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已经不需要数据来证明，抑郁症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了，因为它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我们的亲人、朋友、同事、伙伴……都深受其害。

　　尤其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近年来抑郁症有年轻化的倾向，大学生、中学生乃至小学生，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遭遇抑郁症困扰。“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这只沉默的黑狗扭曲了青少年成长的轨迹，美好年华被笼罩在它的巨大阴影之中。

　　最近半年，《中国慈善家》就这个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采访，我们与年轻的抑郁症患者及他们的家人进行了深入的、交心的谈话。我们到专科医院实地了解情况，向富有经验的医生进行了多轮的专业咨询，并与从事心理救援的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展开了商谈。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组系列报道，从今天开始陆续刊发。也许，这组报道不足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它需要家庭、学校、政府乃至整个社会携手共建，但我们希望我们的采访报道能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让这个社会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共情，多一些建设性的应对方式。

　　就如同我们采访的一位抑郁症患者的妈妈所说的那样，抑郁症就像是一份包装丑陋的礼物，代价高昂，但你不要害怕，你甚至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可贵的能力，比如共情，比如包容，比如无条件爱一个人的体验和能力。

　　林晓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整个小学期间，她总和班里另一个女孩轮流着考第一、第二，是年级大队长、学校管弦乐团成员，还长得眉清目秀，“总之就是个闪闪发光的小姑娘”。

　　保持好成绩，考个好中学，然后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原本，林晓的父母对她未来的想象也是循着这条路线，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或者“不这样能怎样”，以及“人生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无论孩子还是家长，似乎都从未想过。

　　然而，抑郁症犹如一个沉默杀手，悄悄地进驻了他们的人生，给这套既定程序按下暂停键。

　　“特别煎熬，时常崩溃，但也学到了很多。”林晓的妈妈罗星用了15个字，概括这场鏖战。

闪闪发光的女孩突然不想活了

　　“6月10号，孩子确诊抑郁症；6月28号，她第一次自残，用我的修眉刀划手……”三年多过去了，罗星依然能对2020年的这两个日子脱口而出。

　　确诊前的半年里，14岁的女儿林晓总是说胃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米六几的个子，瘦到70多斤。罗星带她跑了许多趟医院消化科，各种检查做了个遍，但就是找不到问题。罗星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抑郁症的躯体化症状——如果这个症状持续两周以上，同时又查不出原因，就要考虑心理因素。

　　2020年6月1日，林晓所在的初中恢复线下课堂，林晓也重返校园了，情绪有些低落。此前有一天，在家上网课的她突然上网做起了抑郁症量表，跟妈妈说自己抑郁了，但罗星没在意，“那会儿对这个病没有认识，以为她只是暂时的心情不好，就没往抑郁症上面想。”

　　尽管没重视，但林晓返校时，罗星想着林晓和年级主任关系好，便拜托年级主任有空找孩子聊聊。“孩子最近状态比较低落，好像心情很抑郁。”年级主任说。没过几天，这个消息开始在班上流传了起来，全班开始在私下讨论“她怎么可能抑郁”“她都抑郁的话，我们不早都抑郁了”……这些话很快就传到林晓耳朵里，她瞬间爆发了。

　　6月10日，林晓请了假没去上课，在家又哭又闹，让妈妈带她去看病。当时正赶上北京有新增新冠病例，几乎所有医院都挂不上号。罗星好不容易托朋友在家附近的综合医院心理科加了个号。那一天，林晓被医生确诊为：重度抑郁。

　　那一刻，罗星有两个感受：一是惊讶，二是慌乱。惊讶的是，自己活泼开朗的女儿怎么可能得抑郁症，而且还是重度抑郁？慌乱，则是因为女儿对医生表达了“有过想自杀”的念头，她觉得这太可怕了。

　　刚开始时，爸爸担心林晓会形成药物依赖，想着“先运动运动，吃点好的，调节一下应该就好了”。所以，医生开的药，林晓也没吃，继续去上学。不过，她找学校的心理老师聊了自己的情况。心理老师的建议是，去精神类疾病专科医院治疗。

　　一周后，罗星带着林晓去了安定医院，医生开出了舍曲林，林晓吃了后，产生了激越反应。所谓激越反应，是精神科常见的一种急性综合征，通常临床表现为一系列思维活动、情绪和行为从低到高不同程度的兴奋过程，且无法平静，严重时可表现为兴奋、冲动、威胁、攻击、自伤等行为。

　　10天后，2020年6月28日，林晓的心理老师给罗星发微信说孩子想跳楼。罗星赶紧骑着电动车从单位赶回家。到小区后，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自家窗户，没有异常，她才稍稍放心了一点。见到孩子，罗星的情绪还算表现平稳，一是因为心理老师叮嘱过她，“您见到孩子后，千万别表现得特别惊慌失措”。二来，孩子虽然用修眉刀划手了，但划痕不深，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见到孩子手臂上的划痕，罗星没有哭。“怎么回事？你不舒服吗？”“妈妈看看”“走，咱们去买药”她强作镇定，然后去药店买了碘伏，给女儿的伤口消毒。

　　吃药半个月，林晓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转，甚至还有抑郁症转躁郁症(相较于抑郁症的情绪低落、愉快感丧失、言语活动减少、疲劳迟钝等症状；躁郁症患者往往有情感高涨、精力充沛、狂躁易怒等表现)的倾向。每天继续胃痛、恶心，吃不下饭，只能靠葡萄糖续命；睡不着觉，每天凌晨两三点睡，早上五六点起；情绪也异常烦躁，在无法释放的情况下，就会偷偷吞药，不止一次去医院洗胃。

　　林晓觉得自己这样下去不是个事，7月份，她自作主张非要去住院。当时，医院采用封闭式管理，不让家属陪护，罗星只好给林晓请了护工，每天200元。医院也不让病人带手机，病人想要打电话，就只能用病房里的公共电话。

　　“如果孩子不打电话给我，我就联系不上她。每天只能把东西给她送到楼下，请护士帮忙转交。”罗星回忆说。有一天，罗星想找林晓的主治医师了解孩子的情况，结果，她站在医院楼下足足打了4小时电话都没联系上，崩溃至嚎啕大哭。

　　而当她接到孩子的电话，听到的消息更加糟心。孩子说，她每天在医院都非常痛苦，由于情绪上来用头撞墙，医生为了保证安全，对她实施了捆绑约束(为及时控制和制止危害行为发生或升级，对患者实施的保护性措施)等治疗手段。罗星刚端上饭碗，听孩子这么一说，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午饭一口都吃不下了。

　　病房里，患者从老到小各个年龄段、各种症状都有。每天都很吵，这让林晓更加烦躁。如此折腾半个月后，林晓又自作主张地非要出院，甚至威胁父母说，“不马上出院，我就自杀！”

　　住院期间，由于药量大，副作用明显，林晓食欲大增，医院的饭、妈妈每天送的零食，她都吃得干干净净。妈妈预计能吃一周的一大袋零食，她一天就吃完了；八拼千层榴莲蛋糕，她一口气就能吃光。住院半个月，林晓胖了几十斤。

　　林晓从医院出来后，自杀、自残行为，仍在她身上时有发生。罗星把自己的父母请到家里来住，帮忙照顾林晓。孩子情况稳定的时候，她就去上班，孩子稍有动静，她就得赶紧回家。

　　半年后，2020年年底，林晓又想跳楼，“新的一年，不想活了”。所幸这件事最终没有发生。

休学不易，复学更难

　　2020年秋，林晓上初三。但由于三天两头要请假看病，几乎没法正常上学。

　　到2021年1月，罗星给林晓办理了休学，自己则把年假、事假、病假凑起来请了一个半月的假，趁着林晓放寒假，陪她住进了回龙观医院。

　　这次，林晓得以住进了温馨安静的儿童病房，又有妈妈的陪护，一个半月出院后，林晓状况有了好转，情绪也稳定了很多。

　　到2021年9月，林晓跟着下一级的同学上初三。抑郁症对她的注意力和记忆力损伤不小，复学后，她明显感到了课业的压力和负担。头一个月她还能撑着去上课，但到了11月，林晓又开始三天两头自残，越来越多地缺勤，直至没办法再回学校上课。

　　除了课业压力，因抑郁而休学的孩子想要重返课堂，人际关系往往也会成为障碍。同学们知道林晓生病后，大多躲着她，有人叫她“抑郁姐”，连带着说林晓和她的好朋友是“抑郁姐妹团”。

　　有天中午，林晓跟最好的朋友发生了口角，情绪失控。她坐在教室外的阳台上，想跳下去。班主任看到后，赶紧把她抱下来，安慰她，问要不要给她点个小蛋糕，买杯奶茶。在班主任的安抚下，林晓的情绪得以平复，但很快又被年级主任的一句话打回了原型，“你看，你给你们班主任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啊。”

　　到2022年初，初三下学期，刚上了两天课，林晓就说自己跟不上了。罗星和女儿商量之后，选择请家教一对一地线上补课，备战“中考”。一对一的补课，林晓也并不是天天都上得了——哪天状态好了，就让妈妈给她约一节课，状态不好就不上。这样零零总总补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课。

　　所以，初三一年，林晓几乎没怎么学习。中考的时候她近乎“裸考”，660分的满分，她考了621分，得以升入一所知名高中。在那里，老师和同学比初中班上的友善很多，但林晓仍然难以适应。

　　她吃不下学校食堂的饭，想要安静地自己待会儿，但几位友好的同学非要拖她一起去食堂，嘈杂的环境让她坐立难安；她不想提抑郁症这个事，但同学却不停安慰她说“没事儿，你就是心情不好，我初三的时候，比你还黑暗呢……”有同学突然拿出一盒舍曲林，问她：“这个药你见过吗？”她说见过，同学接着问，“在哪见的？”她答了“安定医院”之后，对方说，“去安定的不都是精神病吗？”

　　“他们明知道我去那个医院住过院。”林晓对记者说。还有同学对她说，“真羡慕你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个话也让林晓无比心烦，她心想：“是我故意不想来上课吗？我多么希望能跟你们一样正常上课啊！”

　　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上了一学期之后，2023年年初，林晓再次办理了休学，只在5月状态极好的时候，去培训机构上过一个月的课。

　　到9月复学时，林晓选择了跟着原班级一起上高二。现在，好的时候，一周五天的课，她能上四天；不好的时候，一周可能一天都去不了。

“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

　　为什么女儿会得抑郁？罗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罗星觉得自己的家庭氛围总体上来说是宽松融洽的，但她通过学习终于明白，孩子抑郁，跟家庭这片土壤息息相关。

　　从幼儿园开始，林晓便开始上幼儿英语，到四年级，又开始学奥数。“所有这些，都没有她的主动选择，全是我们大人觉得她该上，她也没有表现出排斥，我们就给她报了。可以说，她从小开始，周末就辗转于各个培训机构。”罗星开始反省这个过程。

　　现在回过头去看，罗星觉得采用补课的方式学英语和数学，带有很强的“拔苗助长”的意味。唯一的兴趣班——舞蹈，则因为压腿下不去，又被加入了考级的功利目的，也变得很痛苦。

　　到了初中，课业负担加重，林晓便停掉了舞蹈和英语，但数学却一直补到她生病之前。“这一来，她什么兴趣爱好都没有了，也没有了运动。心情不好，有点负面情绪，都没处发泄。”罗星说。

　　很多患抑郁症的孩子都是“学霸”，而且往往对自己要求很高，有很强的完美主义情节，林晓也是这样。中考621分，所有人都觉得考得非常好，只有林晓自己觉得考得不好，因为她觉得自己应该更好。

　　前不久，林晓还在跟妈妈讨论考第一、考名校的事。

　　“你觉得考第一有什么意义？很多考上名校的学霸，最后也退学了。”妈妈说。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但你就是有这个执念，是吧？”

　　“是。”

　　罗星觉得女儿的完美主义，跟他们夫妻俩的好强性格不无关系。林晓的爸爸从一个小地方拼搏到北京，深感这个过程的不易，因此对女儿也充满期待。罗星则从北京郊区到城里安家，做着一份需要高度负责的工作，也在工作中养成了认真的习惯。“我甚至对孩子灌输过，做任何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得做好做完美。”

　　在林晓生病之前，夫妻俩对她的成绩也很在乎。林晓考第二的时候，总会被问：“谁考第一啊？”“比如说你考了98分，我们家长关注的不是你那98分是怎么得来的，而是你那两分是怎么丢的。”罗星说。

　　现在回想起来，罗星觉得这些都在无形之中给了女儿很大的压力，让她形成了总想争第一的执念。这种执念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十几年被家庭、学校和社会合力塑造出来的，现在想去破执，也注定不可能一蹴而就。

　　平日里，母女关系挺好，虽然算不上无话不谈，但大部分事情女儿都愿意跟她说。对交友、早恋等问题，罗星也给了女儿很大的自由空间。但如今整体复盘反省，罗星依然觉得自己和丈夫此前对女儿还是有太多的期待和控制，并且缺乏耐心。

　　罗星现在还对林晓小时候的两件事记忆犹新。

　　有一次，一家三口出去玩。爸爸开着车，女儿对妈妈说：“等你老了，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想做什么我就带你去做什么。”罗星听了挺高兴，然而女儿后半句话话锋一转，“不像你似的，我吃这个不好，吃那个也不好。”

　　还有一次，罗星的母亲带着林晓去一个亲戚家，亲戚对林晓说：“天儿热，给你买个雪糕吃。”林晓说：“不行，我得问问我妈，让不让我吃。”

　　那会儿孩子小，夫妻俩一乐就过去了，甚至欣慰于孩子的听话懂事，现在再回忆起来，罗星特别唏嘘，“那时候我给到孩子的很多东西，都是我自以为孩子需要的，并不一定是她真正需要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

　　林晓确诊抑郁症之前的半年，一直在家上网课，除了正常课业以外，还在上着数学和英语的补习提高班。那正好是2020年上半年，疫情搞得人心惶惶，罗星也时常焦虑烦躁。

　　返岗后，她每天正常上班之余，中午还利用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回家给林晓做饭。有时，她辛辛苦苦把饭做好了，林晓却不吃，她就很生气，“单位天天打卡盯着，我还每天着急忙慌地跑回家，给你做饭，做好了，你又不吃。你一天天的，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学习，你到底想干啥？”

　　现在，罗星依然每天中午回家给女儿做饭，但她不会再逼迫女儿吃了。“以前，我的思维是：我给你做了，你就应该吃。但现在，我就不会那么想了。不吃就不吃呗，可能是不饿，饿了自然会吃。”罗星说。

　　穿衣服也一样，再也不是“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了。五一期间，罗星骑电动车带林晓去做心理咨询，天还很冷，罗星穿着大衣，而林晓却光着腿穿个小裙子就出门了。罗星什么也没说，悄悄拿上了条围巾。母女俩晚8点了才往家走。林晓冷了，罗星问：“我车筐里有条围巾，你要不要盖上点腿？”

　　罗星说，自己之所以悄悄带了围巾而不是裤子，是为了保护女儿的自尊，又缓解了她身体上的冷。“这要是搁以前，我早叨叨了。”

　　现在，即便近期的寒潮大雪天，林晓依然不穿秋裤，罗星也经常想让女儿穿上秋裤，但还是忍住没说。

　　经历得越多，罗星越是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只能陪伴，不能代替。父母往往会说，“我不让你这样做，是因为我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不想再让你走”。但罗星后来才意识到，有些弯路孩子必须得走，这种体验感带给孩子的成长才会是长久的，孩子才能由内而外，生发出力量和智慧。

倾听与接纳

　　促使罗星发生这些转变的，除了与抑郁症的拉扯角力中自然产生的妥协与反思，也与她一直在积极寻求帮助、努力学习改善亲子关系有关。

　　自从女儿确诊抑郁症以来，罗星便一直在搜寻有关抑郁症的知识和治疗方法。2021年1月，陪女儿住院时，罗星无意中刷到了一个叫“渡过”的微信公众号，公号的简介中写着：“抑郁科普平台、抑郁症患者康复社区、青少年抑郁完整解决方案平台。知行合一，自渡渡人。”

　　罗星觉得这个挺好，翻了几篇推文，其中一些孩子表现出来的行为习惯，让她产生了强烈共鸣。随后，她加入了几个线上家长社群，听了几场免费的公益讲座，还关注了其余一些聚焦心理健康的平台。半年后，2021年7月，她开始在“渡过”平台系统性地学习，并报名了“亲子课堂”。

　　随着学习的深入，罗星越发觉得，做父母是一门学问。老师讲的“倾听”“接纳”“理解”“陪伴”，哪一个落实到行动都很难。

　　“就说‘倾听’吧，我们老师说‘不打断、不评判、不指导、不预设’，很多人都做不到。我老公到现在了还是这样，经常是孩子刚一开口，他就打断她，天就聊不下去了，总是以孩子的一句‘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收场。”罗星说。

　　而在“倾听”这一点上，罗星也走过弯路。林晓在高一开学前，不止一次说过自己不想参加军训，但罗星和丈夫依然试图引导她、鼓励她，“你中考那么顺利，考到那么好一个高中。一个暑假过去了，最近状态不错，参加军训没问题的。而且，你不参加军训，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了，你会有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感觉。”

　　为了让孩子平稳度过军训，罗星还给老师打好了招呼，“军训时，孩子可能体力不够，请老师给她一些宽松的环境。”她这样嘱咐。然后，夫妇俩备好物资，送孩子去住宿，参加军训开幕式。结果，不到两小时，罗星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说林晓又吞药了。

　　等罗星和同事赶到时，林晓已经吐得神志不清了，整个人躺在地上。罗星翻开女儿书包里的药盒，发现她把一周的剂量、大概70片药全吞了。罗星赶紧把林晓送到医院，挂急诊给她洗胃，总算把她抢救了过来。

　　“这就是不好好倾听孩子的声音，忽视孩子的表达，险些酿成大祸。我现在特别愿意把这些弯路、经验、不自知的错误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罗星告诉《中国慈善家》。

　　倾听不易，接纳更难。“首先，自残这个事，很多家长就接不住。”罗星说，随着对抑郁症的认知不断加深，她逐渐明白，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自残是一种发泄的方式。“身体的痛，能够盖过并缓解他们内心的痛苦，但你得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罗星说，尽管孩子自残对她内心的冲击力依然很大，但她现在能够冷静面对了。

　　有一次，罗星带林晓回娘家聚会。一家人正热热闹闹的，林晓突然说很难受，必须摔个杯子划手。罗星见没法打岔也没法劝阻，就摔碎了一个红酒杯，找了一小块相对不那么锋利的玻璃渣递给林晓。林晓让大家都出去，自己关上门，开始用玻璃划手。门外，妈妈焦急却安静地等待着，等着给孩子处理伤口。

　　罗星觉得，作为70后、80后的家长，跟00后的孩子相比，成长环境差距太大。如果父母的教育方式不与时俱进，还停留在原来的认知上，就无法和孩子交流，更没法接纳他们。

　　患抑郁症的孩子，往往会有吞药、自残、冲动消费、黑白颠倒、狂吃外卖、早恋、追星、情绪崩溃等表现，父母都得理解和接纳他们。

　　刚患病时，林晓也每天躺床上不动，罗星想让她出去活动活动，但林晓只愿意让妈妈骑电动车带她四处溜达。起初，罗星很不情愿，但她现在已经学会了接纳。“人家都是饭后遛狗，你倒好，天天遛妈。”罗星跟女儿开玩笑说。

　　至于打耳洞、奇装异服、美甲、化妆、染发……罗星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不得不接受女儿这样的行为。还有一些事情，是当妈妈的特别不愿意接受的，老师的建议是“家长要温柔而坚定地拒绝”，但做起来谈何容易。

　　2021年冬天，林晓把头发剪短了，但没过几天，她又要去接头发。罗星没有拒绝，只是让女儿等到周末，到她办了卡的一个美发屋咨询一下。结果，林晓对“延迟满足”毫无耐心，自己从网上找了一家店，立刻就打车去了。等她再联系罗星的时候，头发已经接好了。她让妈妈下午去接她，顺便支付她消费的1700元。

　　罗星一听就生气，对女儿说了“不”，林晓也来气了，甚至对妈妈飚了脏话：“你不来接我，是要把我押这啊？我他妈的好好跟你说话，你还不行？”

　　最终，罗星还是去接了女儿，“但接得很不痛快，一路上甚至回家后好一阵，都没搭理她。”这样，林晓又说妈妈在冷暴力她，“你瞧瞧，多难！”罗星对记者吐槽。

　　罗星说，几乎每一个陪伴孩子对抗抑郁的家长，都经历过无数诸如此类的左右为难和无可奈何。

　　罗星在课上听老师讲过一个真实案例：一个家境极其普通的郁症男孩，非要买一个两三万的LV包。“你说这怎么弄？两三万买个包，就算我们这种夫妻双方工资都不算低的人，也不是很轻松就能买的。”罗星说。

　　最后，老师给了个答案：“首先确保孩子的生命安全。面对生死，什么都不重要。”

要反思要自省，但请不要自责

　　罗星不断反思，不断将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亲子实践中，但她不愿意说“自责”这个词，而是更愿意称之为“自省”。在她看来，反思和自省能让她更好地认清自己，理解他人，调整做事方式，而自责却很容易“拉低能量”。

　　家长社群中，95%以上的抑郁症陪伴者都是妈妈。罗星经常能听到这些妈妈责备自己，说“挺好一孩子，我怎么给养成这样了？”“都怪我当初如何如何……”每当听到这些言论，罗星都很心疼这些妈妈，劝慰她们“在当时，以你自己当时的认知，你已经给到孩子最好的东西了。在现在这种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再去苛责自己。”

　　在陪女儿与抑郁抗争的过程中，罗星也有无数次崩溃。“头半年是至暗时刻，那时，谁给我打个电话或发个微信，我都很紧张，不知道是不是女儿又有什么突发状况。第二年也称得上惊心动魄，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扛过来的。”罗星回忆说。

　　林晓刚确诊抑郁症的头半年，“可以说划手都算小事”，最让罗星夫妻俩不知所措的是，孩子一到傍晚就开始情绪不稳定，大发脾气，在家又摔东西又闹又哭，甚至自己打自己。

　　林晓爸爸见状就说，“实在不行，就去安定吧”。那个时候去安定医院，只能挂急诊，“急诊其实只有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给你打镇静剂，让你睡觉。”去过几次之后，罗星发现打了镇静剂对孩子也没有太好的效果，就不想再让她去了。后来，当孩子再次发作时，罗星的父母、包括老公，都受不了，看着孩子，又着急又心疼又不知所措。

　　罗星变得越来越冷静了，当孩子情绪失控时，她会任由孩子发泄。有更大的伤害和风险时，比如打自己的头，罗星会抓着她的手，以至于有一次罗星被林晓踹倒在了地上。“我俩就这样抗衡，直到她情绪发泄够了，她自己平静下来了。我知道安全了，给她倒一杯水，或者陪她待一会。那半年就是这么过来的。”罗星说。

　　2020年圣诞前夕，林晓要去上学，罗星知道她是去给小男朋友送礼物。放学时，罗星去接女儿，看见那个男孩出来了，自己的女儿却没出来，打电话也不接。罗星马上意识到了不对劲，好不容易打通电话，林晓说她想跳楼。正说着电话，罗星老远看见林晓走出教学楼了，她一叫林晓名字，孩子马上掉头往回走。罗星赶紧冲进校门，保安追着她也拦不住。罗星就一直冲到女儿跟前，一把把她抓住。

　　那是一个雪后的日子，很冷，林晓躺在校门口小花园的雪地上，不停哭喊：“上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看着女儿这么难过，罗星也哭了。如此僵持20多分钟后，罗星感觉女儿折腾够了，去拉她，结果女儿一脚把她踹倒了。

　　加入家长群之后，罗星体会到了什么叫抱团取暖，“因为家长实在太不容易了，真的很让人心疼。”

　　她不止一次听到患抑郁症的孩子对父母进行暴力攻击。比如，有一位妈妈就问了儿子一句“你吃不吃东西”，结果被孩子一拳打肿了眼睛。

　　还有另外一位妈妈，她家女儿状态一直不稳定，总有一些很严重的自残行为。女儿要去买很激烈的药物，妈妈不让她下单，结果被她扇了二十多个耳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情绪失控起来，力气跟家暴的男人一样大，把妈妈打得鼻青脸肿。”罗星一听，瞬间落泪。

　　有一次，林晓指着罗星的鼻子数落，罗星哭了。女儿继续指责她，“你哭什么，我委屈你了？我说的不对吗？”面对女儿的指责，罗星只能吧嗒滴眼泪，然后用牙使劲儿咬着自己的嘴唇，避免自己说出伤害孩子的话。后来罗星在学习中听到老师说，面对孩子攻击时，要做到“三不”，不受伤，不报复，不逃跑。“不报复、不逃跑，我基本可以做到，但是不受伤谈何容易呀！有时心都在滴血！”罗星说。

　　为了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以争取时间来修复亲子关系，在面对攻击时，罗星选择用物理隔离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当她觉得再不发泄就要“爆炸”的时候，就会冲进浴室，任由哗哗的流水声伴着委屈的哭泣声，以及压抑多时的情绪恣意流淌，待情绪释放完毕，再以平和的态度继续陪伴孩子。

放下期待，保持信心

　　女儿遭受抑郁症的折磨，妈妈也被折腾得苦不堪言，但罗星还是觉得，陪女儿抗郁三年，她收获了很多。

　　除了收获心理学知识、人际交往技巧以外，她觉得自己还提高了感知幸福的能力，以及对人的接纳与包容。最重要的是，她跟女儿有了更深的情感连接。

　　罗星形容说，抑郁症就像是一个包装丑陋的礼物，代价高昂，但你不要因此害怕它，要有足够的信心、耐心和坚定信念，“总有一天，当你打开礼物时，会惊喜地发现，一切等待都那么值得。”

　　现在，女儿追星，喜欢听薛之谦的歌，罗星也尝试着去了解这位自己以前听都没听过的歌手。她发现，薛之谦的歌词别有深意。而且，薛之谦也曾患过抑郁症，很能共情病友的处境。现在，薛之谦参加的综艺，她都陪女儿看了不止一遍；薛之谦的歌，90%以上罗星都会唱几句；薛之谦的成长经历，她了如指掌；2023年，薛之谦开了多场演唱会，罗星就跟着女儿天南海北地听了好多场。

　　此外，林晓还经常带着妈妈去觅食，西餐、日料，这些高级美食，罗星以前很少吃，现在跟着女儿尝了个遍。有时，她会对女儿说：“我要感谢你，带着妈妈来长见识。”

　　起初，林晓情绪崩溃时，妈妈去抱抱她、拍拍她，她都不能接受。逐渐的，罗星把脚伸进女儿的被窝，趁女儿看电视入迷了去拉她的手，再把腿搭到女儿腿上，胡噜她的后背……母女俩越来越亲密了。

　　2023年6月，林晓办理复学手续时，罗星见到了林晓班上的班长。“你们班长还挺帅，要不跟他谈谈(恋爱)？”罗星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有病？”女儿答。到9月1日开学回来，林晓突然对妈妈说：“你甭说，我仔细看了下我们班长，确实挺帅。”母女俩经常开这样的玩笑，罗星也会跟女儿讲，自己是怎么跟她爸爸走到一起去的。女儿高兴了会叫妈妈“小姐姐”“老妈”“老弟”……

　　刚休学时，林晓经常问罗星：“如果我不上学了，你还爱我吗？”罗星说：“当然爱。”问过几次后，有天早上，罗星上班前给还没起床的林晓留了一个字条：“药和洗好的葡萄放在桌子上了，爸爸一早当了铲屎官，猫咪很好。你总问我，不上学还爱你吗？今天，妈妈再告诉你一遍。我爱你，只因为你是我的孩子，跟你上学不上学、学习好不好都没有关系。只要这点不变，爱就不会变。”

　　最近，罗星要在“亲子课堂”上做个分享，想要讲这张字条的故事，但她忘了字条的内容，女儿当场居然一字不落地给她背了出来。

　　目前，林晓自杀自残的念头依然没有彻底根除。就在一个月前，她还在手上划了十几下。不过，频率相较往年低了很多，情绪也稳定了很多。罗星相信，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林晓的理想是做一名心理咨询师，罗星给了她很多鼓励。她觉得，女儿的高度敏感，以及患抑郁症的经历，对她学心理学、做咨询师都会有所帮助。她对女儿说：“爸爸妈妈可以给你投资。来咨询的有青少年的话，我还可以去做家长公益课堂，咱们一起去帮助更多人。”

　　罗星一直相信，那个“闪闪发光的姑娘”会回来的。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王卫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杨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