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5日晚，影响力慈善研究院以“快闪”方式组织了一次线上沙龙。讨论缘起于MSC咨询8月3日发布的研究长文《美国的科技新贵，都在做什么慈善？》。我们邀请到文章作者、MSC咨询创始人兼CEO谭亚幸（Jacob）分享研究背景、过程并回应提问，来自高校、科研管理机构、基金会与媒体的二十余位科学慈善兴趣小组的伙伴参与了讨论。

源起：

三张地图和一道裂缝

这项研究跨越五年。疫情期间，MSC与欧洲家族慈善网络Generation Pledge建立合作，由此访谈了近20位美国科技新贵，积累了二三十份访谈记录；今年，团队整理沉淀多年的素材，与受访者逐一核实后最终成文。（跳转阅读：《美国的科技新贵，都在做什么慈善？》）

研究长文从一个故事讲起：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赫库兰尼姆一座图书馆的上千卷纸莎草文献被高温碳化。2023年，前GitHub CEO纳特·弗里德曼等人发起“维苏威挑战”，以百万美元奖金和开放数据吸引全球研究者在不拆开卷轴的情况下“虚拟展开”并识读文字——底层技术来自一位大学教授二十年的公共学术积累，“私人奖金做的是激活，不是创造”。

以此为入口，MSC的这项研究绘制了三张地图：科技新贵想改变什么（从好奇心驱动的怪问题到放权型慈善的六种未来观）；他们把控制权交给谁（直接赠款、私人基金会、DAF、股权承诺等八种工具，对应不同的权力安排与披露程度）；资本是否要求回报（从赠款到ESG整合的连续光谱）。

三张地图暴露出一道裂缝：科学新贵们的慈善分裂为两条互不兼容的路线——一条把慈善做成“研发”，相信问题可以被更聪明地解决；一条把慈善做成“让渡”，以麦肯齐·斯科特的大额无限制赠款为代表，承认距离问题最近的人比出资人更知道钱该怎么用。

文章同时校准了比例尺：2024年美国大学和非营利研究机构在基础及应用研究上共投入1261亿美元，其中慈善资金提供约270亿美元，在全美6000多亿美元的捐赠总盘中占比很低，其真正的影响在于叙事权重和议程设置能力；面对2025年以来政府科研经费的断裂，慈善无法补位——它最合理的位置，“不是公共财政的替代品，而是公共知识的风险资本”。

快问快答

沙龙围绕科技新贵与科学慈善，以问答展开，以下按主题摘编。

■ 这项研究是怎么开始的？

谭亚幸：不是受谁委托，单纯是自己感兴趣，也没有人做过这个层面的研究，“那就我们上”。做报告式的研究恰好是咨询公司的技能所长。受访者都很在意保密性，成文前我们又花了半个月与他们逐一确认数字和可披露的信息。

■ “科技新贵的慈善”等于“科学慈善”吗？

这是讨论最先澄清的问题。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资深顾问李劲提出，文章研究的是科技新贵做的各种慈善，并不必然是科学慈善。谭亚幸认同：“只不过恰好其中很大一部分与科学有关。”（科学慈善，science philanthropy，指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出于公共利益目的，通过非营利性资源配置方式，支持科学研究、科技人才、科学基础设施与科研生态、科学文化建设，并推动科学能力服务于社会进步的行为或事业——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注）

■ 有哪些失败的案例没写进文章？

谭亚幸：失败各有各的失败法。FTX Future Fund支持的科学项目本身没有失败，是资金来源先崩塌了；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HI）则属于“机构寄生失效”——它的文化更像硅谷科技公司，与大学治理的冲突不可调和，最终于2024年关闭，尽管其研究议题已扩散到多个院校和政府机构，“议题成功了，机构却死亡了”。还有Coefficient Giving，它公开了自己的失败清单，比如一个对抗疟疾的基因驱动项目“推进了所在科学领域本身，却没有挽救任何生命”——这是我们研究的机构中唯一公开复盘的一家。

■ 访谈中印象最深的特征是什么？

谭亚幸：第一，议题不是“add on”的东西。这些捐赠人往往在初高中就对某个议题产生兴趣，自己花大量时间研究，甚至不依赖第三方顾问，“他对议题很懂，非常知道这件事要怎么做”。第二，手段极其丰富。直接捐赠、私人基金会、DAF、股权承诺……几乎任何目的都有相应工具，社会也允许不同方式存在，“他们想做的时候几乎不会碰到任何困难”。

■ 中美情境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谭亚幸：谁在定义成功、谁有权接受失败、谁在控制成果，两国有本质不同。美国的科技新贵非常个人化、自下而上，思维逻辑是“今天没有我的钱，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发生”；而在中国，做事者首先要回答如何与国家方向、大学体系对齐，一年后怎么验收。此外，美国许多受慈善支持的科研最终以开源方式呈现，数据、工具和知识形成公共品，出资人退出后机构与人才仍能存续。

■ “研发”与“让渡”这道裂缝，是怎么提炼出来的？

谭亚幸：这是团队内部争论最多的地方。坦率说，访谈下来我们发现这些人几乎不存在共性，“真的非常case by case”。麦肯齐·斯科特“中位数500万美元、无用途限制、无进度报告”的赠款，效果很好，在美国也没有第二个人做到。如果硬要说共性，是他们把慈善当作研发或催化在做。

■ FRO等新型组织对中国有何借鉴？

针对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两位研究者关于大科学装置共性数据能否获得公益资助、FRO（聚焦研究组织）与国内新型研发机构异同的提问，谭亚幸给出“生态位”的视角：FRO补的是“对单个实验室太大、对商业公司又不赚钱”的中型科研瓶颈这一生态位；联邦经费断裂后，也没有机构举旗说要替政府解决问题，而是各自找到很小的生态位——比如Restore专门为资助被冻结的研究者提供一年过渡资金，帮他们留住人员、维持进度；紧急基金则帮助受波及的博士后不退出研究。“每一个非常小的生态位，都有一个机构和理念站在那儿，小而美，仅此而已。”

“与富豪共创慈善事业”

讨论尾声，追问仍在持续。一些学者认同文章的判断：私人慈善补不上政府经费的缺口，但可以作为“公共知识的风险资本”承担实验角色，也进一步追问，慈善孵化出的新机制转入公共资金体系后是否仍有生命力？李劲则问：麦肯齐式的让渡、盖茨基金会的限期花完（spend down）、Omidyar Network的捐赠与投资并举，究竟是不是趋势？“仍然没有结论，但这个探讨过程本身就很有趣。”上海波克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韩阳从捐赠人服务的角度收尾：与其研究“富豪”，不如从企业家自身的科学兴趣切入，学会服务大额捐赠人、与其共创事业，“这可能是让科学慈善更有效率的新切入口”。

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是《中国慈善家》杂志社旗下的专业智库，首创“影响力慈善”概念，专注慈善案例与议题研究，旗下“影响力慈善沙龙”已举办44期。科学慈善是研究院的重点课题：研究院在国内首次提出“科学慈善”概念，相关研究报告曾被《Nature》专题引用。科学慈善学习小组正是在此课题基础上形成的交流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