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不期而遇的荣誉，让我感觉到惊喜，同时也很感动。”

站在《中国慈善家》2025年度慈善盛典的舞台上发表感言，李实语气里透着些许激动，用“不期而遇”来形容自己和公益的交集。

李实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经济问题。而作为长期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他一直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经济问题，更是花费了25年时间去研究贫困问题，这也让他和公益慈善时有交集。

如今，他的研究方向聚焦于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如何推进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收益，提高发展能力。为此，他提出一套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政策体系，包括如何给低收入人群赋能、平权，如何提高低收入人群福利水平等。在他看来，在这个过程中，公益的力量愈发凸显。

因此，在推动政策的同时，他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益行业的相关讨论之中，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思考公益的角色和定位。在发表感言时李实还说：“我认为社会组织和政府在共同做公共服务，只是着重点不一样，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领导被领导，指挥被指挥关系，政府要更多从制度上、政策上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公益事业发展。”话音未落，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李实看来，经济学家要关心效率问题，同时也要关心公平问题，“没有效率就没有高质量发展；而没有公平，效率与经济增长也没有长期可持续性。效率和公平，都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两大命题，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路径的选择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李实，在学术道路上选择了经济学这门经世济民的学问。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生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李实从小学到高中的求学之路并不顺畅，但他并没有因此懈怠学业，初中时经常和同学们讨论数学题，高中时甚至自学了微积分，这也为他后来参加高考奠定了基础。

之所以选择学经济，这和李实当知青时的经历有关。1976年，20岁的他在江苏省铜山县插队，被选派到一个生产队做保管员和现金出纳，需要了解生产队的财务状况以及每个家庭的情况，开始对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产生兴趣。农闲时，李实也时常会读一些经济学著作，比如徐禾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虽然这本书中的理论抽象且晦涩，读起来并不顺畅，却对他而言是打开经济学大门的钥匙。

在报考学校时，李实选择了南京大学。彼时，南京大学经济系已经停办了三十年，李实成为学校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经济学专业学生。大学期间，他自学了很多西方经济学著作，越发痴迷于这门学科。4年后，他考上北京大学，攻读西方经济学方向研究生，学术素养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西方经济学中，效率（efficiency）和公平（equity）往往被视作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效率追求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公平则追求机会的平等和收入的均衡（equality），往往会牺牲一定的效率。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效率优先成为主流，李实在课堂上接触的知识也更偏重于效率。

研究生毕业后，李实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简称“社科院经济所”），在学术期刊《经济学动态》当编辑，这段经历，让他有大量的时间看书、写文章，也经常去经济所的图书馆浏览最新的外文杂志，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最新进展。

此时的李实，刚刚走出象牙塔，虽然在理论知识上已有一定的积累，却没有太多真正参与实践的机会。直到1986年春天，他随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去温州调研，看到热火朝天的经济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后来他在学术上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这次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不久之后，他又有了一次“走出去”的实践机会。上世纪80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向，当时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在这种背景下，社科院经济所成立了比较经济研究室，希望从不同的制度中找到一些可借鉴的模式。1986年，李实以访问学者身份被派到荷兰进修，就读于伊拉斯姆思大学，主要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问题。

在荷兰的一年里，李实看到了荷兰和北欧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在他看来，相较于计划经济体制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北欧模式能更好地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经济制度。

回国后，李实再次面临选择——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社科院经济所新成立了两个课题组，一个是由时任所长董辅礽牵头的国企改革课题组，另一个是由时任副所长赵人伟牵头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

那时候，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利于提高效率，促进发展，所以当时对收入分配问题讨论的重点是按劳分配。“但是大家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研究不仅仅是按劳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收入分配公平性的问题，包括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的问题，而这些都是在国际文献中经常被讨论的问题。”

李实认为，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收入分配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受到关注，也是中国未来发展中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于是，他加入到收入分配研究的课题组中，从此开启了在这一领域近四十年的研究。

绝知此事要躬行

因为有国际基金会的支持，李实参与的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在赵人伟领导下，从一开始就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国际合作的模式。那些年，课题组先后邀请了十七八位对中国经济感兴趣，或是做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外学者来到中国，共同合作这一课题。这些专家提出，国际上收入分配相关的研究都比较注重经验研究，即通过收集各种各样的调查数据，把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基本状况摸清楚。比如中国的收入分配到底是什么特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有什么差异，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多大等等。这就需要去收集一些住户调查数据，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CHIP）由此启动。

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国家统计局也在做住户调查，但他们的一些指标对于做研究来说还不够，必须从研究的角度再增加一些问题和指标，这就要和国际学者一块讨论。“比如说要增加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要问得非常准确，不能产生误解，同时得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让调查户一看就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每一个问题，从提法到用词都是非常考究的。”

李实承担了第一套问卷的设计工作，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过去没有人做过，而且可以参考的东西又不多。如果直接拿国外问卷进行翻译，会发现很多内容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我们想要研究的问题，就得通过调查问卷的问题准确反映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他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思勤（Carl  Riskin）教授，就问卷的设计讨论了将近半年的时间。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没有传真，只能通过通信的方式交流，“我这边改出一稿调查问卷，打印出来寄过去，两周后他才能收到，等他修改完再传回来，基本上就得一个月时间。他还专门从美国飞过来两次，和我当面讨论。”李实向《中国慈善家》回忆道。

设计问卷只是第一步，入户调查才是关键。按照预先的设想，通过国家统计局调查系统将问卷布置下去，让统计局的调查员带着问卷去调查户家里填写。但作为研究者，不能只是坐等数据，必须清楚地知道调查的流程，以及设计的问题是不是会给调查户带来误解，这直接关系着问卷的效果。

于是，在1988年的第一次CHIP调查中，课题组兵分几路，以观察员的身份跟着调查员入户参与调查。李实去的是安徽和江苏两个省，每个地方四五天，每天大概能够看到三四户，就这样跑了三四十户家庭。那时候，很多地方依然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从最终调查数据来看，城市里的收入差距并不大。

截至目前，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CHIP）已开展了7次。2002年，李实接棒赵人伟，代表中国学者牵头第三次CHIP调查，也是这一年，在城镇住户调查和农村住户调查两个样本的基础上，增加了流动人口调查，三个样本沿用至今。2005年7月，李实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并担任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担任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主持开展了2007年、2013年和2018年的CHIP调查，并在北师大建立CHIPs数据库。

这是一场长达三十多年的动态追踪，即使现在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流程，李实依然要求课题团队和学生们参与到入户调查的过程，正如他此前一直在做的那样。在他看来，经济学不应仅凭数据闭门造车，而是要多参与实践，了解社会，这样做出的研究才能接地气。“在做调查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能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你到他家里坐一坐，基本上就能看出来他家里是怎样的状况，你通过访谈就知道他的收入状况，了解他们家里的困难。”

李实曾走访过河北张家口、陕西商洛等当时的贫困地区，当地农民的贫困让他震惊：房子又黑又矮，几乎称得上是危房，家里又脏又乱，还不通风，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味道。他也见过贫困带来的绝望：七八十岁的老人卧病在床，孩子也是残疾，老伴一人无力照料。面对这样的家庭，完全没有办法能帮他们摆脱困境，深深的无力感让李实耿耿于怀。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99年的一次城市失业与贫困研究项目的调查，李实当时在东北某工业城市开展调研，那是第一批开始搞国企改革的城市，大量工人下岗。李实记得，刚下火车就看到成群的人力三轮车，这是很多下岗工人的生计。李实提出要去户里看看，当地工作人员却极力劝阻，担心碰到下岗工人家庭，聊起来会情绪失控。但李实还是坚持去了，这一次调研，他看到了失业下岗带来的城市失业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正处在那样一个阶段，社会保障系统又没有建立起来，一些下岗家庭基本上就陷入贫困的状态。”回想起那一幕，李实轻轻叹了口气。

直面贫困所带来的视觉和心理冲击，让李实深感责任重大。也正因为如此，他甘于坐“冷板凳”，沉下心来研究当时并不算主流的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致力于弥合这份差距，推动社会公平。

中国收入分配先生

在国际学术界，李实被称作“中国收入分配先生”，这不仅是对他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肯定，也印证了他在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的开创性和长期性。

尽管研究的是中国问题，但李实非常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他曾任日本一桥大学教授，承担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署等机构的研究项目，更是与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瑞典哥德摩大学保持着长期的合作。他常常说起赵人伟对他的叮嘱：“常来常往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好模式。”在他与团队的努力下，中国的收入分配和贫困研究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基于住户调查所形成的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数据库，更是成为了国际广泛认可的权威数据资料。

李实并不满足于只做象牙塔内的研究者，而是希望以学术成果服务社会。他先后走访过上百个贫困县，关注过贫困地区集中养老问题、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基础教育和教育致贫问题、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因病致贫问题、参与式扶贫问题等，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建议。2017年，他在甘肃和宁夏的贫困县调研，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贫困地区的空心化问题非常严重，为了解决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他走访了当地的几家养老院，提出建设集中式养老院的建议，以解决当地分散式养老的困境。

作为学者，李实深知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只是基础，只有让研究成果为国家政策提供参考，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李实说，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受了老所长赵人伟的影响。

李实接棒后，带领课题组兼顾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努力以学者的力量推动智库建设，不仅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完成多个课题，更是用了5年时间，在2016年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政策模拟中心”，邀请国际专家共同构建中国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微观模拟模型，对未来贫困状况和收入分配格局做出模拟预测。在后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委托课题中，依托这一模型预测了“2020年后扶贫标准及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认可。2018年，李实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工作不断推进，这些年，李实开始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共同富裕课题的研究。2019年8月，他受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两年后，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成立，李实担任院长至今。

身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李实肩负着新的使命——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解读政策、破解问题、提出建议。其中，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依然是重要抓手。

实现共同富裕，中央提出了提低、扩中、调高的三条路径。在李实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提低”，即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他用不同收入人群的构成来进一步解释这一点：低收入人群占比超过60%，中等收入人群大概只有35%左右，高收入人群比例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人群从哪里来？只能从低收入人群来，那就需要他们尽快增加收入，一方面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另一方面改善低收人人群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

至于如何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李实认为，一方面政府要发挥主要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公益慈善要发挥相应的作用。“在公共服务领域，我认为首先要发挥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的作用，给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事业和提供公共服务更大主动性和空间，特别在做公益项目上做出优先选择，供政府部门参考来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政策。而不是政府先把好多事情做了，剩下做不了的再让社会组织去做。”李实表示，在第二次分配中，政府要起主导性的作用，但在第三次分配中，政府更多的应该是起到一个补充性的作用，因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角是社会组织，而不是政府。

在关注低收入人群的同时，李实也对就业问题表示担忧。此次他来北京，共参加了4个会议，其中两个和促进就业相关。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会影响就业。从短期看，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数字产业化过程一定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一旦人工智能进入到应用阶段，产业数字化过程即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农业、制造业，就会替代劳动、减少就业。“而现阶段，创造的就业和替代的就业大体相当，基本上处在一个平衡状态，大范围失业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

李实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要应对未来的就业替代问题，一是减少现有的劳动时间，将不断减少的全社会劳动时间均摊成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是考虑建立UBI（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收入）项目，UBI是一种福利制度，即政府向全体公民定期发放无条件现金，旨在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从现在开始，可以在某个特定人群先进行试点，可以在高失业率的年轻人中进行试点，在他们找到工作之前，为其发放一定的收入，保障其基本生活。此外，建立灵活用工制度，平台化、订单化用工将成为普遍趋势，“必须要顺应这个趋势来改革我们的社会保值制度”。

从这一点看，收入分配问题并不会随着贫困的消失而消失，而是会一直存在。作为经济学家，李实依然不敢松懈。

学术的传承

李实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题诗，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在2017年，为祝贺李实、赵人伟、陈宗胜三人获第八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所作。诗中写道：“三十载苦磨一剑寒，技压群雄捧桂冠。世间多垒不平事，还望三英再登攀。”

宋晓梧是李实敬重的学者，用李实的话说，“虽是官员出身，对政策非常熟悉，但又不局限于政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学者”。李实认为，思想独立是学者最宝贵的品质。而在他身边的同事和学生看来，李教授为人谦逊低调，但在他认定的事情上很笃定，哪怕遭到质疑，也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如今，李实已进入古稀之年，虽然仍活跃在学界一线，但他也有意识地把更多精力放在培养中生代研究力量上，把从前辈学者那里获得的善意和信任，传递给后辈学者。

在2024年的第七次CHIP调查中，李实尽管是四个联合牵头人之一，但从问卷设计到调研工作，他都更为放手。这个团队有社科院经济所的老同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岳希明，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党委书记孙志军，以及李实的学生、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罗楚亮。在李实看来，他们已经完全能担起这一重任，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人才梯队已经形成。

如今，李实依然在一线教学，在浙大带着8个在读博士，“带学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乐趣，毕竟学生会读大量的文献，他们总能学到一些最前沿的东西，和他们交流，你也能学到新东西”。在李实看来，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在带学生方面，李实有着自己的节奏。一般来说，博士生最快也要三年才毕业，第一年主要是学习基本理论和方法。李实总是要求学生不要着急写论文，要先把基础打好，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能做出好研究。他也非常注重调研，“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学习理论，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实感，因为你要研究的是中国的问题，不是美国的问题，也不是欧洲的问题，所以对中国的问题，你要有自己的一个亲身感受，要去实地了解”。

如此，心有热爱，保持独立，扎根本土，正是学者李实的一生遵循。

作者：贺斌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