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常生活中觉醒。

　　2020年，二十六岁的法国青年作家波利娜·阿尔芒热写下了一本名为《我，厌男》的小书。很快，这本险遭封禁、首印数只有四五百本的小册子就成为了被翻译成十八种语言的国际畅销书，并在今年八月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我，厌男》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或许在于阿尔芒热以挑战的姿态将“厌男”这一议题摆上台面、公开讨论。事实上，书名这一直白的“厌男”宣言其实近似于“破窗效应”，透视文本，真正能读到的是阿尔芒热从女性切实处境出发，以理性、切肤但不失幽默的文字，传达出对我们时代性别议题的思考，呼吁两性平等对话。

“厌男”是一种防御机制

　　在讨论“厌男”之前，阿尔芒热首先说明了“厌男”概念从何而来——“厌男”是对“厌女”的回应。

　　“厌女”指的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包括针对女性的骚扰、暴力行为，但在现实中，“厌女”普遍到几乎难以察觉。著名学者上野千鹤子曾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一书中点明何为社会中的“厌女症”：男人蔑视女性，女性自我嫌恶。“女司机驾驶技术差”“女同学理科不好”“女孩子不需要赚那么多钱，嫁个好人就足够了”……这些习焉不察的话语，在潜移默化中形塑出女性需要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的“弱者”形象，以至于女性自身都会不时感慨“下辈子不做女的就好了”。

　　“厌女”针对的对象，还包括不够“阳刚”的男性，他们会被贴上“娘”“阴柔”等与女性气质相关但被污名化为贬义词的标签。究其根本，“厌女症”生长的土壤，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因此，作为对“厌女”氛围和父权制的回击，“厌男”应运而生。

　　阿尔芒热将“厌男”定义为一种针对整个男性群体的负面情绪。实际上，“厌男”是一种防御机制，“长期以来被男人粗暴对待、伤透了心的我们，在充分吸收将父权制和性别歧视概念公之于众的女性主义理论后，自然而然地长出了铠甲，不再轻易信任男人，不再听得进去‘不，他可是很体贴的’这样的鬼话。”阿尔芒举了一个例子：许多高谈阔论女权主义的男性并没有实质上推动性别平等，反倒凭此“人设”在性缘关系中博取女性好感。

　　阿尔芒热还强调，“厌男”与“厌女”不可相提并论，父权制导致的系统性压迫与厌男者造成的轻微自尊伤害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厌男者’从根本上说，是在反对男权，并不是厌恶男人，而是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厌男者真正鄙视的，是男人们野蛮地躺在特权环境中坐享其成。”阿尔芒热以亲身经历说明，女性主义者也会与男人结合，也深爱着自己的男性亲友。事实上，“厌男者”最现实、最基本的诉求不是推翻父权制，而是“面对女性谈论厌男时，一个男人至少应该做到闭嘴和倾听”。

在愤怒中重生

　　通过阿尔芒热对“厌男”的解读，可以发现《我，厌男》并不是对另一个性别下的战书，而是以“厌男”这一回应“厌女”的概念，试图策略性地与在社会整体占据优势的男性群体对话。而对话存在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女性能够真正表达不满和愤怒。

　　长期以来，女性的愤怒自小便受到压制。当男孩被鼓励“以暴制暴”、勇敢自卫时，女孩听到的是“不要乱发脾气，这样就没人会喜欢你”。从男女生理差异的角度进行考量，女性固然需要注意避免与人发生肢体冲突，但是一刀切式灌输女性要没有脾气、没有棱角，无疑遏制了女性很大一部分原生力量。受此规训，成年后当遭遇家务分配不均、同工不同酬等不公，乃至家庭暴力，大多数女性不会首先选择反击，而是忍让、反思、自责。

　　女性表达愤怒的更大阻碍是噤声机制。将“厌男”和“厌女”混为一谈便是一种高明的噤声手段，即将女性的诉求和不满偷换为一个性别针对另一个性别的系统性压迫。面对此种指责，女性往往需要竭力举证、自我辩白。事实上，一旦落入没完没的了“自证陷阱”，问题症结很快便会被众声喧哗淹没，在混乱中不了了之。

　　阿尔芒热认清了女性表达愤怒的难度，如果想要跳出这一怪圈，就迫切需要女性觉醒，在愤怒中重生。阿尔芒热呼吁女性“要像普通男人那样地自信”，这与从我国一个脱口秀节目中诞生的“普信男”梗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性别，每个人本应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更应有权利去公平竞争自己应得的位置。女性不必为被讨厌而恐惧，不必为没有成为“圣母”或“神奇女侠”而自责，愤怒或许会导致冲突，但的确有很多东西值得为之一搏。

女性时刻与姐妹情谊

　　今年大热电影《芭比》中设置了一组很有意思的对照：全是女总统、女法官、女科学家的芭比乐园，和充斥着“男人和马”“海滩大战”等元素、女性沦为玩物和附属品的肯王国。

　　电影用意显然不是要在二者之间分个高下，而是要通过这样极富张力的对比，揭示出更复杂的意涵：芭比乐园在现实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就如电影开篇从天上掉下来面包、人从楼上轻盈飞落到车里那样不可思议；肯王国则基于肯对现实世界的“借鉴”，男性掌握权力、女性只是陪衬。就像“厌男”是对“厌女”的回应一样，芭比乐园也是对肯王国，即现实社会的回应。不容忽视的是，“厌男”不是真的厌恶男性，芭比乐园也不是女性主义者的理想，二者本质上都以与另一个性别、与父权制社会对话的姿态存在。

　　在《我，厌男》最后一章《赞美“特百惠聚会”“睡衣派对”与“女孩俱乐部”》中，阿尔芒热同样进行了一组类似于《芭比》的对比：女性们的编织俱乐部、妈妈群、睡衣派对vs男性们的足球俱乐部、兄弟会。前者常被男性指指点点为浪费时间、无聊可笑，后者则被赋予了团结、情怀、义气、兄弟情等宏大意义，正如狂热男球迷的激烈举止会被赞美为真性情，女粉丝的追星行为则多次被视为反面典型。

　　阿尔芒热指出，男性对这些“女性时刻”的阴阳怪气、嗤之以鼻，目的是想要表明女性的肤浅本质。但是编织俱乐部、睡衣派对并不是他们口中那样毫无用处，反倒很伟大，因为它们孕育了宝贵的姐妹情谊。不论是编织、烹饪、时尚还是追星，这些爱好不应因与女性有关就被嫌弃，女性也不应因男性的风言风语就放弃所爱，这意味着放弃了自我解放的希望。当男性通过坚实的小团体构筑密不透风的权力关系网时，何曾有女性一席之地？而当女性因爱好相聚，却又会遭到嘲讽、打压和分化。正因遭到此种不公对待，这些看似平凡的爱好才具备了对女性而言的深远意义：“在这所谓的肤浅表象背后，是我们正在书写的强有力宣言。”女性间宝贵的同理心和情谊，是性别平等斗争中的坚强后盾。

　　阿尔芒热呼吁女性从日常生活中觉醒的立场，贯穿《我，厌男》始终。在第四次女性主义思潮借助大众媒体风起云涌的今天，阿尔芒热的“厌男”宣言并不是为了激化男女对立，而是帮助大多数女性意识到生活里那些“从来如此”中的问题和弊病。反对父权制的起点，是为父权制祛魅，让女性意识到来自父权制的系统压迫和从女性共同体间生发出的情谊，继而获得觉醒的力量，勇敢说“不”。阿尔芒热告诉读者，很多女性眼中的“大问题”并不算什么(如公开表达不满是否会导致女性处境恶化)，而那些被女性自己都轻视了的小爱好反倒可以孕育出巨大能量。她的写作并没有调用深奥的理论，也没有提出有别于前人的创见，她只是如一位陌生但勇敢的好友那般把女性的苦恼、委屈和愤怒尽数道来，激励女性们摆脱男性的凝视与压制，去寻求真正的平等和解放。

　　作者：万婧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杨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