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在这一表述中，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并重，被视为支持基础研究的重要主体之一。（相关内容出现在“十五五”规划第三篇《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第八章《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回溯五年前的“十四五”规划，相关章节中的表述为：“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明确了社会参与基础研究的角色，主要作用是作为基础科研的重要资金来源。

对社会组织而言，“十五五”规划的表述具有象征意义：社会组织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语境中，明确被视为可以参与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的行动主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民政部门的分类框架中，社会组织是指以非营利为目的、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各类组织形态，其核心特征是民间性、非营利性和组织性。主要包括三类：社会团体（如学会、协会、商会）、基金会（如慈善基金会、科学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原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民办科研机构、科技类民非）。

一个具体的问题随之而来：这里所说的“支持”，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还是停留在资金来源层面？是否意味着一种更为多元的参与方式？

捐赠科学的现实图景

如果将视角从政策转向现实，综合《中国慈善捐赠》报告和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研究报告，以及围绕“科学慈善”展开的系列研究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捐赠科学的图景已初步形成，但其结构特征仍然十分鲜明，呈现出“高度集中、波动剧烈、参与方式单一”的特性。

资源高度集中于头部机构与头部捐赠人。根据《中国慈善捐赠》报告，科学研究类捐赠资源集中于少数头部机构，如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深圳新基石科学基金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等。而深圳新基石科学基金会与同样排名靠前的北京臻益科技基金会背后的主要捐赠方均为腾讯，使其成为当前中国科学慈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资金来源之一。

捐赠规模呈现显著波动性。2023年科学研究领域接受捐赠总额为145.76亿元，占比9.65%；而2024年骤降至26.64亿元，占比降至2.01%，同比下降超过80%。这一变化主要由少数大额捐赠波动所致，反映出该科学研究领域对头部资金的高度依赖。

在参与方式上，结构相对单一。现有科学慈善主要通过资金资助与科研奖励两种方式展开，尤其以后者为主。以《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研究报告为例，其中收录的七个案例，除了陈天桥夫妇成立的天桥脑科学研究院有明确的领域聚焦，开展具体的研究之外，其他例如新基石科学基金会、未来科学大奖基金会、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等，均以奖励杰出科学家为核心机制。这种模式优势在于决策成本相对低、执行路径清晰，但其局限同样明显：公众难以参与，捐赠人与科研过程之间缺乏连接，科学活动仍然停留在相对封闭的体系内部。

可以说，中国科学慈善虽然已经起步，但尚未形成一个多元、稳定、可持续的社会化支持体系。

不仅“缺钱”，更“缺认知接口”

从去年民政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成就，特别提到“新成立一批科技类社会组织，活跃在科技创新领域”，到今年雷军在两会上发出“支持科技公益”的提案，再到Nature报道中国慈善领域捐赠科学的现状，以“十五五”规划的提出为标志，“科学慈善”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进入广泛讨论层面。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自资助者群体：“在资金规模有限，没有相关经验的情况下，如果想要支持科学，应该支持什么？如何选择具体方向？又如何真的发挥作用？”

这一困惑并非个案，具有普遍性。与教育、扶贫或社区建设等已有广泛而成熟实践的领域相比，科学研究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包括资金需求整体体量大、专业门槛高、成果周期长且不确定等。这些特征共同作用，使得大多数潜在捐赠人即便有意愿，也很难更进一步做出决策。

更关键的是，当前科学体系缺乏对外的“表达机制”。尽管已有“知识分子”“果壳”等科普平台在努力降低公众理解科学的门槛、拉近科学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但从捐赠人的视角来看，“科学”仍然是一个过于宏大且抽象的概念。例如在教育公益领域，支持志愿者支教这一行为，其路径与结果对捐赠人而言是清晰且可理解的：志愿者进入具体学校，为一定数量的学生授课或开展活动，并产生可预期的改变。

相比之下，科学捐赠则缺乏这样的清晰路径。“科学项目”由什么构成？何种机构可以被界定为科学慈善主体？支持大学或哲学研究是否属于其中？这些都会令捐赠人困惑。即便进一步具体到药物研发等方向，如果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捐赠人也难以理解其周期为何如此之长、成本为何如此之高，以及资金具体将被如何使用。

这些问题的存在本身就说明，相关信息不应依赖捐赠人自行追问，而应被主动提供与清晰表达。因此，当前科学慈善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仅是资源供给不足，而是在于，科学体系与社会资源之间缺乏有效的认知接口与转译机制。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慈善当前面临的，并不是“缺少愿意进入的人”，而是“缺少能够让人进入的路径”。

可能路径：

从“给钱”到“共建”的三层框架

建立更有效的认知接口与转译机制，从而打通“能够进入的路径”，并非一蹴而就，但在现有条件下，仍可以通过整合既有体系，先行构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初步框架，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这一框架可以从学科领域、资助方式与角色定位三个层面展开。

在学科领域层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领域被划分为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生命科学、医学科学和交叉科学等九大领域；“十五五”规划则进一步将未来五年需要科技攻关的具体内容细化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疾病防治与创新药研发等八大领域。这两类体系可以为有志于支持科学的机构提供一个从宏观战略到中观学科的基本参照框架。

从资助方式的角度，美国《科技慈善指南》（《Science Philanthropy Giving Guide》）提出，科学支持并不限于直接资助科研项目，还包括人才培养、研发支持、机构建设、基础设施、学科发展和公众参与等。这意味着，科学慈善可以根据不同资源规模与能力，形成多层次参与结构，而不必局限于“大额捐赠”。

更为关键的是角色定位的变化。如果说“十四五”时期的社会力量主要是资金提供者，那么在“十五五”语境下，其角色可能正在转向科学体系的协同建设者。这意味着社会组织不仅承担“出资”功能，还可以根据自身能力与价值偏好，参与议题设置、机制设计、平台搭建、资源整合、科学与公众之间的连接等多个环节上的工作。

从这一意义上看，“支持基础研究”不再是一个抽象命题，而可以被拆解为一套可理解、可进入、可参与的具体路径。框架的搭建，并不只是参与方式的扩展，而是为科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一套可持续运作的认知接口。

社会组织成为

科学与社会最灵活的“连接器”

综上所述，当“十五五”规划将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个人并列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体，对社会组织的期待就不仅限于扮演“资金通道”，推动社会资金进入基础研究领域，更关键的是期待社会组织成为科学与社会之间最灵活的“连接器”，让资源被有效理解、合理配置，并在科学体系中实现长期、稳定的承接与转化。

从“资金进入”到“有效承接”，不仅是路径的延伸，更是机制的转变。这要求科学界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资源，而是主动进行需求表达与结构转译；也要求社会组织不再仅仅作为出资方存在，而是逐步发展出理解科学、参与科学乃至共同建构科学支持体系的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慈善”不再只是一个新兴领域的名称，而有可能成为连接国家战略、科学体系与社会资源的重要机制。其真正价值，不在于短期内撬动多少资金规模，而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起一套让社会力量持续进入、有效参与，并与科学发展形成长期互动关系的制度性路径。而这，正是“十五五”规划将社会组织写入支持体系的深层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