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科学：新黄金时代》报告，与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形成呼应。

不同的是，81年前的报告主要关心“政府为什么以及如何支持科研”，新报告则重点讨论一个新问题：当科研主体、技术条件和国家竞争环境发生变化时，政府应当如何重新组织创新？报告的建议，不单面向政府，更面向“政府、学术界、慈善和产业”这一完整的科学技术生态。

围绕报告具体内容，目前已有众多分析解读。以“慈善”为主视角来观察时，我们还能注意到文中的一条暗线：美国政府正主动向慈善部门学习。报告给出的众多改革与创新的想法、做法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来自于慈善部门的。

人们常常把慈善理解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补缺者”。但在这份报告中，却鲜明体现了慈善作为公共制度“创新源头”的角色。报告大量讨论的恰恰是慈善已经试出来、政府准备进一步采用的做法和机制。

慈善创新之一：

发现那些非共识的好想法

传统公共科研资金面临一个基本难题：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需要建立相对标准化、公平而可解释的评审机制。同行评议因此成为科研资助的核心制度。

但同行评议也有自身局限。需要多人达成共识的机制，更容易选择“大家都觉得不错”的项目，却可能淘汰真正大胆、有争议或者跨越学科边界的想法。

《科学：新黄金时代》介绍了丹麦一家私人基金会试验的“黄金票（Golden Ticket）”机制：个别评审人可以直接支持自己高度看好，但其他评审者并不认同的非常规项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经开始试验类似做法。

这种做法不仅仅是评审技巧，其背后体现了与传统做法不同的风险逻辑。

政府资助需要避免明显错误，因此天然倾向于共识；而慈善资金自主性更强，可以允许少数人承担判断责任，也更容易接受“多数项目失败、少数项目产生重大突破”的组合。

慈善提供的第一个制度创新，是帮助公共部门发现那些尚未形成共识的机会。

慈善创新之二：

从“资助项目”到“押注于人”

另一项被报告重点介绍的慈善经验来自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HHMI长期采取一种与传统项目制不同的逻辑：给予优秀研究者较长周期、较高自主性和较低行政负担的支持，重点不是要求研究者事先承诺完成某个具体项目，而是“支持人”。HHMI的相关资助可以持续七年、规模约1000万美元，并允许早期失败；研究显示，获得这种高度自主支持的研究者更可能进入新的研究方向并产生高影响力成果。

其实在被“新黄金时代”报告提及之前，HHMI“投资于人”的经验早可谓是闻名遐迩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院长先锋奖（Director’s Pioneer Award）、中国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的“选人不选项目”，就都借鉴了这一模式。

但做法背后的逻辑比具体的做法更值得人们思考。实际上，这一做法挑战的是传统科研项目制的一项结构性矛盾：科学探索本来高度不确定，但资助制度为了问责，却往往要求申请人在研究尚未发生之前，把问题、路线和成果描述得十分具体。

科学慈善能承担的制度试验，是把控制从“项目之前”适度转移到“选择什么样的人”。一旦选对研究者，就给予其更大的探索空间。

这是第二点值得政府向慈善学习的地方，如何重新思考控制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在政府主导的科研创新体系中，是否一定要依赖更详细的项目计划和更密集的过程报告？是否可以通过更好的人员选择，换取研究者更大的自主权？

慈善创新之三：

更迅捷更快速的资助

公共资金的申请与拨付还有另一个典型特征：程序漫长。复杂的申请、外部评审、预算审核和行政流程有助于维持程序合法性，却可能使科研机会在等待过程中消失。《科学：新黄金时代》指出，部分联邦科研经费从申请到获得资助甚至需要接近两年。

报告因此专门引用了一些讨论拨款效率的观点文章。相关文章认为，在并未明显牺牲研究质量的情况下，科研资助决定可以从通常的数月压缩到48小时，申请本身也可以从耗时数月缩短到约半小时，并举出了新冠疫情期间由私人资助的“快速拨款计划”（Fast Grants program）在两周内做出拨款决定赢得赞誉的例子。报告随即建议联邦资助机构扩大类似的“及时的拨款（Just-in-Time Grants）”。

这说明慈善的优势不仅是“愿意冒险”，还包括更迅捷快速、制度摩擦更低。

慈善规模通常小于公共财政，但也正因为如此，它能够在公共体系难以及时行动的时刻快速试错。一旦快速机制证明有效，政府就可以考虑在保持必要问责的条件下，扩展其经验。因此，与其把慈善理解成“政府资金不够时的补充资金”，不如把它理解为公共体系旁边的一块反应更灵活的制度敏捷区。

慈善创新之四：

更好地组织科研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科研组织形式上。

报告专门讨论了近年来由私人资助者推动的聚焦型研究组织（FRO）。这类机构通常是有明确期限的非营利科研“初创组织”，由全职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围绕一个具体科学瓶颈集中工作，并以开放数据、研究工具和平台等公共品作为重要产出。

FRO填补的是一个传统组织结构中的空白：有些问题对普通大学课题组而言规模太大，对风险投资而言又过于缺乏商业回报，对长期存在的国家实验室而言则要求过高的灵活性。报告因此认为，它占据了一片“对传统联邦项目来说太大、风险资本不愿投、政府设施又不够灵活”的新空间。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慈善资金推动FRO发展之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经推出X-Labs，第一次明确支持大学之外的独立科研组织，并将其视为联邦科研资助未来可能形态的概念验证。这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创新过程：慈善发现制度空白→承担早期组织风险→新模式被验证→公共部门吸收和放大。慈善不只是资助科学，还参与提供科研的新组织方式。

慈善创新之五：

更好地分配资金配置权

《科学：新黄金时代》还谈到一种近年来受到关注的机制：“二次资助”或“再资助” （Regranting）。传统基金会或政府机构通常由自己的评审体系决定钱给谁。但一个现实问题是，最了解科研前沿机会的人，往往没有钱；真正掌握资金配置权的人，又可能离前沿太远。

“二次资助”试图解决这一信息错位。资助者先把一部分资源授权给身处科研前沿的科学家或专家，再由他们发现并支持尚未进入主流视野的人和项目。报告指出，目前已有中介组织利用慈善资金开展这种实践，并提出联邦机构未来也可以支持组合式“二次资助”组织。报告形容，科研资助正在迎来一场“资助工作的复兴（Grantmaking Renaissance）”，联邦政府应该欢迎这种实验。这实际上承认：慈善不是只在分配资源，也在生产“如何分配资源”的知识。慈善是前沿资助技术的探索者、研发部门。

慈善创新之六：

“怎样资助科学”本身就是学问

这一逻辑在报告关于“元科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很明显。元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某一门具体科学，而是科学制度本身：什么样的同行评议更有效？快速资助是否真的增加突破？长期支持个人与短期项目制相比效果如何？

报告建议联邦科研机构建立专门的元科学单元，对不同资助机制开展真正的比较实验，通过实验来比较“黄金票”、“快速拨款”等创新机制与普通评审之间的差异，并可以与已经有经验和相关投入的基金会合作。

慈善不仅可以做制度创新，而且可以在收集证据、验证制度创新方面做出贡献。

从“补缺”到“学习”：

政府与慈善关系的升级

如果把这些分散在报告中的内容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在支持科研这个方向上政府与慈善关系至少存在三个层次。

最传统的是补充关系。公共资金有限，慈善提供配套资金，支持政府尚未覆盖的问题。报告讨论慈善参与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就仍然保留了这一逻辑。

进一步是分工关系。慈善利用自身相对灵活、能够承担风险的优势，支持政府不容易支持的高风险研究、长期探索、新型机构和非共识想法。这也是今天我们理解“科学慈善”时最常使用的框架。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科学：新黄金时代》中体现出的第三层——
学习关系。

政府开始主动观察慈善部门如何资助人、如何快速做决策、如何发现非共识项目、如何委托专家再分配资源、如何设计新型科研机构，再选择其中有效的机制进入公共政策。

慈善可以成为

“公共制度的风险资本”

这或许是《科学：新黄金时代》留给慈善研究最值得继续讨论的命题。

科学慈善可为科学研究提供“风险资本”：它能够支持政府和市场不愿承担风险的研究。但从这份报告来看，这一判断或许还可以向前推进一步：慈善不仅可以成为科学发现的风险资本，也可以成为机制创新的风险资本。

公共部门拥有庞大资源，却很难频繁对整个制度进行高风险试验。慈善规模较小、治理更灵活，因而可以先尝试上文提到的多种机制。尽管其中难免会有失败，有些机制即使能够成功，也只适用于特定领域。但只要部门间有知识流动与学习机制，公共部门就有机会将成功的制度创新扩大到更大的科研体系之中。

对于中国而言，这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观察角度。鼓励社会力量投入科学的同时，也应追问：慈善资金能不能承担更多财政与商业资金无法承担的探索与试验？能不能探索新的科学家支持方式、新的科研组织、新的公共科研平台以及新的成果转化机制？

除了资源提供，科学慈善亦有助力科研体制创新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