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学会面对死亡，以及人生的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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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 · 2022-11-03

　　2017年，一场集体“葬礼”在四川成都七中万达学校的体育馆里举行，54名初一学生静静地躺在地板上，体验“死亡”。

　　“我死后要穿上杀马特风格的衣服，在下葬的时刻放摇滚乐，让前来送别的亲朋好友跳起来。”一位同学带着戏谑的口气念着自己的遗嘱，引起课堂上一阵笑声。这位同学接着往下念，说到自己的亲人时，他表情变得严肃，突然哭了起来，整个课堂瞬间安静了。

　　这就是广州大学大四学生章若云对“生死课”最深刻的记忆。这门课在广州大学已经开设了22年，给自己写遗嘱正是其广为流传的课程“特色”。

　　章若云郑重其事地写下遗嘱，他吩咐亲人，葬礼一定要从简，只邀请最亲近的人即可。“作为一名理科生，上大学之前我对生死只有模糊的思考，但当我真的开始为自己写遗嘱时，站在生命终点，我才明白我的生命要如何过。”

　　这正是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宜安开设“生死课”的初衷，“没有死亡的生命不叫做生命”。胡宜安希望孩子们能通过写遗嘱，直截了当地站在自己生命的终点回望当下的人生。

不可回避的死亡教育

　　胡宜安很小的时候参加过一次葬礼，看到大人们把棺材放进土坑里，再一铲又一铲地将地填平，幼小的他莫名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恐惧感，这种感受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后来胡宜安大学学了哲学专业，才慢慢意识到，这种恐惧的背后，其实是当时没有人理性引导他认识生死。

　　长大后，胡宜安发现，整个时代都在屏蔽死亡：不仅学校中没有相关课程引导学生建立理性认知，家庭之中也会有诸多不成文的风俗将死亡与人们隔开，例如小孩子最好不要在亲人的弥留之际与其相见，遗体告别时会让小孩回避，家中谈论死亡也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表现。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死亡教育就在美国开始兴起，并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蓬勃发展，之后迅速传到了西方各国，此后，各国依据不同的年龄阶段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设置了死亡教育科目。但在中国，生死教育仍旧是一个稀缺的教育产品。

　　怀着对生死课题和哲学的强烈兴趣，借着2000年的教育改革之风，胡宜安开设了国内第一堂生死课。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宜安与学生在生死学课堂上合影。

　　整个课程设计体系就是为了让学生看清死亡的本质，即转瞬即逝。在这门课中，学生会学习到生与死的本质；濒死体验；个体的疾病衰老；由战争、灾难引起的社会死亡；临终关怀；安乐死；自杀等相关话题。

　　除了立遗嘱，课程中也会发起一些讨论。两年前选修过这门课的童小楠记得，当时令她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探讨话题是：如果亲人罹患绝症，是否要告诉他真相？当时班级群里的投票结果显示，一半的人选择了要告知，一半的选择了不要告知。

　　比如，童小楠就认为，如果是她自己得了绝症，她会希望被告知，她会坦然面对，更重要的是，她可以有时间对生命即逝前的日子做好规划，好好道别，好好地去完成未了的心愿。

　　不过，另一位同学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很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如果直接告知可能会让他们意念丧失，更快死去，所以为了延长亲人的生命，还是不能贸然告知。

　　生死课堂上的很多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也很难一下子得到解答。童小楠两年后再谈起这个话题，仍旧有些迷茫。她可以理解不同的选择，但仍心存疑惑。

　　开课22年，胡宜安见证了人们对生死课的认知在不断变化，从最初“博眼球的噱头”，在2009年甚至被一些媒体当做“大学奇葩选修课”。但当他接触了几千名学生后，他欣喜地发现，这些年龄跨度从80后到00后的学生，正在逐渐丢弃对于死亡的传统包袱。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生们不再避讳谈及死亡，他们更容易接受安乐死，也更反对过度抢救，对于有尊严地死去抱有更多的认同。

　　“不过，新的一代年轻人也面临着新的问题。”胡宜安说，当下人们无法摆脱“内卷”，很多年轻人选择“佛系”生活态度，本质上还是对死亡问题的回避。“在这个风险社会之中，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学生们充满着对生存意义的焦虑感，而我们当下的教育又无法为学生们提供一种精神上、信仰上的引导，于是学生就会把自己封闭在原地。这是一种典型的‘鸵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