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一家知名媒体在网上进行了一次针对95后的调查，询问他们心目中“最著名”或“水平最高”的经济学家是谁。结果显示，一位在短视频平台拥有数百万粉丝的财经博主位居榜首。相形之下，那些公认在学术上造诣深厚，且在国家政策制定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经济学家，却鲜有人知。

这个案例本身或许并不严谨——样本如何选取、问题如何设计、平台如何分布，都可能影响结果。但它仍然值得被当作一个“时代切片”来审视：在流量时代，“被看见”与“有学问”之间的距离，正在变得越来越大。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沉浸在文献、数据、田野调查和反复验证之中；而另一类更擅长输出“立刻有情绪、马上能转发”观点的人，却更容易占据话题发起权、解释权和潮流塑造权。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要用一种道德姿态去讨伐“网红学者”。知识传播本身不是坏事，很多人正是因为短视频、直播、播客才第一次对经济、法律、国际问题产生兴趣。问题在于，当流量机制成为决定性的筛选器时，它会改写公共认知的“营养结构”：高糖、高盐、高刺激的内容更容易胜出；需要前置知识、需要耐心、需要承认不确定性的内容更容易被淘汰。久而久之，公共讨论就会陷入一个悖论：越是复杂的真实世界，越需要专业支撑；越是需要专业的时刻，越容易被“看起来很懂”的表演所替代。

“速成爆款”在经济上战胜“精心雕琢”

理解这个现象，可以从一个有趣的类比入手：为什么许多人觉得90年代的歌曲质量远超今天？

在唱片工业时代，一首歌要进入大众视野，通常需要经历漫长的制作链条：词曲打磨、编曲配器、录音混音、发行渠道、媒体筛选。这个体系当然也受商业驱动，但它对“作品质量”存在某种硬约束——因为成本高、周期长、失败代价大，所以更愿意押注那些能反复播放、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换句话说，它追求的是“可持续的经典”。资本在这个逻辑下，必须为质量买单。

而在短视频时代，一首歌能否走红，往往取决于它是否“可被剪辑、可被复刻、可被洗脑”。资本的逻辑随之改变：与其投入高成本做一首可能成为经典的歌，不如批量生产十首“够用的爆款”——火一把、变现、撤退。这不是资本变坏了，而是竞争规则变了。当传播成本趋近于零，试错成本也趋近于零时，“速成爆款”就会在经济上战胜“精心雕琢”。

知识生产在流量时代的处境与此高度相似。做一篇真正经得起检验的研究，周期长、门槛高、表达克制；而做一条“看似洞察”的短视频，立场鲜明、结论刺激、传播极快。前者像慢炖，后者像速食。速食并非不能吃，但如果长期以速食代替正餐，人的体质必然下降。

更关键的是，算法并不奖励“质量”，算法奖励“停留时间”。而停留时间的最短路径不是理解，而是情绪；不是思考，而是共鸣；不是复杂性，而是对立性。于是，审美被拉低、讨论被压扁，并不是因为公众天然变差了，而是因为平台把“平均偏好”放大成了唯一标准。当平均偏好被不断喂养和强化，社会对高质量内容的耐受度会下降，反过来又让高质量内容更难传播——这就是典型的“负向螺旋”。

多数人的直觉VS少数人的专业判断

流量机制最迷之处在于它看起来极其公平：一人一赞，一人一票。流量像西方民主制度，点赞等同于选票，投得多就赢；看得多就推；热度高就上升。这种机制确实打破了少数机构的垄断，让更多边缘观点有机会被听见，也让知识传播的门槛大幅下降。这是它的进步性所在。

但它也继承了“多数决”机制的一切结构性难题：它无法为专业判断加权。

在一人一票的西方政治制度里，博士的票不比小学生更重；外科医生的票不比路人更重。西式民主制度之所以仍能运作（虽然问题多多），是因为它用宪法、权力分立、司法审查、专家官僚体系等方式给“多数决”加装了护栏。这些护栏的作用，就是防止“多数人的暴政”——防止群体情绪碾压专业判断，防止短期民意冲垮长期利益。

但流量体系往往缺少这套护栏。点赞数高就代表“更值得被看见”，而“更值得被看见”又会反过来塑造“更像权威”。于是，权威不再来自知识的含金量，而来自曝光的含金量。这个循环一旦启动，专业性就会在竞争中系统性地处于劣势。

历史上有许多案例说明“少数人的专业判断”可能比“多数人的直觉”更接近最优解。1867年，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力主以720万美元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这笔交易在当时遭到舆论的广泛嘲讽，被称为“西沃德的蠢事”或“西沃德的冰箱”。反对者认为那片冰天雪地毫无价值，纯属浪费纳税人的钱。但西沃德凭借对地缘战略和资源价值的专业判断，力排众议完成了交易。今天回看，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划算的土地交易之一——美国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石油、黄金、渔业资源，更重要的是控制了北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如果冷战时期阿拉斯加还在苏联人手里，美国得有多被动？

这个故事并不是要证明“精英永远正确”，而是提醒我们：在复杂问题上，正确答案往往不是群众投票投出来的，而是需要知识、信息与远见的累积。把复杂问题交给“立刻表态”的机制，得到的往往只是“立刻舒适”的答案。

从苏格拉底之死到特朗普现象

公元前399年，雅典民主政体以“腐蚀青年”和“不敬神”的罪名，通过合法的陪审团程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这是讨论“多数人暴政”时最经典的历史镜鉴。雅典的程序并不缺席，恰恰是“程序完备”地把一个对真理最执着的人送上了死路。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以同样方式对一些人处刑，但在网络空间，“处刑”的形式依然存在：围攻、羞辱、断章取义、贴标签、取消合作、逼迫沉默。它们常常以“正义”之名出现，却以压制复杂性与异议为代价。

流量机制天然偏爱道德化叙事：把复杂争论压缩成“好人坏人”，把结构问题改写为“人格问题”。在这种叙事中，严肃学者最容易吃亏，因为他们通常会说：“这件事可能有多种解释”，或者“我们需要看更多数据”，抑或“结论取决于前提假设”。这些话不够爽、不够狠、不够站队，于是也就不够流量。

特朗普现象提供了一个更当代的样本。他的执政风格本质上就是“网红治国”：持续制造热点、用情绪动员替代专业治理、用个人魅力替代制度理性、把复杂的政策问题简化为“赢”或“输”的表演。这种模式在短期内或许能赢得掌声和支持率，但长期看，它掏空了政策的专业基础，加剧了社会撕裂，对国家的制度能力和长远利益构成巨大损害。当推特治国成为常态，当政策变成粉丝动员的道具，治理就被迫服从传播逻辑——而传播逻辑要求立刻见效、立刻胜利、立刻对立，这与真正的治理逻辑——需要权衡、妥协、渐进、承担不受欢迎的成本——天然冲突。

回到学术领域，逻辑是相同的：当学者被迫以“粉丝增长”证明价值，研究就会被迫追逐热点；当观点必须“立刻爆炸”，论证就会被迫简化；当表达必须“永远正确”，学术就会失去承认不确定性的勇气。最终，我们得到的不是更聪明的公共讨论，而是更激烈的情绪竞赛。

被流量殖民的学术

在传统学术体系里，“权威”更多由制度化机制产生：学历训练、同行评议、专业机构背书、长期作品积累。这个体系不完美，有时甚至僵化、保守，但它至少强调“可检验、可追溯、可反驳”。

而流量时代的权威生成路径更像一场竞速：谁能更快抓住热点、更好制造冲突、更熟练地把复杂问题压扁成一句金句，谁就能在算法分发中占据优势。于是，学者的形象被重新塑造：不再是“提出问题的人”，而更像“给出结论的人”；不再是“证明与反证的人”，而更像“立场与情绪的代言人”。

这里有一个非常隐蔽但致命的变化：严肃研究的价值，往往体现在“我能证明什么、我不能证明什么、我对什么不确定”；而流量更偏爱“我敢断言什么、我站哪边、我帮你骂谁”。当一个领域被流量逻辑殖民后，知识不再以“证据链”竞争，而以“感染力”竞争；不再以“解释力”竞争，而以“爽感”竞争。久而久之，公共空间里最常见的不是论证，而是表态；不是推理，而是站队。

更糟糕的是，这种机制会反向塑造供给侧。年轻学人会看到一条残酷的激励路径：写十篇论文不如做十条热视频，做十年研究不如一年涨粉百万。学术共同体的价值不会立刻崩塌，但会在持续的激励扭曲中慢慢失血。最终，社会会在真正需要专业的时刻——金融风险、公共卫生、国际危机、产业转型——发现可供调用的专业判断变少了，而可供消费的情绪观点变多了。

留住那一间书房

说到这里，需要把本文的核心观点表述得更精确一些：我们并不是不需要“公众学者”，也不是拒绝“会传播的知识分子”。一个健康社会当然需要有人把专业知识讲给大众听，甚至需要有人以更生动的方式讲述。科学传播、知识普及、公共教育都是有价值的事业。

我们真正不需要的，是把流量当作真理的计量单位，把“会讲”当作“最懂”，把“热度高”当作“可信度高”，把“粉丝多”等同于“学问深”。我们不需要的，是让流量成为评判知识价值的最高法院，是让算法的偏好取代学术共同体的判断标准。

一个健康的知识生态需要护栏：让证据链有尊严，让专业训练有权重，让承认不确定性不被嘲笑，让复杂问题不被强行压扁成爽文。这些护栏不是要阻止知识传播，而是要保证在传播过程中，专业性不被系统性地淘汰。

一个成熟社会，既要有热闹的广场，也要有安静的书房。广场让人参与，书房让人沉淀；广场提供情绪的连结，书房提供知识的积累。两者本不应对立，但在流量时代，书房确实需要被特别保护。

大学和科研机构应该抵制流量化考核的诱惑，坚守以学术质量为本的评价体系。不应该因为一个学者不会做短视频就低估其价值，也不应该因为一个学者善于传播就高估其学术贡献。两者可以兼得，但不应混为一谈。

知识平台则应有意识地为深度、严肃但可能“不热闹”的内容提供展示空间，对抗算法的单一取向。这不是要求平台放弃商业逻辑，而是提醒：从长期看，一个平台的价值不仅在于流量规模，更在于它沉淀了什么样的内容生态。当所有平台都只追求最大公约数，整个社会的认知能力就会退化。

对个体而言，保持对流量的清醒认识同样重要。当我们看到一个观点很火、一个结论很爽、一个学者很红时，可以多问一句：这个结论的证据在哪里？这个观点经得起反驳吗？这个人的专业训练是什么？流量可以是一个信号，但不应该是唯一的信号，更不应该是最重要的信号。

回到开头那份榜单。它之所以令人错愕，不是因为上榜者不配拥有关注，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在认知的市场上，真正的货币正在从“知识含量”变成“传播效率”。这个转变如果不被遏制，我们最终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信息极其丰富、知识极其贫瘠的世界里。

我们不需要网红学者，并不是反对流量本身，而是反对流量成为评判真理的最高标准。真正值得被推到聚光灯下的，不是那些最会“赢”的观点，而是那些愿意把世界讲清楚、把证据摆出来、把边界说明白的人。这样的声音未必热闹，却能让我们的社会在拉长的时段中变得更清醒、更稳健、更接近真实。

在众声喧哗的流量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那些愿意坐在安静书房里的人。守护他们，就是守护我们理解世界的能力；尊重他们，就是尊重真理仍有被认真对待的可能。这不是精英主义的傲慢，而是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基本尊重——我们应该有能力区分娱乐与教育、表演与研究、热闹与深刻。失去这种区分能力的社会，终将为自己的浅薄付出代价。

（作者系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世界经济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作者：朱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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