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提及“科学慈善”，首先被想到的往往是支持基础研究、资助青年科学家、奖励前沿科技突破这些受人瞩目的举措。但在今天，科学不仅事关科学家，更事关大众：人工智能、脑科学、基因编辑、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众多议题越来越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与人生轨迹。于是，一个新问题浮现出来：科学慈善是否能够不仅支持科学本身，也支持科学走向社会？在科学与社会的交叉点上，“科学慈善”何为？

关注“科学的公共性”正当其时

近年来，“科学慈善”在中国明显升温。慈善资助基础研究，社会资金支持青年科学家和原创探索，相关实践不断涌现。2026年刚开年，“科学慈善”被列入今年慈善事业五大趋势，“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被写入十五五规划，全国人大代表雷军提出的相关议案建议，更是把“科学慈善”推上了两会热搜。这些现象都表明，科学慈善在中国已逐渐从“实践先行”向“社会共建”过渡，随着一批先行者的推广倡导，整个社会对其的认可度、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日益成为公益慈善领域的重要方向。

与这一趋势相适应，与科学慈善相关的认识也在深化。2024年，影响力慈善研究院以《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为题，首次在国内系统地介绍相关实践案例、尝试对科学慈善概念做出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参看：科学就是最大的慈善吗？），并在课题总报告中专门梳理了“资助”与“奖励”这两种科学慈善主要形式的表现。研究院对科学慈善的界定是：

科学慈善，指政府之外的个人或组织以捐赠、奖励、资助等非营利方式支持科学研究活动及与科学研究相关的项目、个人及组织的单次行为或长期事业，以及这些行为与事业的统称。

上述定义明确了支持的对象可以是“项目”、“个人”或“组织”，虽然突出了“奖励”、“资助”的方式，但并没有排斥其他表现形式。

如果将对科学慈善的理解仅局限于“把资源投向科学家和科研项目以支持科研”，那么对于科学慈善的整体版图是有所低估的。因为不仅科学本身在不断进步，科学的公共性、社会契约也在向前发展。（参看：“科学慈善”能改善科学的社会基础吗？）

今天的科学，已经不只是少数专业共同体内部的事情，它越来越深地影响公共政策、社会伦理、教育方式，甚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疫苗到AI，从脑机接口到心理健康，很多前沿科技议题都不再只是“科研进展”，而是与公众生活和社会选择直接相连的公共事务。

在AI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一个最近发生的、引发大量关注的案例是，澳大利亚创业者Paul Conyngham在研究团队支持下，借助ChatGPT等AI工具，为自己患癌爱犬开发个性化mRNA疫苗。相关报道指出，AI在过程中扮演了辅助分析与加速探索的角色，设计、验证与治疗仍然由专业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完成。

这个案例提示我们：AI正在降低部分科研探索、知识检索和方案原型化的门槛，也在扩大个人接近科学工具的可能性。不难想象，AI与人相结合而形成的技术能力越强，伦理对齐、社会判断与公共讨论的重要性也越高。

（图片来源：Paul Conyngham的社交媒体X账号）

正因如此，今天重新讨论“科学的公共性”并不是附加题，而越来越像一道“必答题”。所谓“科学的公共性”，并不是一个空泛口号，而是指科学如何被更广泛的社会理解、接近、讨论并纳入公共判断之中。它不仅关乎科学知识能否以适当方式进入公众视野，也关乎公众能否理解科学过程与不确定性，科学家与科研机构能否进入公共生活并回应社会关切，而社会又能否围绕科学议题形成相对理性的讨论与协商。

从科普到公众科学：

一条逐步展开的连续谱

科学慈善在投资“科学的公共性”方向上是大有可为的。实践中已经涌现了很多相关的做法、案例，但由于其“润物无声”的特性，这一赛道的受瞩目程度往往不如世界级的科技大奖、巨额的科研资助，在科学慈善的“版图测绘”过程中容易被忽视或被低估。

如果把“投资科学的公共性”展开，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层次。

最基础的层次是科普，面对的主要是让科学“看得见、听得懂、愿意接近”的问题，通过让科学被翻译、解释和传播，使得公众获得对科学结论、科学方法和科学意义的初步理解。在这一层，公众主要是作为相对被动的受众角色出现。

第二个层次是公众科学，公众不再只是接受者，而开始成为参与者。“参与”不仅包括参与数据采集、参与科学实验，也可以表现为更主动地体验科学、传播科学，参与科学社群，对科学议题形成更有“主体性”的接近。

第三个层次则是扩展科学讨论的公共空间。在这一层次，公众开始以共同讨论者、共同判断者的身份出现，科学与社会的交叉议题被纳入公共对话：围绕AI伦理、脑机接口、精神健康、基因编辑、气候技术等问题，公众、科学家、公益组织、媒体乃至政策制定者之间形成更持续的讨论与协商。

在我国，这三个层次分别都能找到大量公益项目及实践做法，并不彼此割裂，而是一条连续谱：从“让公众知道科学”，到“让公众接近科学”，再到“让公众参与科学相关的公共判断”。没有基本的科学素养作为基础，公众建设性的参与讨论、参与判断就无从谈起，科学的公共性无法彰显，“独行快（由少数先驱探索人类未知前沿）”与“众行远（前沿科技真正获得社会认可、造福社会）”之间的张力也就变得不易处理。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连续谱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去做相应的统计和观察，那么“资助科学的公共性”就应当被视为科学慈善体系中一条独立的黄金赛道。

资助“科学公众性”的中国案例

毋庸置疑，科学慈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包括科研奖励、基础研究基金、青年科学家支持、重点实验室和前沿项目投入等。这些举措都面向知识生产端，作用十分关键，但与“资助科学公共性”并不是替代关系，更像是一种相互支持、彼此放大的关系：前者增强科学突破的可能，后者增强科学被理解、被吸纳、得到持续支持的社会条件；没有前者，科学公共性可能流于空泛，没有后者，科学成果也可能停留在专业共同体内部，难以形成更深远的公共价值。

换言之，基础研究资助解决的是“能不能做出好科学”的问题，科学公共性投入解决的是“好科学能否进入社会、形成支持、产生影响”的问题。一个成熟的科学慈善体系，不能只有知识生产端，还应有知识进入社会、形成理解、激发参与、支持判断的公共端。

新基石科学基金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基石最初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以相当罕见的规模与耐心进入基础研究资助领域。基金会成立之际，腾讯宣布将在10年内出资100亿元支持科研事业，其下的品牌项目“科学探索奖”与“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实施过程严谨，对科学家的支持力度可观，广受科学界认可。仅从这些动作看，新基石已足以被看作是中国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标志性案例。（参看：“科学探索奖”的探索，腾讯怎么做科学慈善？）

但如果只把新基石理解为“大额科研资助”，其实已经落后于其发展节奏了。截至2025年，它在“资助科学公共性”这一赛道上发展迅速。一方面，通过持续搭建“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等交流平台，进一步营造开放的科学共同体，让科研支持不只停留在项目；另一方面，2025年末推出了由新基石科学家与一线教研员共创的“100节科学课”，以及面向青少年的“未来科学家论坛”两项更直接地连接公众的项目。其首场论坛于2025年12月在深圳举行，明确强调让下一代更早、更真实地接触科学家、理解科学问题与探索过程。

这里的启发非常明显：基础研究方向上的高门槛资助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之间的互动，可以迸发出更大的能量、形成更大的影响。前者为后者提供内容源泉、人物资源与精神张力，后者则为前者培育更广泛的社会理解、社会支持与后备人才。新基石因此不只是一个“支持科学家”的案例，也正逐步形成一个打通“支持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公众连接”链条的案例。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在“资助科学公共性”赛道上则代表了另一种更主动的路径：把前沿研究、科学传播与社会讨论连接起来。脑科学天然具有强烈公共性，与教育、衰老、心理健康、脑机接口、人工智能伦理等议题紧密相连。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并没有把“传播”理解为科研成果产出后的附属工作，而是将其纳入进机构生态。通过经营社交媒体、组织系列讨论、主办国际研讨会等诸多举措，该研究院不仅不断生产知识，也不断生成公共话题和社会讨论接口。（参看：天桥脑科学研究院的新动向）

浙江科汇致远公益基金会则选择了更偏向“基础设施型”的路径。它支持“知识分子”、“赛先生”等科学传播平台，也支持科学交流项目和科学纪录片。

这样的做法看起来离科研突破相对较远，但却回应了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一个社会不会自动长出高质量的科学讨论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有赖于稳定的平台、可靠的内容、持续的叙事与科学史记忆，该基金会支持的，正是这种长期的科学文化资源。

对“科学公共性”而言，这类投入或许没有重大科研奖项耀眼，却有利于良好科学氛围、创新土壤的形成，利在长远。

构建“科学友好”型社会

为什么要重视“科学公共性”这条赛道？至少有三重价值。

从根本上说，这是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基础性投资，在科学公共性方向上投入资源，有助于构建一种更和谐、理性的科学与社会关系：一方面，它有利于科学本身发展，公众理解、社会支持和开放讨论能为科学提供更稳固的环境；另一方面，它也有利于社会做出更明智的科学判断、科学选择。

其次，忽视这条赛道的科学慈善版图是不完整的，只有有意识地将其重视起来，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的科学慈善，更准确地估计其体量和贡献。《中国慈善捐赠2025》报告指出，在“科学研究”方向上的慈善捐赠统计可能发生低估，这值得被重视。

科学慈善本来就有分类与识别上的复杂性，那些没有“大额奖励、明星科学家”标签的科学公共性投入容易被忽略。如果只把面向实验室和科研项目的资助算作科学慈善，而不把科学教育、科学传播平台、科学文化基础设施和科学讨论空间的投入纳入视野，就很可能系统性低估这一领域。

最后，重视“科学公共性”能显著丰富慈善家和慈善机构的选择。资助基础研究，往往资金门槛高、投入周期长、对专业评估要求高，普通捐赠人和慈善机构很难入场。但“科学公共性”赛道的门槛相对低，可选的活动很丰富，比如支持青少年科学教育、科学内容平台发展，支持面向公众的科学展览、纪录片、论坛、科学传播项目或支持AI、公共卫生等议题的讨论空间建设。

这意味着，不同规模、不同偏好的慈善主体，都有可能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进入“科学慈善”领域，这一领域并不只属于少数大额捐赠者和头部机构。

上述讨论并不是试图削弱基础研究资助的重要性，更不是要把科学慈善的重心从支持科研挪走。相反，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一个成熟的科学慈善体系，不能只有知识生产端，还应当有知识进入社会、形成理解、激发参与、支持判断的公共端。基础研究资助、科研奖励和科学公共性投入之间，可以是相互支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