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创新的瓶颈，有时不在于技术难度，而在于风险如何分配。一项技术可能已经可行，但市场缺乏买单意愿；一项研究可能具有公共价值，但回报预期模糊。也正是在这样的张力中，科学慈善与科技金融开始显现出相遇与碰撞的可能。

本文以“提前市场承诺”（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 AMC）为切口，讨论科学慈善如何借助科技金融的思维与工具，从“资助科学”走向“创造市场”。当然，能支持科学慈善的科技金融工具并不止一种，聚焦AMC，是因为它能集中展示一种关键变化：慈善不只能出钱，还能通过机制设计，让那些“值得去做却不值得投资”的创新真正发生。答案往往是否定的。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突破，它同样依赖市场预期、支付能力、政策安排和制度环境。许多时候，真正阻碍一项技术走向现实应用的，不一定是“做不出来”，也可能是“做出来之后不一定卖得出去”。

当创新“值得去做”

却“不值得投资”

如果一项技术对生命健康至关重要，但短期内几乎没有商业回报，市场会主动为它买单吗？

答案往往是否定的。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突破，它同样依赖市场预期、支付能力、政策安排和制度环境。许多时候，真正阻碍一项技术走向现实应用的，不一定是“做不出来”，也可能是“做出来之后不一定卖得出去”。

疫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最需要某些疫苗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支付能力最弱；而最有支付能力的国家却不一定处在最迫切的风险中。于是，极具公共价值的产品，可能无法获得足够清晰可信的市场信号。在很多“硬科技”领域，尤其是周期长、风险大、回报慢的领域，都存在类似现象。

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这四个“投”，恰恰就是对市场天然犹疑之处的回应——越早期的项目，技术越不成熟；越小的主体，抗风险能力越弱；越长期的投入，退出和回报越不确定；越“硬”的科技，越需要耐心资本和长期陪伴。“科技金融”的核心，不是增加基金、贷款或投资产品，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创新中的风险被更合理地被分担。

问题随之而来：那些从社会角度看“非常值得做”，但从市场角度看“暂时不值得投”的技术，谁买单？

这正是“提前市场承诺”机制出现的背景，也是科学慈善与科技金融交汇的地方。

从“资助科学”到“让科学发生”

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慈善，最常见的形态发生在资助供给端。慈善力量投入大学、实验室，奖励青年研究者，资助前沿探索、跨学科研究，支持那些难以从市场和政府体系中获得支持的方向。这种模式极其重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不可替代。

但并非所有的创新困境都发生在供给端。

当技术已初步可行、研发路径已逐渐清晰，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往往不是实验室里“做不做得出”，而是现实中“做出来之后有没有人买、谁来买、以什么价格买”。对于公共属性很强的技术来说，这个问题尤为尖锐。

“提前市场承诺”（AMC）机制正是在这里显示出独特价值。以2009年启动的肺炎球菌疫苗AMC计划为例：该计划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联合多国捐助方设立，累计获得15亿美元长期承诺，通过事先承诺采购，激励企业为低收入国家生产并供应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据Gavi官网称，该计划使低收入国家得以提前10到15年获得疫苗，至少60个国家受益。

与传统科研资助不同，AMC并不是简单地向研发机构拨款，也不是由政府或慈善相关方直接承担全部研发成本，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改变激励：设定技术和可及性标准，明确什么样的产品才算达标；其次，由政府、国际组织或慈善资金合力作出采购承诺；再次，这种事前承诺会改变企业对未来收益的判断，使原本模糊的市场需求变得可预期、可计算，从而激励企业投入研发、扩大产能。

表面上看，AMC只是“承诺未来购买”，但更深一层，它将微弱的需求信号转化为有兑现保障的未来市场。AMC代表的不是“多给科学一点钱”，而是“让有社会价值的科学真正产生现实影响”——重塑知识生产通往现实应用的路径。

AMC既是金融创新

也是科学慈善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AMC是一种风险再分配工具。它不直接替企业承担技术研发风险，而是通过需求担保降低收益不确定性，使企业在一个更可预期的环境中决策。企业仍要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但AMC把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了下来——原来最令企业担心的市场风险，被转移给了由公共部门或慈善资金支持的承诺机制。

AMC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科学慈善”形式，它回应了一个带有强烈公共属性的问题：当市场无法自行提供社会所需的创新时，慈善力量可以介入，为公共利益去设计新规则。

这正是AMC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它代表了一种“机制型科学慈善”，而不是单纯的“项目型科学慈善”。项目型慈善关心“把钱给到谁、支持什么方向”，机制型慈善关心“如何改变环境、如何让本来无法运转的市场开始运转”。

如果说金融的核心能力是“为风险定价”，那么AMC的核心能力是“吸纳那些市场不愿单独承担、但社会又必须面对的风险”。科技金融提供了风险、预期和机制设计的语言，科学慈善则为这种机制注入了公共目的。

金融思维给科学慈善的三点启示

AMC折射出思维方式转变的可能性。通常，科学慈善更多地被理解为项目资助：选好项目、找好团队、拨付经费、事后评估。但金融思维进入创新体系后，带来三种重要思维转变：

第一，投资组合思维，而非单点押注思维。传统资助容易把每个项目都看作独立单元，并试图在立项时尽量提高命中率。但在高不确定性领域，这并不现实。科技金融之所以能够承受高失败率，是关注整体组合是否能产生足够回报。科学慈善同样可以不追求“零失败”，而在“组合”意义上理解成功。

第二，用“里程碑”思维理解创新过程，而非仅在终点进行成败判断。从理念到最终应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分解为很多阶段，AMC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拆分 + 里程碑辅助判断”的逻辑。AMC的承诺建立在明确标准之上，达到标准触发支持，未达到则等待或终止。公益项目评估往往发生在项目终末期，容易导致前期承诺过度、执行过程缺乏有效反馈。借鉴里程碑思维，科学慈善可以把关键节点前置，把评价理解为“持续校准”而不是“终点问责”。里程碑不限于论文或专利，也可以是数据集的建立、合作网络的形成、监管路径的打通，甚至是某一研发条线被证明行不通。

第三，平台和基础设施思维，而非单一项目。 改变创新格局的往往不是单一项目，而是支撑项目运转的平台和生态。风险投资不仅投资某一家企业，也投资一个赛道、一套生态。AMC的长期价值也不仅在于促成了某一项产品的研发，而是可以同时服务多项产品，并带动供应链、监管以及协作机制的整体提升。

当然，慈善向金融的学习也有边界。科技金融偏好更易量化、更易讲述、易在中短期内见效的项目；过度采用金融化表达，可能会压缩那些重要但短期内难以验证的研究空间。因此，科学慈善吸收金融理念，重点不在于把慈善“做成投资”，而在于重新理解不确定性、重新设计支持方式、认识自身在创新体系中的位置。

中国语境

从政策倡导到制度工具

在当下的中国，这一讨论很有现实意义。AMC所回应的“社会价值高但市场回报不确定”的场景在我国也同样普遍：养老服务科技、罕见病治疗、新发传染病防控等多个领域都存在社会价值与市场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或许可以通过一些具体且贴近现实场景的试点开始，借鉴AMC的经验。例如，在短板明显、需求清晰的创新领域，探索由地方政府提出需求、由社会力量提供部分增信、由专业机构参与里程碑评估，建立“小型需求承诺机制”。 

不过，最值得思考的，是AMC所揭示的一种可能性：慈善未必总是在市场失灵之后“被动补位”，它也可以在市场形成之前“主动造势”。它不只是把资源分给项目，更可以把资源转化为承诺、把承诺转化为预期、把预期转化为市场。

到了这一步，慈善就不再仅仅是“捐赠”，而表现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制度想象力。从资助到创造市场，不仅是工具的变化，更是角色和认知的升级。对于仍在成长中的中国科学慈善而言，这样的“升级”可能，值得被认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