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发布《技术公益影响力研究》报告，将技术公益定义为“技术赋能社会问题的公益解决方案”，并从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创新性、多样性的技术维度；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维度；多元性、慈善家相关性的机构维度。同时，选择十个案例开展技术公益研究，由李劲担任课题组组长，李劲、鲍安琪、姚楠、林伊人等执笔，邹琦担任文字编辑。

　　课题报告将分为I概述系列与II案例系列，以推文形式共分17期进行发布。本文为案例系列的第7期。

　　公益慈善事业拥有多个维度的社会价值，其中，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价值已有普遍共识。基于这一共识，公益慈善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成效和效率解决社会问题，已是公益慈善事业无可回避的问题。

　　社会问题是复杂的，单独依靠公共政策或市场机制难以解决，这也是以社会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新公益”的产生来源和动力。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多种资源和能力，科学和技术的作用正是这样凸显出来的。

　　一百年前美国提出科学慈善概念，二十年前西方率先提出技术公益tech for good概念，前者的基本逻辑是“既然科学能够带来重大技术变革，并以工业革命的方式推动经济领域的发展，那么科学也能够，而且应该被运用于社会领域包括慈善领域”；后者的出现则是信息革命的产物，包括信息技术从业群体的社会责任觉醒以及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基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效果和效率而提出的，也是本研究定义技术公益的理念基础。

　　正如我们在本研究的领域扫描和案例研究当中所发现的那样，高新技术不仅为传统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提升了效果和效率，如智能假肢、声障手机、盲人出行系统等，也促进了慈善公益事业进入更多新的社会领域，诸如AI训练师、产前基因筛查和文化遗产保护等。

　　虽然有些技术解决方案尚不成熟、不稳定、未实现规模化，但是假以时日，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将技术应用于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方式日益成熟，或者与现有社会科学解决方案更好地进行结合，必然产生更为持久和深远的影响力。

　　从本次案例研究中可以发现，我国的技术公益实践虽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总体而言还处于初级阶段。寄希望于技术公益理论和实践能够获得长期发展，并取得影响力层面的更多成果，我们有如下建议：

　　1、企业与公益机构相互学习，扩大合作规模，共同推进技术公益实践。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当前技术公益的实践主体是企业，虽然在企业实践技术公益的过程中，公益机构也有所参与，但通常是作为解决方案的执行方或被资助的合作伙伴。

　　未来公益慈善事业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解决方案的研发有赖于公益技术和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在解决方案的业务链中各执一端。

　　企业利用其掌握的技术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固然可以提升实践的效果和效率，但是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本质上还是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解决方案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深刻洞察——而这些正是公益慈善组织的强项。

　　在我们的研究中，IPE的案例已经较为清晰地展示出这种联合所产生的力量。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第一、第二、第三部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建、共创的模式，使技术在赋能公益的过程中发挥更大功用，使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实现更为深远的影响力。

　　2、公益慈善组织需要更为深刻地认知到新技术的发展为社会问题的突破性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潜力。

　　本研究中的强脑和华大等案例就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新技术是如何颠覆公益组织原有解决方案，给社会问题的解决带来突破性变革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案例研究中，真正能够掌握新技术并将之结合进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公益组织少之又少，大部分公益组织还停留在利用信息技术提升管理效率等一般性技术运用层面，致使我们所选择的案例中仅有一例是公益组织。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特别是数字信息技术和生物医疗技术等新技术正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更为广阔的前景，其中当然也包括给公益慈善领域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公益组织必须意识到，在为社会问题提供更优解方案这方面，科学技术的潜力正在显著上升，并将创造更大社会价值，这些都值得公益组织去学习、探索和尝试。

　　3、企业应从战略层面考虑技术公益在公司整体业务中的定位和功能，从而将技术公益从公益战略上升为战略公益，全面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创新的自觉与影响力。

　　从当前实践主体对技术公益业务的管理方式看，技术公益的实践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自发阶段，远未发展到战略自觉阶段。

　　众多实践机构对技术公益的态度以及做法还处于较为实用的阶段，少数几个公司设立了技术公益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然而战略功能还远未显现，只有腾讯公司从战略升级、顶层设计、架构调整开始，全面实施了“科技向善”整体规划。

　　很多企业基本上没有设置专门人员或机制来支持技术公益实践，而是与主营业务融为一体，这种做法固然简单、高效，但从长远来看，由于缺乏单独目标和成果考核，以及相应的资源成本投入机制，技术公益业务显得脆弱，也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因此难以真正有效地利用企业优势并形成影响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