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罕见病的患者群体小、科研成本高，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当市场无法驱动研发时，谁来填补这个缺口？

第三届Hope for Rare Science Conference（HRSC，中国罕见病科研大会）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有基金会“接棒”基因疗法研发，有患者自己发起临床研究，有患者组织推动基础研究走向临床转化……

本期专栏从这场大会出发，探索科学慈善如何在市场失灵之处构建另一种可能。

 

6月25日-27日，由瑞鸥公益基金会主办、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与蔻德罕见病中心（CORD）联合主办的第三届Hope for Rare Science Conference（HRSC，中国罕见病科研大会）在上海举行。来自15个国家的150位顶尖学者、超过1000位参会者，围绕罕见病基础研究、临床转化、药物研发与国际合作展开讨论。

大会聚焦从科学发现到患者可及这一主线，基金会、患者组织、患者及患者家庭用实践展示了不同于传统药企驱动的科研路径：当商业逻辑无法驱动研发时，科学慈善力量能否成为另一种引擎。

 

罕见病科研破局

多元协同是关键

 

全球已知罕见病超过7000种，但其中绝大多数没有获批药物——患者群体小，研发成本高，商业回报不确定，对传统制药企业来说，这是一笔很难算得过来的账。市场在这里失灵了。

 

瑞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秘书长、蔻德罕见病中心创始人、主任黄如方介绍，我国在罕见病创新药物的研发、落地、上市成果方面相对薄弱，如今我们所有人正携手改变这一现状。他表示：“我们要以非营利性的、公益基金会的力量去推动科学的研究。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来推动罕见病的行业的发展。”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表示，罕见病攻关需要全社会科研力量协同，十余年来政协委员持续为罕见病保障发声，借鉴美国FDA将基因平台用于罕见病基因药审批的经验，国内也将积极建言，推动罕见病科研与新药加速走向临床。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关注到患者家庭医保负担问题，他认为药品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应该降低每一种药物和疗法的价格。对于那些罕见病的患者来说，这些药物和疗法的价格应该降到0。

 

在主论坛“合力推进超罕见病的个性化治疗”圆桌论坛中，与会专家分别从患者组织、基础科研、产业转化及资本驱动等不同维度出发，共同剖析了在“先有患者，后有研发”的特殊背景下，如何构建多方协作的创新生态体系。行业及产业界代表呼吁引入灵活的监管策略与多元化的资金支持模式，通过完善生态构建来弥补传统药物研发路径的不足。

论坛最后达成共识：面对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医学前沿，患者家庭的主动发声、科研人员的持续创新以及社会各界的资源注入缺一不可，多方合力将是推动该领域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

市场失灵时

非营利组织“接棒”科研

在“推动药物研发：患者组织与基金会”分论坛上，来自非营利组织和患者组织的嘉宾分享了以科学慈善推动罕见病科研的实践经验。

 

西班牙Columbus基金会创始人兼秘书长、Columbus 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兼合伙人Javier Garcia Cogorro概述了基金会自2017年由风险投资机构发起、以非营利与风险慈善相结合的模式推动超罕见病治疗转化的整体路径。

Columbus基金会以健康、文化与创新为三大支柱，依托其在基因治疗、质粒开发及先进疗法领域的经验，推动癌症及超罕见病治疗项目转化，目标是确保真正的治疗机会出现时，不让任何患儿被落下。

他指出，超罕见病是全球医疗体系中的结构性失灵：科学已存在，但通往患者的路径受阻。基金会通常支持接近临床阶段的项目，重点关注目标画像、临床试验设计、结构化数据、自然史研究、长期随访及CMC生产制造等关键环节。

他认为，仅靠传统慈善难以支撑每个项目约1500万至2000万美元的最低开发成本，因此需要从传统捐赠转向“风险慈善”和催化型资本，通过可持续金融循环、资本回收和全球协作，加速治疗可及。美国、欧洲与中国在监管、医院网络、基因组学、制造和临床能力上可形成互补，共同推动更多超罕见病患儿获得治疗希望。

 

意大利Telethon基金会同样致力于罕见病科研与转化。当无人继续承接Strimvelis（一款用于ADA-SCID的基因疗法）的研发时，是基金会拍板决定重新收回其专利，并于2023年成为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这个例子显示，非营利组织也可承担传统上由制药企业负责的长期科学、IP和产品管理职责。

PrimeRA制药合伙公司管理合伙人、Telethon基金会监管事务主管、Eyes on the Future 理事会理事Sean Russell表示：“传统大型药企和风险投资模式通常强调分散风险、后期进入及财务回报，而非营利开发者的回报则是患者可及性，但这一目标同样需要可持续资金和专业体系支撑。基因治疗无法由单一机构独立完成，必须依靠患者组织、药企以及政府等多方协作。只有资助方、开发者与服务提供商在使命上保持一致，才能确保疗法持续生产、审批和递送至患者手中。”

 

法国AFM-Telethon基金会以患者和家庭为核心，推动罕见病研究与药物开发的模式。基金会由患者和家属创立于1958年，至今仍由患者家属组成的董事会做关键决策。基金会在每年12月第一个周末通过一场全国性的活动募资，活动约可筹集1亿欧元，用于全年科研、照护和公众沟通。

在科研端，基金会建了三个专家中心，支持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及神经肌肉疾病等方向研究。目前，该基金会每年支持全球300多个项目、20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40多个不同阶段产品开发，已有7款产品上市。基金会还通过战略项目、初创企业、CDMO/CRO能力和产业合作，推动研究跨越从实验室到临床的“死亡谷”。

AFM-Telethon基金会运营与科学创新总监Jean-Francois Briand表示，95%的罕见病患者仍无治疗选择，患者驱动创新不是可选项，而是罕见病领域必须采用的模式。

成立基金会、筹资科研项目

患者驱动下的科学慈善路径

在“推动药物研发：患者与患者家庭”分论坛上，嘉宾们分享了身为罕见病患者、患者家庭如何通过科学慈善推动罕见病药物研发。

 

罕见病患者、映像生物创始人兼董事长杨瑞结合自身经历，阐述患者在孤儿药研发中的主动作用。他指出，尽管全球多国已通过孤儿药政策推动罕见病药物研发，但目前仍有超过90%的罕见病缺乏有效治疗，患者和家庭不能被动等待，应在发起、培育、创新和转化等环节积极参与。

杨瑞先生以自身所患的结晶样视网膜变性（BCD）为例介绍，BCD是一种由CYP4V2基因缺陷导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视网膜退化疾病，最终可致失明。作为患者，他在逐渐失明过程中创立映像生物，推动BCD基因治疗研发，实现从零到一突破，包括全球首个BCD基因治疗概念验证结果、首个相关专利申请，以及率先获得美国FDA孤儿药资格认定。

 

斯洛文尼亚CTNNB1基金会联合创始人Spela Mirosevic以其儿子的诊断经历为起点，介绍了一个由患者家庭推动基因治疗研发的实践路径。她表示，CTNNB1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神经发育障碍，患者常伴有智力障碍、发育迟缓、语言障碍、行为问题、面部畸形、小头症和进行性痉挛，给患儿家庭带来长期照护压力。

她和丈夫于2021年创立了基金会，最初投入40万欧元家庭资金。在社区、患者家庭和Columbus基金会的支持下，他们筹集超过500万欧元，用于推动研发和临床转化。基金会目前以“虚拟转化实验室”方式运行，统筹构建体开发、药效学研究、生产、毒理学、监管文件、CRO合作及临床试验发起等工作。

Mirosevic介绍，团队推进的AAV9基因替代疗法已获批临床试验，并有两名患者接受给药。其儿子在治疗后六个月的Bayley-4评估中出现运动能力改善，并能进行更多的关键运动（如翻身、坐立、爬行等）。她强调，虽然首例患者结果仍需谨慎解读，但患者驱动的国际协作已证明，罕见病治疗计划可以从家庭愿望走向临床实践。

 

加拿大CureSPG50基金会创始人、Elpida Therapeutics创始人兼CEO Terry Pirovolakis也有相似的经历。他的儿子Michael患有SPG50——一种会导致渐进性瘫痪和严重功能退化的超罕见病，全球仅有约80例已知病例。

Pirovolakis先生表示，确诊后他决定不再等待，开始成立慈善机构、寻找小鼠模型、联系全球基因治疗专家，并与科研学者和专家合作推进基因治疗研发。为筹措研发资金，他和家人依靠社区支持，举办晚会、高尔夫赛、义卖、骑行等活动，并在疫情期间继续为Michael筹资和维持治疗。目前，项目已治疗多名儿童，4名两岁以下接受治疗的儿童均实现行走。项目正在达拉斯开展三期研究，并在西班牙、伦敦、意大利、丹麦等地推进临床路径。同时，其公司Elpida Therapeutics也在将相关患者驱动型基因治疗开发经验拓展至其他罕见神经系统疾病。

他表示：“资金、终点选择、毒理研究、生产和审批都是罕见病疗法开发的重大挑战，但家庭和研究者必须带着紧迫感行动，因为患儿无法等待。”

除了自行成立基金会、筹集数百万经费，需要有一种机制让患者及其家庭无论资源多少，都能参与进来。瑞鸥公益基金会“金石计划”是国内首个由患者社群深度驱动的科研资助项目——患者家庭出资，基金会专业管理，联合科学家共同推动个体化治疗的探索。

在这个模式下，一个普通患者家庭不需要自己成立基金会、对接科学家、管理资金。基金会提供专业的管理平台和科研网络，不仅是资金管理者，更承担了从合规风控、资源整合到议题设计的全流程角色。患者家庭通过出资，就能成为科研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从非营利基金会到患者家庭，不同角色都能以科学慈善的方式找到参与路径。基金会在市场失灵时接过责任，患者家庭从“等待者”变成“发起者”，像瑞鸥这样的机构则把分散的资源连接起来。这些角色加在一起，拼凑出科学慈善在罕见病领域的一种可能的完整图景。

这些实践也揭示了科学慈善的价值：它不仅是资金的转移，更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替代选择。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它承担市场不愿承担的风险，支持市场无法定价的研究，连接市场难以触及的人，让药物研发不止服务于商业回报，更关切、回应生命的需求。这也提示了一种可能性：慈善可以是财富向善与社会进步之间的连接器。

本文图片及相关案例由瑞鸥公益基金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