一机构无力触及的层面撬动系统性和长期性的解决方案。郝睿禧和团队2022年在中国国内做摸底调研时，收到的反馈基本一致：时机不够成熟。

但团队没有放弃，毕竟中国公益行业的中坚力量这十年在不断扩大，资助型基金会不断成熟，一批优秀的专业的机构在成长，一批有能力的秘书长和管理层人才正蓄势待发，他们对议题的认识、对经营管理的理解都已到位，可以超越单一的机构管理和项目管理发挥更大的议题推动的作用。

“如果能有平台和资源支持这些机构和人才，突破单一项目的限制，他们完全可以突破并尝试围绕议题的战略性的工作，比如行业建设、能力培养、创新项目、议题倡导等，从而带动垂直议题的深化和发展。”郝睿禧说。

那么，什么样的议题适合共建？郝睿禧认为，议题必须足够成熟，有扎实的实务经验和研究证据基础，有成熟的执行机构，有愿意长期投入的出资方，同时又面临“单打独斗做不成”的天花板。而0-3岁儿童早期发展(ECD)正是这样的议题。

这类议题通常具有高度跨学科性、长期性和政策重要性，单一机构难以独力推进，如以体育人、美育教育、防灾减灾备灾、青少年心理健康、女性健康、大龄心智障碍儿童发展保障等等。

ECD的瓶颈

众所周知，0至3岁是人类大脑发育最关键的窗口期，科学研究一再证实，这一阶段的营养摄入、情感回应、语言刺激和安全依恋，将深刻影响一个人终生的认知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的研究表明，在生命最初几年(特别是0至5岁，且越早越好)，对儿童进行高质量的早期干预和教育，每投入1美元，最高可带来约4到16美元的长期社会与经济回报，远高于任何其他教育阶段。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0至3岁儿童总量约3000万人，其中农村地区超1000万。这是一个体量庞大、发展紧迫、长期需要政策和资源关注的领域。国家的学前教育体系以3至6岁幼儿园为核心，0至3岁婴幼儿的照护几乎完全依靠家庭自行承担。

2025年底，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曾面向其0-3岁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区的一线养育师和养育人发起一项调研，收集到的反馈令人担忧——乡村养育者最困惑的，主要还是孩子的睡眠、饮食等基础问题，科学育儿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

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挑战，大量农村婴幼儿由祖辈隔代抚养，祖辈普遍缺乏科学育儿知识；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孩子缺少应有的回应式陪伴；而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心理问题、安全感缺失，很多都可以追溯到0至3岁的成长经历。

问题并不只在农村。即使在相对富裕的区域，对高质量育儿支持以及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需求依然迫切。

2019年，国务院就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这一领域正式进入国家政策视野。但配套的服务体系、人才培训体系和质量标准体系，依然十分薄弱。而且这个领域横跨卫生、教育、民政等多个政府部门，权责不清、协调困难是长期难题。

康晓光告诉记者，目前针对0至3岁儿童智力发育的干预方法、课程、教材都已经成熟，国际上也有大量可借鉴的经验，方法、人才、技术都不是问题。当下政府财政压力较大，该领域暂未被列为重点工作，主要依靠民间公益先行探索、积累经验。

这也是敦和基金会选择在这个时点加入的根本原因。敦和对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关注始于2014年，自2015年起开始支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展“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项目，致力于改善0-3岁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累计投入接近约7600万元，加上对其他相关机构的支持，在这个议题领域的总投入超过1亿元。

多年资助的经历，让敦和看清了单打独斗的天花板，而选择加入ECD共建项目，主要是基于三点判断——认同议题、认可执行机构的专业实力，以及和多数共建方有过多年合作，存在信任基础。

在康晓光看来，共建能否成立，信任是底层逻辑，而这种底层逻辑不能临时搭建，必须依托多年的人际交往与深厚的机构关系网络。

直面分歧

架构搭起来，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九家机构坐在一起，怎么做决定？遇到分歧怎么办？谁有最终拍板权？这些问题，在项目启动之初就必须给出答案，而且这个答案要让所有人都服气。

ECD共建项目的答案，写在一份历时大半年协商制定的共建章程里。章程确立了一家一票的共同协商表决原则。尽管各家机构规模有差异，但出资标准统一，每家三年1000万元赠款。所有资金使用方案、重大提案，都需要提交决策人会议，由全体共建方共同协商表决后落地执行。

康晓光用一句话概括了这套机制的精神：“不管你有多少钱，在这个项目上我们都是平等的，大家有共同的发言权。”

然而，在日常运作中并非一团和气。以“育儿36计”公众教育短视频项目为例，尽管项目的核心方案已经在决策人会议上全票通过，执行阶段的协调难度依然远超预期。不同共建方在工作节奏、评估标准和管理风格上各有侧重，有的鼓励快速试错，有的强调效果评估，有的严格对照章程逐项推进，加上中英文沟通和跨时区协作的客观挑战，项目推进一度面临不小的阻力。

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照亮0-3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总干事秦伟看来，协调分歧、达成共识，本身就是共建的必经过程，她将这个过程称为“求最大公约数”，先把所有机构的诉求摊开来梳理，统一工作目标，再引入各方共同推荐的业内权威专家，由专家把控内容的专业性，绕开机构间的风格分歧，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执行方案。

共建模式下，前期沟通成本高、效率偏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了缓解这一问题，项目在决策会议通过方案后，随即由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团队成员组建专项工作小组推进执行，不再上大会决议。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告诉《中国慈善家》，目前几家共建机构不管在理念、风格方面都是相对开放的，虽然在具体的项目上，各家都有自己的视角和不同的做事风格，但共建过程中，大家都能考虑到对方的优势，而不是局限于自家机构的视角。

在卢玮静看来，共建式慈善过程的第一阶段是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敢于“吵架”，而不是做“老好人”，这一阶段大家要敢于直面分歧；第二个阶段是在分歧讨论中，大家学会尊重别人的观点，做到真正的协商议事。“受东方和谐文化影响，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很多人不太喜欢直面分歧，容易附和，需要既有自我，又聆听他人，齐力推进。”

“共建模式本身就存在这样的特点，这也是合作必须接受的成本。即便对方案有不同想法，也只能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服从集体决策规则。只要合作带来的价值大于沟通成本，我们就愿意接受。”康晓光说。

康晓光更担心的，不是大家存在分歧，而是项目可能无法采用最优方案推进。有时候客观上存在更高效的执行方式，但如果无法达成全体共识，就只能选择次优方案。这是共建模式内置的局限，也是它区别于单一机构运作最真实的代价。

敦和基金会的加入，本身也经历了一套完整的准入流程。从3月底对接到5月底全部完成，历时两个月。外界看到的是一家机构捐出了1000万元，看不到的是双方理念对齐、流程走完、章程全面确认的整个过程。

“吸纳敦和，是共建项目第一次纳入新合作方，也让我们梳理出了完整的准入流程。”秦伟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业内普遍的观点是，敦和的加入是中国ECD共建项目的一大成功，标志着原本主要受到境外机构认可的共建慈善模式，也得到了境内头部资助型基金会的认可，让共建更深入地进入中国内地公益生态的视野。

探路者的焦虑与期待

试点是共建项目落地的最前沿，也是所有理念和规划接触现实的地方。目前共建项目选择了三个地方作为试点，各具代表性：江西石城和婺源代表欠发达农村地区，北京平谷代表城郊流动人口聚集区。试点项目并非一刀切，而是根据不同的地方情况，挖掘现有资源，把卫健、教育、民政这些系统里已有的服务力量打通，并设计了灵活的组合方案，探索可复制、可推广、成本共担的儿童早期发展县域模式。从婺源的幼儿园乳儿班+，到石城的公办托育中心+，再到平谷的公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都是基于当地的人口结构、资源条件、政策环境和已有基础，与政府、社区、家庭共创出来的。

目前，各试点项目正在逐步推进。北京的平谷、江西的石城和婺源均已与地方政府完成合作签约，养育师岗前培训和线下养育中心的硬件建设相继完成。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则在杭州城区和青海海东各设有一处试点，后者聚焦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流动人口，契合国家最新的“以城市为单元的托育服务综合体系建设”政策方向，为政策倡导积累基础素材。

从2025年11月试点正式启动，如今已运行约半年，秦伟坦言，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可持续运营。0至3岁早期发展对专业性的要求非常高。想要长期维持专业人才队伍、保障服务质量，资金压力巨大。短期内，地方政府很难为该领域全额买单。

试点项目的另一重考量，是想探索一条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看能否找到地方财政有条件接入的模式，为未来更大范围的推广打样。

“试点的作用，更多是项目完整运作流程中必要的一环。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下定决心，投入资源推进相关工作。”康晓光说。

这是一种对0至3岁儿童早期发展多年观察后的理性认识。慈善资金的角色，不是替代公共财政，而是提供证据、积累经验、塑造认知，为政策推动创造条件。康晓光预估，项目前三年的整体执行成功率不低于90%，但大概率出现的情况是“落地服务和试点工作能达到预期，推动政策变革、立法落地等宏观目标则难以实现”，但哪怕只是形成能提交到政府部门的建议，也是阶段性的成果。

三年之后怎么办？这是共建方普遍关心的问题，各方目前还没有清晰的规划路径。在康晓光的设想里，希望这套共建组织架构能够长期保留，既可以继续深耕儿童早期发展，也可以拓展到其他公益领域，比如养老、乡村社区治理，这些同样复杂、同样单一机构难以撼动的议题，都有共建慈善介入的空间。

关于共建模式是否会在更多领域推广，业界和学界的观望态度在短期内不会轻易改变。“外界大多数人只看到多家机构联合出资，并不了解内部完整的治理架构、决策流程、协作细节。”秦伟说，“共建本质是探路。走老路安稳但难有突破，探路虽然辛苦，但能走出可复制的新模式、新路径”。

对于共建模式的本土化，郝睿禧有着更大的期待，也有着更清醒的边界感。她承认，ECD项目采用的是一种相对理想化的共建形态，中国未来的共建项目可能也应该出现更多样化的演化。例如陈江和基金会在探索基于社区的共建，腾讯基金会搭建了可持续社会价值生态圈，还有议题枢纽型机构主导资源聚合但不设共同资金池等等，都是在中国公益发展背景下探索的有效协作模式。

“我们并不是为了推广一个概念，也不希望大家为了共建而共建，重要的是能不能打破组织和项目的边界，真正一起聚焦社会议题的长效解决方案。”郝睿禧说，她看到中国公益领域已经有一批真正扎根议题、敢走出去的机构，正在成为各自领域里的“领头羊”，汇聚资源，聚合力量，把事情真正做成、做久。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AI 合成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