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发布《技术公益影响力研究》报告，将技术公益定义为“技术赋能社会问题的公益解决方案”，并从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创新性、多样性的技术维度；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维度；多元性、慈善家相关性的机构维度。同时，选择十个案例开展技术公益研究，由李劲担任课题组组长，李劲、鲍安琪、姚楠、林伊人等执笔，邹琦担任文字编辑。

　　课题报告将分为I概述系列与II案例系列，以推文形式共分17期进行发布。课题组长李劲撰文从“技术公益”的缘起、发展特征和影响力等方面，阐明研究观点。本文为概念论述系列的第5期。

　　“技术公益”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被严格定义过。从早期潘柱廷的定义“技术人用技术支持公益”，到腾讯的定义“社会专业力量通过技术能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行动”，再到大柠檬公司的定义“组织以改善社区和生活为目标导向，而使用技术来攻克大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各有侧重。

　　在本研究中，我们参考此前中外对于“技术公益”概念的理解，基于影响力慈善重视成果与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方法论，重点关注技术为公益带来的最重要变化，将“技术公益”定义为“以技术赋能于社会问题的公益解决方案”。该定义聚焦“技术”“赋能”和“公益解决方案”三个关键词，也成为我们理解“技术公益”的三个重要维度。

　　“技术”的含义辨析

　　“技术公益”定义当中包含“技术”一词，并不意味着技术的含义不言自明。相反，在技术公益的语境当中，技术的含义是什么，以及技术的外延包含哪些内容，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一，技术与科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技术公益不等同于科学公益。技术与科学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技术处于应用层面而科学处于理论层面。

　　中文语境中一般将科学与技术合称为“科技”——这或许是“科技公益”或“科技向善”这类术语的来源，而英文中一般将科学与技术作为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加以区分。《科技与慈善可持续发展行动报告》和《科技在社会公益领域的应用》两个文件都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说明。

　　前者在项目背景中即说明“社会上习惯于把科学和技术连在一起，统称为‘科技’。实际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科学解决理论问题，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后者在第一节案例综述中也明确指出“科学不考虑实际应用，属于哲学范畴，着重解决理论问题，追求真理和知识。技术解决实践问题，追求应用价值和实用性。科学引领技术发展，技术是科学的应用。本报告遵从社会习惯，沿用科技一词，但含义上侧重技术层面”。

　　本研究遵从国内大多数实践者的用法，同时也为了与国际上的通行用法tech for good保持一致，沿用“技术公益”的说法。

　　第二，技术公益语境下的“技术”隐含了高新和自然科学技术两层含义，既不指向传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低科技”(英文中有“高技术high tech和“低技术low tech”概念而没有“高新科技”概念)，也不是与社会科学相关的技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科学也产生了大量专业技术，如三一基金会对“科学公益”在技术层面的定义主要是指社会科学技术)，而主要是指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的高新技术。

　　本研究中对技术外延的分类采用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联合发布、修订完善后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附件《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所规定的内容，包括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高技术服务、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而不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或互联网技术。

　　从实践上看，生物技术(包括基因技术和脑科学技术)、医药技术、环境技术、能源技术乃至空间技术，都可以在技术公益中发挥关键作用。

　　为什么重视“赋能”概念？

　　“赋能”就是“赋予能力”的意思，意即提升某个对象的能力，提升效果和效率，与公益行业早期常见的“能力建设”概念非常接近。

　　按照腾讯的理解，可提升的能力包括项目能力、运营能力、传播能力和动员志愿者的能力；在图鸥的实践中，借助ICT技术加强公益机构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传播的效果，和组织技术人员参与技术公益(黑客马拉松)、通过“协同设计”共同探索解决方案，是机构的两大旗舰项目。

　　公益机构的最主要使命是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以创新的方式解决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基于本研究院的影响力慈善方法论中对慈善成果的强调，我们认为技术“赋能”公益从而提升“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效果和效率，是技术之于公益最本质的意义。

　　在今天的技术公益实践者中，不仅这个意义上的技术赋能已经达成普遍共识，而且越来越多的实践者也已加入这个行列，本研究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案例对象的赋能成果和赋能行为进行考察。

　　为何强调解决方案的“公益性”？

　　在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今天，企业和公益组织都可能成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者(且前者的力度和规模要大得多)，如果仅从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的角度去定义，那么企业的诸多商业行为也不免被包含其中，如公众的便利出行，即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企业运用新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

　　但公益不仅包含“公共性/社会性”含义，也包括“志愿性”含义，即非交易性、非强制性和非义务性维度。在技术公益实践早期，参与者主要是技术人员，其行为具有非常明显的志愿性特征。在机构和公司越来越多地成为技术公益实践行为主体的今天，考察这些机构和公司的行为是否具有志愿性，对坚持技术公益的公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中的案例主体大多数是企业，因而在做“技术公益”的定义时，除了考察其行为的公共性，同样考察其行为的“志愿性”。对企业而言，对“志愿性”最重要的考察维度就是其行为目标的非营利性。

　　必须承认，由于研究中大多数企业主体的“技术公益”实践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投入-产出和成本-效益核算，因此要真正衡量和认定“非营利性”是非常困难的。对此，研究团队采用“反事实”的方法，对企业技术公益实践的非营利性质进行界定：如果以营利为目标，这些技术公益行为将不会发生。

撰文｜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