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30日至7月2日，第四届元科学(Metascience)大会在伦敦大学学院举行，会议由开放科学中心(Center for Open Science)与 英国科学学研究所(Research on Research Institute，RoRI)联合主办，旨在推动科研体系的自我研究与制度改进。本届大会是元科学大会首次选择在美国以外的地区举办，也是历届会议中规模最大的一届。会议吸引了全球800多位来自60多个国家的研究者、资助机构代表、政策制定者和出版平台负责人共同参加。

　　本次会议中，科学慈善作为科研资助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被纳入更广泛的元科学语境，表现出值得关注的潜力。

元科学以及元科学大会的由来

　　“元科学”一词早已存在，最初指的是历史较为悠久的科学哲学和以科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在科学政策领域，“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自上个世纪以来得到重视，形成了所谓“科学地制定科学政策”的研究方向，推动了元科学的发展。与该方向不同，目前全球这场方兴未艾的元科学运动最早起源于科学界内部，相关方不仅包含科研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还涉及与科学相关的高校、基金会、出版集团、科技企业等各种利益相关方，与科学的各个细分领域(如生命科学、物理学、社会科学等)都有着普遍关联。

　　当下的元科学，早已不仅是一个研究方向或理论领域，而更像是一场由科学共同体发起、兴起于2010年代后期的北美和欧洲，并逐渐扩展到全球的“科研体系自我变革”运动，具有推动“改变科研体系现状”的强烈实践导向。

　　这场运动最初的引领者是致力于“提高科学研究的开放性、完整性和可重复性”的美国非营利组织开放科学中心(COS)和致力于“改变研究的资助、交流和评估方式”的英国科学学研究所(RoRI)。这两个组织于2019年创办了首届国际元科学大会，此后每两年举办一届会议。

本届大会关注机制、创新和联盟

　　本届会议的嘉宾阵容强大，很好地体现了由“元科学”这一话题所带来的跨界讨论合作的广度(跨圈程度)。嘉宾包括英国科技与创新大臣瓦兰斯勋爵(Lord Vallance)，惠康信托(Wellcome Trust)首席执行官约翰·罗廷根(John-Arne Røttingen)、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主席彼得·格拉克曼爵士(Sir Peter Gluckman)、《自然》杂志主编玛格达莱娜·斯基珀(Magdalena Skipper)等在内的多位政策制定者、科技资助者、高科技企业、研究者社群与出版集团代表，他们出现在主旨讨论、圆桌对话等多个会议议程之中。来自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多位中国研究者也受邀参与了大会。

　　本届大会重点关注机制、创新和联盟，探索元科学用制定政策、利用新方法和人工智能、为开放有效的研究构建长期基础设施等多种方式带来改变的可能性。三个关注重点对应了大会三天的不同主题：第一天讨论“机制”，探讨组织与政策层面的科学体系重塑；第二天讨论“创新”，关注AI、大数据、开放流程等科研工具与机制的革新；第三天探讨“联盟共建”，塑造跨界网络与科研共同体，推进持续协作。

　　会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英国政府对元科学的重视程度。

　　会议一开始，英国科技与创新大臣瓦兰斯勋爵就登台介绍了英国在元科学领域的努力。去年，负责英国科研经费的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成立了元科学部门，为元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并且将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工作。该部门引入了全新的评审制度，将资助筛选流程缩短了三个月。英国元科学部门发布了《元科学的一年》独立报告，该报告不仅介绍了该部门成立以来的工作，还对元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做了回顾。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提到了2024年中国《科学学上海倡议》的发布，将其视为元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上海是中国科学学的始发地，也一直是中国科学学的研究重镇。2024年5月，在“浦江创新论坛——2024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上，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联合参会嘉宾共同发布了《科学学上海倡议》，旨在推动科学学的与时俱进、咨政益世和合作共享。不过，从“科学慈善”的视角看，该倡议提到了政府、科技界、产业界、智库界等相关方，但对慈善界却没有特别提及，略显有些遗憾。

　　本次会议的行动成果，是在最后一天宣布了元科学联盟(Metascience Alliance)的成立。

科学慈善在元科学讨论中的角色

　　慈善资助成为本届大会的重要议题。例如，大会第一天下午的全体会议以“资助前沿：证据、实验与改革评估”为题召开，内容与慈善资助颇为相关；而“钱很重要：资助者和资助机制”分论坛更是直接围绕资助展开了讨论。会议后两天的“创新”与“联盟”主题，也可以给科学慈善带来很多启示。除此之外，英国惠康信托、德国大众基金会等典型的科学慈善组织在本次会议上表现出色，展现了其作为元科学核心参与者的巨大影响力。

　　在笔者看来，“科学慈善”与“元科学”的发展诉求高度相关。元科学致力于通过研究科学过程本身，提升科研的效率、透明性和影响力。它主要关注：科学资助模式如何优化、科研组织结构如何提升研究质量、科研评价机制如何激励长期创新性探索等问题。而科学慈善正是致力于用慈善和社会的价值观介入科学资助，填补公共资金和市场资本在基础研究与风险性研究领域的不足，提供具有包容性、探索性、长期性的资助方式。优化科学活动的社会价值与长期影响力，正是两者的底层价值与发展路径可结合之处。

启示：成为科研生态和机制变革的推动者

　　元科学大会提供了一个反观中国科学慈善发展的镜鉴。当前，中国多数科学慈善实践仍以“项目资助”或“人才扶持”为主要形式，对机制问题(如科研评估体系、资助公平性、跨学科机制)的系统介入相对薄弱。与惠康信托、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等成熟的科学慈善组织相比，中国科学慈善带来科研支持机制创新的例子并不多见，同时在中国也尚未形成探索机制创新、拓展机制创新话语空间的生态或联盟。

　　然而，未来科学大奖、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等中国案例探索科学“奖励”及“资助”的前沿创新，金石计划等本土实践也为“患者驱动型科研”的探索提供了宝贵样本。

　　未来，中国的科学慈善或可借鉴元科学联盟(Metascience Alliance)模式，建立“科研机制实验平台”，推动慈善组织、研究机构、政策制定者等主体联合发起议题设定与机制创新。例如，围绕研究失败容忍机制、社会导向的科研激励等议题设立试验基金。

　　元科学大会提示我们，科学慈善不只是“填补资金空缺”，而应成为科研生态和机制变革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这要求有志于科学慈善的慈善组织：

　　1. 更主动参与科研机制的设定与改革试验；

　　2. 建立与科研共同体、出版平台、政府之间的对话机制；

　　3. 支持反思性研究，如资助“研究的研究(Research on Research)”、“科学的科学(Science on Science)”的项目；

　　4. 关注失败与不确定性，为“非结果导向型科研”提供生存空间。

　　科学慈善是一个交叉领域。在呼吁慈善组织更多关注国际国内科研生态变革的同时，我们也希望科学界能更多地关注资助体系、关注慈善，从不同方向推动跨界对话，才能让我国的科学慈善发展得更好，最终也让科学、科研工作者自身受益。毕竟，对于科学发展来说，钱很重要(money matters)。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组织编写的案例报告《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近日发布，以全球视野引入“科学慈善“概念，研究这一慈善新前沿的兴起背景与社会价值，系统梳理2016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的7个典型案例及其实践模式，探讨慈善家如何通过巨额捐赠、创新机制和长期投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响应科技创新、科技强国的国家战略。

作者｜汪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