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法用“因为.。.所以”来概括

　　李翊云。

　　美国华人作家李翊云的二儿子被火车撞到身亡的消息传开后，我一直为她悬着一颗心。这甚至不是对她遭受如此重创、今后生活该如何继续的担心，而是一种更迫切的忧虑。“不要上网！不要上网！不要上网！”我在心里这样为她祈祷。

　　李翊云以英文写作获得了非母语作家难以企及的奖项和赞誉，她的名字因此为公众熟知。2月20日，事件发生后第四天，普林斯顿大学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则关于大一新生、19岁的James Li身亡的声明，并向他的父母Yiyun and Dapeng Li致哀。消息不胫而走，英文以及中文的网络世界就立刻明白了：Yiyun Li，就是那个从免疫学博士生转为作家的李翊云，那个来自中国却只用英语写作、被称为天才作家的李翊云，那个一年多以前刚刚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创意写作专业主任的李翊云....。.以及，那个六年多前16岁的大儿子死于卧轨自杀的李翊云！那个自己也患过抑郁症、闹过自杀的李翊云！那个有着纠结拧巴的童年的李翊云！

　　命运的冷酷无常及其碾压下个体的支离破碎，从来都是尚未被压到的看客们最热衷的谈资，而李翊云这些比小说更戏剧性的人生经历被人拿去在网上复制粘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担心的是她看到铺天盖地的另一类贴子：把她的创伤拿来抽丝剥茧，试图从里面找出悲剧事件发生的原因，试图总结出对大众有教益的经验教训，试图说明这不是命运的捉弄而是一个母亲的失职。

一位作家的自我审视

　　李翊云应该是不怕自我审视的，甚至不怕自问和自责。她的作品几乎每一部每一篇都是在扒开自己的伤口。那些直击灵魂的句子，即使是关于迷惑，也那么坦诚和通透，不把自己切割到鲜血淋淋是写不出来的。这一点在她于自己因抑郁住院和在长子文森特自杀身亡之后写的作品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2012年，李翊云离开科研投身写作后的第12年，她抑郁症暴发，两次试图自杀并住院。在她2017年出版的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中写给生命中的你》里，李翊云记录了自己在医院、在那些同样生活坍塌的病友中间，自问为什么自己会走到今天：“经常会有人，抽泣着也好，颤抖着也好，或者面无表情地说，他或她希望时光能倒流，用正确的方式重新来过。我也希望生命能够重启，但从何时重启呢？每一个节点都还有更早的节点：危险信号被忽视了，错误叠加。但想这些毫无用处，因为每次到最后都会落脚在一个疯狂的愿望，希望自己从未降生。”

　　在这本书中，她提及自己曾坚持十年每天午夜到凌晨四点写作，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或许给后来的精神崩溃埋下了伏笔。她也曾自问如果自己没有投身写作会怎样。“如果我继续当一个科学家，我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吗？内心更宁静、麻烦少一点、更加理性？我会不再逃避，还是会更善于逃避？”

　　《亲爱的朋友，从我的生命写进你的生命》，李翊云在书中谈到了她的抑郁症经历以及对生命的反思。

　　这本书出版八个月后，李翊云的大儿子文森特自杀。在去年10月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短文中，李翊云回忆起自己当初怀着大儿子时去上过一个写作课，又给自己的追问添上了一道自责的刀锋：如果没有开始写作，“我或许会继续当一个科学家，有一个不同的事业和一套不同的成就与失落。那我还会遭遇同样的变故吗？当时在我腹中的那个孩子16年以后自杀了”。

　　文森特死后，李翊云在2019年出版了小说《理由的尽头》，通篇是一个作家母亲在潜意识中与自杀身亡的儿子的对话。有一段母子两人争辩到底是希望还是恐惧在推动生命前行，永远停留在16岁的儿子嘲笑母亲思维混乱时，母亲心想：“我的确是思维混乱，因为我可以无休止地这样想下去却永远得不到答案：到底是希望还是恐惧，让他无法再忍受生命？”

　　但除非是时代造成，一个人的悲剧就只属于她自己，只有她可以去掩埋或解剖，遗忘或张扬，原谅或归咎。别人不仅没有这个权力，其实也没有这个能力。不是每个少年都像李翊云的两个儿子那样热爱语言和哲学，才华横溢又敏感早熟，也不是每个母亲都像李翊云那样洞悉生命的悲苦无常，别人从她的遭遇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大都只能是既牵强附会又毫无用处的陈词滥调。有些人因为她在演讲中把儿子小时候梦见自己是负数的惊恐拿来当笑话讲，就把她归结为一个漠视孩子的母亲；还有些人说悲剧的主因是她放弃中文，让自己和孩子成了异国他乡的文化浮萍。这些论断都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如果人生真的可以简单到用“因为.。.所以”来概括，那可能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悲剧了。

　　在去年10月那篇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李翊云提到在一次新书推介会上被人当面指责她曾经试图自杀的经历。对方问她：“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怎么会去想要不顾孩子去做这样的事？”对此 ，李翊云写道，“如果爱，就像信念，就像奇迹，可以解决大大小小所有问题的话，生活对她(提问者)来说可能是个比较简单的事……爱在生命中的地位如此至高无上，但有时却不足够挽救一条生命。”

该如何面对悲伤

　　这当然不是说从医疗和社会服务角度，抑郁症、自杀倾向无法治疗或自杀事件无法避免，只不过将孩子的抑郁和自杀都归结在母亲身上并不公平，即使这位母亲也曾身患同样的精神疾病。关于吉姆士的死亡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事件尚未被官方确认为自杀。如果调查结果证实了很多人的猜测，吉姆士和他的哥哥一样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命，那这场悲剧也未必都是命运套在李翊云身上的魔咒导致。

　　在美国，青少年抑郁、自杀问题近年来日趋严重。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统计，10到24岁人群的自杀率从2000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稳定，但2007年到2021年上升了62%。在疫情期间，45%的美国高中生曾持续感觉悲伤或无望，20%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的统计也发现，自杀如今已经成为导致10到14岁人群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以及导致15到24岁人群死亡的第三大原因。

　　专家对青少年抑郁、自杀问题增加的原因没有明确的结论，但很多研究都指向社交媒体，以及撕裂的社会中性别、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但关于自杀，有一个目前没有科学解释的谜团早已在业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自杀是可以传染的，身边的朋友亲人或是偶像名人的自杀，可能导致更多人效仿追随。1962年，美国媒体曝出玛丽莲梦露自杀身亡后，美国当月自杀率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2%。而青少年更容易受到传染性自杀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美国青少年自杀事件中至少有5%是传染性自杀。

　　这或许会让指责李翊云的人当作证据，更确认她遭遇的悲剧是“母行子效”的结果。但一个孩子自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就不再只属于他的家庭，而是成为了“社会人”，特别是进入高中、大学以后，他可以或愿意去效仿的对象可能早已不是自己的母亲。相关研究显示，美国每年至少有五个社群会出现传染性自杀现象，其中包括学校。

　　在吉姆士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根据《普林斯顿校友周报》记载，2022年至少有三名学生死于自杀。校方为此成立了特别工作组，于当年9月发布了32条针对加强精神健康服务的建议，包括设立24小时学生心理健康热线。到当年12月，校方对《普林斯顿校友周报》表示，65%的建议已经付诸实施。

　　但这似乎并没有杜绝该校的自杀事件。2月23日，校方就吉姆士的死亡发出声明后的第三天，普林斯顿校报发表了二年级学生Eleanor Clemans-Cope的评论文章《零自杀不是梦，我们可以让它成为现实》。文中说，如果按照全国15到24岁人群的平均自杀率，普林斯顿每年会有一人自杀，但过去三年里该校的“可预防死亡事件”一共有七起。文章呼吁校方推出“零自杀”方案，包括指定专门负责人，扩大针对学生的高质量免费精神健康医疗服务，移除或改进校园内可能为自杀提供方便的设施等。“普林斯顿必须清除自杀是不可预防的这种有害思想，这些死亡是可以预防的，校领导有责任采取行动。”文章说。

　　无论社会做出如何反应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于过早离世的青少年的父母，白发送黑发的彻骨之痛仍是别人无法去替代的人生酷刑。而李翊云经历的痛失两子这种刑上加刑，甚至让很多人扼腕叹息：这以后可怎么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像李翊云这样的写作者或许是幸运的。虽然她曾质疑过写作是否给自己带来了创伤，但写作同时也是疗愈创伤的工具。就像卡夫卡所说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逃离地狱，我是通过写作。所以在不得已时，亦只能通过写作，而不是通过安静和睡眠以求留在人间。”

　　但即使是写作，对太深的伤口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而连写作这个工具都没有的普通人，如果经历了这样的重创又该如何呢？

　　悲伤对人的影响是心理学家们长久以来关注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佛洛伊德就曾经说过，长久不能抑制的悲伤对人的心理健康有极大的伤害。他认为哀悼逝者应当是生者的一种排遣悲伤的方式，其目的是帮助生者尽快走出悲伤，重新获得幸福。

　　当代心理学悲伤疗愈的主流也一直是以帮助人们走出悲伤为目的。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如果在事情过去半年之后，仍然不能走出悲伤的情绪，那就是已经出现了精神健康问题。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至爱亲朋的非正常死亡比正常死亡更容易使生者陷入长期悲伤。2022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更新其编撰的精神健康行业疾病诊断宝典《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时，首次将延续超过一年的“长期悲伤”定义为精神疾病的一种。

与悲伤共存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心理学家和亲历者认为，悲伤可以是长久甚至永远无法跨越的情绪，想靠外界干预消除这种情绪是徒劳的，而更实际的目标应当是学会在悲伤中继续寻找和享受生活的乐趣。

　　美国作家Ann Hood在她五岁的女儿2002年突然死于咽喉感染之后，第二天走进女儿的房间，看到地板上女儿丢在那里的芭蕾舞紧腿裤，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嚎。此后她一直无法再走进女儿的房间，直到三年后才开始进去收拾女儿的遗物。她在2008年出版的《宽慰：一段穿过悲伤的旅程》一书中这样描述她的感受，“时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走出来，悲伤不是你可以摆脱的东西，你得和它共存。”

　　李翊云小说《理性终结之处》，书中她以虚构的对话形式探讨了母亲与已故儿子之间的交流。

　　如何共存呢？悲伤咨询导师Megan Devine的先生39岁时在度假中溺水身亡，她在2017年出版的《你感觉有问题是没问题的》(It’s OK That You’re Not OK)一书中说，应对悲伤的方式是允许它存在，而不是试图去掩饰它或加速跑过去，因为被抑制的悲伤会给人带来更大的内伤。她建议悲伤中的人们可以选择用分享来缓解，“如果你不能与其他人分享，就用别的方式，写日记、画画、做一本情节黑暗的漫画书，或者到林子里面说给树听。”

　　最近热播的一部美剧《The Expats》(外派人员)里也给出了建议。经历了人生变故和苦痛的女主角在大结局里有一处独白：“没有那种可以让一切重来的奇迹，你必须在疼痛中继续生活，疼痛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它，你都认不出你自己了。我最希望的，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你会感觉快乐，你会发现你时不时就忘了那个痛。”她说道，“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决定是否要重新开始，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吸一口气之后再吸一口气，我们就这样哼起歌来。”

　　但即使你学会了与悲伤共处，或许也还是会问，如果无法摆脱生命中的疼痛，为什么还要继续活着？李翊云在自己试图自杀后写的那本回忆录里给出了她的答案。20世纪初的新西兰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生命接近尾声时曾在笔记中说：“当火车停在两个站之间的开放场域时，不可能不把头伸出窗外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李翊云接着这段话写道，“这是生命的必然。火车，因为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总是会停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二者都让‘此刻’无处安放。但我们必须利用好这种无处安放的状态，把目光投向窗外，稻田和苜蓿田早就过去了，被葡萄园和杏树林取代。一个人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也许这本身就是支撑这场旅程继续下去的足够理由。”

　　这篇文章与书同名，《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中写给生命中的你》，这是她说给自己的话，也是说给滚滚红尘里被命运拨弄着，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的我们。

　　(作者系纽约媒体记者，Alicia Patterson Fellow，普利策中心新闻资助金获得者)

　　作者：荣筱箐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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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班编辑：杨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