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传统家国一体的情怀是渗透在血液中的。”

《中国慈善家》：你说过，2008年是中国志愿者元年，2020年是中国专业志愿者元年。这对于中国的公益慈善意味着什么？
杨团：在抗疫中，很明显，很多人需要的不是普通志愿者，而是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工师。专业志愿者往往在大灾中能够展示他们无穷的威力。
在常态化情况下，以乡村振兴为例，太多的事儿其实是专业的事儿。例如，怎么去帮助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怎么让农民愿意用生态肥料？怎么去做农产品加工、标准化和品牌化？怎么去帮助农民建立合作组织，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
但现状是，专业的人既多又少——这样的人才很多都在学校，而在农村真正需要他们的岗位上却没有人。在农业技术方面，目前在农村有所谓的7站8所，可是，它们根本招不进人来。之前我去过的一个农技站的站长告诉我，15年来没有进过一个新人。这样的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全中国到处都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专业志愿者不仅在疫情中很重要，也关系到中国今后几乎各项事业的发展。
《中国慈善家》：在后疫情时代，中小社会组织要怎么实现应变和超越？
杨团：疫情中iWill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两三个人就能够通过平台加中台的管理方式，将一二三线三师联动的方式有序地组织起来。那么我们的社会组织有没有可能为了乡村振兴，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也找准目标来做？iWill这样的一种组织结构，跟我们原有的社会组织的结构是非常不相同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联盟和平台。这里边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做超越性思考。
《中国慈善家》：你之前提到，正在对iWill的模式进行顶层设计。现在进展如何？
杨团：思路是有的，方案也有，但具体的操作计划并没有完全出来。主要原因是缺资金。
《中国慈善家》：你曾经说，公益行业这个提法有问题。如何理解？
杨团：我们现在把公益行业限定为三类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和领导者、志愿者、企业的一些公益部门和公益慈善研究者。画的圈就这么大，那么其他人呢？举例来说，一说到乡村振兴扶贫，大家会想到公益组织做的一些留守儿童、妇女的项目；但是一提到乡村振兴合作社，就会被人认为搞经济想挣钱，不是公益。所以我经常说，公益要打破公益，公益行业要打破行业。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责任？
杨团：很多人说，知识分子要有知识分子的骨气，要有知识分子的一种对事物深究的气质和能力，要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知识分子既要有中国传统当中的士大夫精神，又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保卫者、捍卫者这样的品格。所以舆论界、理论界给予了知识分子很高的期望值。
在我看来，能够格的人实在不多。我倒是觉得，真正可以普及的，是对本土经验知识的认可。那些人无所谓有没有上过学，但是他的知识是被实践、土地认可的知识。这是一个地方经验的知识，我们通过对它的深挖，让这样的知识能够传播出去，是对中国的激励，也是对世界的激励。这样的观念，是值得去普及的。
《中国慈善家》：疫情给你带来什么思考？
杨团：疫情导致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时期，社会治理矛盾多，发展目标已经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疫情之后，中国形成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走向融合的新体制，即平战结合，生产和生活要和抗疫结合。乡村振兴全面启动，成为国内国外两个大循环的基础。
互联网正在加速全球数字化进程，在淘汰传统行业的同时，加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些变动都为社会组织带来了新的需求和挑战，社会组织应该思考如何应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
疫情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研究价值的机会。中外抗疫成果的反差带来了价值观的巨大颠覆。中国的抗疫经验体现了典型的家国一体同构、公私一体同构的理念。有人认为，行政指令侵犯个人权力，但实际上中国人传统家国一体的情怀是渗透在血液中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重新思考并加以深入研究。

文/本刊记者 樊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