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发布《技术公益影响力研究》报告，将技术公益定义为“技术赋能社会问题的公益解决方案”，并从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创新性、多样性的技术维度；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维度；多元性、慈善家相关性的机构维度。同时，选择十个案例开展技术公益研究，由李劲担任课题组组长，李劲、鲍安琪、姚楠、林伊人等执笔，邹琦担任文字编辑。

　　课题报告将分为I概述系列与II案例系列，以推文形式共分17期进行发布。课题组长李劲撰文从“技术公益”的缘起、发展特征和影响力等方面，阐明研究观点。本文为概念论述系列的第6期。

　　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行业扫描和对10个企业/机构案例的深入研究，总结提炼出中国技术公益领域实践的主要特征、成果和发现。

　　技术公益的实践主体是高新技术企业

　　本研究选择将高新技术用于公益目的，提供或改进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案例机构，绝大部分是商业公司而不是公益机构。这种情形并非偶然，而是“技术赋能社会问题的公益解决方案”这个定义导致的必然。

　　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从各类已有案例汇编资料中选择案例主体进行深度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互联网大厂还是独角兽企业，在将高新技术用于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远比公益组织积极，这与企业天生拥有和掌握更多高新技术相关，也与企业特别是高新科技企业的创新特质息息相关。

　　在全部10个案例机构中，我们仅选择了公众环境信息中心(IPE)和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两家公益组织，因为他们真正实现了使用信息技术提升企业环保信息的披露力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环保信息公开不足、违规行为监督不力的社会问题。

　　公益组织出于自身资源和能力上的局限性，较少在公益实践中将技术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大多还停留在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机构管理效率和传播效果的阶段，尚未将技术运用于社会议题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技术公益领域，公益组织与企业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在技术公益实践领域，商业与公益慈善的边界已被打破

　　在技术公益实践领域，商业与公益的分界可能最为模糊。虽然在本研究中，我们在操作层面将公益行为定义为非营利行为，但在实际研究中却很难将企业的商业行为与公益行为截然分开。

　　从全世界的社会实践来看，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中，企业行为中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公益(公共目的)色彩，作为商业和公益相结合的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企业、共益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等实践也越来越常见。商业向左、公益向右的双向奔赴，汇聚成社会创新的发源地。

　　这一情况在技术公益实践领域显得尤为突出，无论主观动机如何，技术公益实践正在跨越商业和公益的边界，跨越营利和非营利的边界，一方面社会问题获得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商业行为和公益行为呈现出共创、叠加和相互作用的融合。

　　这一点在强脑、小米和滴滴等公司的案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企业针对残障人群的需求主动研发技术、开发产品，现阶段都是成本收入无法计算，但庞大的残障人群数量有没有可能拓展企业的市场空间和用户数量，今天的公益属性能否成为明天的商业目的，这种边界模糊或者融合的趋势能否在公益事业和社会创新中成为主流，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案例机构的技术公益实践涵盖了广泛的社会议题

　　既包含针对较为传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滴滴、小米、强脑和抖音基于“信息无障碍”理念投注在助残领域的技术运用，也包括腾讯、华大、蚂蚁在更为广阔的民生领域里的实践，以及IPE运用信息技术解决环保问题的做法；包括腾讯、阿里、抖音利用数字技术对公益机构和行业进行赋能及加持，也包括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和商汤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的艰难探索。

　　技术公益如何在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国家战略层面的议题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仍然拥有广阔空间。

　　普惠是最为突出的技术公益理念

　　对于以高新技术公司为主体的案例机构而言，普惠是他们最看重的技术公益理念。数字技术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在用户个体收益不减少的情况下服务尽可能多的客户，从而实现总体收益增加而边际成本递减。

　　这种平等地惠及每一个人的技术理念，与公益事业所强调的公平、平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差别只在于公益事业所关注的“每一个人平等受益”存在于服务的前端，所需要的成本随着服务的增加而(线性)增加；数字技术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前端服务规模不断扩张，后端服务成本却几乎维持不变的技术优势。这种理念上的共通之处和技术成本上的优势，反映出技术赋能公益的本质。

　　企业/机构的技术公益实践各有特征

　　技术公益实践在“募投管退”四个环节中，不同企业/机构呈现出不同特征。

　　募：影响力慈善实践模型中“募”的环节关注案例机构募集资源的方式和特征。

　　技术公益领域，财务资源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技术资源在实现影响力的资源库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所研究的案例中，大部分企业拥有自主技术资源，如腾讯、阿里、滴滴、小米和华大。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作为慈善家创办的非营利性组织，自身优势是资金，因此对科学技术资源的募集就成为取得成果的重要前提——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对上海华山医院和上海周良辅医学发展基金会的“资助”，从表面上看是资金投入，实际上是对这两家国内顶级医疗机构和学术带头人所掌握的技术资源的募集。

　　作为公益组织的IPE，本身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除了向国际NGO组织(如NRDC)募集资金，还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向NRDC募集指数构建技术，向企业募集云储存和信息处理技术，围绕环境议题扮演解决方案“总协调人”的角色，用信息技术推动环保信息的公开。

　　华大基因通过购买和参与研发，获得了基因筛查核心技术，公司同时非常积极主动地向政府募集政策资源，在深圳和河北分别打开了产前基因筛查全覆盖的大门，在当地带来巨大的民生改变。

　　技术公益领域案例机构在募集环节的主动作为充分说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复合型的资源库，包括资金、技术和政策等，这种综合筹集和运用资源的能力，是技术公益的核心能力，也是技术公益实践有别于传统公益的地方。

　　投：案例机构在技术公益实践中投入的领域基本都与自主核心技术的应用相关，在议题领域的选择则各有不同。

　　有的选择较为传统的无障碍议题，典型的如小米、滴滴、强脑。在更为广泛的民生议题上，华大基因重点选择出生缺陷防控议题，腾讯、蚂蚁和抖音则选择了更为综合的投入策略，在不同的社会议题领域综合发力。其中抖音选择在文化传承领域的古籍修复和古籍数字化这样的小众议题上发力，以凸显数字技术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给人印象尤为深刻。

　　管：在技术公益实践的管理方式上，众多案例机构当中除了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之外，基本选择了直接执行、直接管理的模式。

　　在管理机制方面，腾讯公司无疑是最为领先的，其科技向善使命愿景之下的组织架构调整和价值观阐释，能够较为完整地辨析出推动技术公益的战略；IPE作为一家以技术公益为主要业务形态的公益组织，也形成了较为清晰和成熟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战略。

　　其他案例机构很难说存在完整的技术公益战略或支持机制。虽然小米、抖音和阿里都成立了技术公益委员会，但委员会的定位和功能并不清晰，也没有对公司的技术公益理念和战略进行较为清晰的界定和阐述。

　　在执行落实方面，企业普遍使用员工志愿者机制加以动员，虽然这与技术公益(tech for good)的初心非常一致，但大部分案例机构并没有将技术公益实践作为一项正式业务，去制定专门预算和人员编制。

　　总体看来，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的案例机构在技术公益的实践和管理上，尚处于自发或以志愿为主要管理特征的初级阶段，远未达到与其主营业务同一水平的战略管理阶段。

　　退：在我们研究的案例机构中只有两家考虑了“功成身退”这一战略问题，即在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达到既定目标后，退出特定的技术公益实践活动。

　　我们分析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机构的技术公益实践与其主营业务深度绑定，谈不上退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机构的技术公益实践刚刚开始，还没来得及考虑退出问题。

　　在研究案例中已有清晰退出策略的两家是强脑和IPE。作为公司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强脑技术公益的退出策略非常清晰，即通过市场化道路——无论是社会保障机制还是商业保险机制——将脑机接口智能假肢大规模运用于肢残群体，公益捐赠只是作为社会创新试点，问题的大规模解决还是要通过市场行为去实现，企业的责任就是用最好的技术、最低的成本为市场提供最好的产品。

　　IPE的退出策略与其快速精准地定位社会问题，并通过产品的快速迭代解决社会问题的总体策略高度一致——到目前为止，IPE已经有至少三种公益产品(自行研发的环境指数)退出运用和发布——这样清晰的退出策略和退出能力值得其他案例机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