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2025年开始，“科学慈善”逐渐成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一个高频词。从基础研究到前沿技术，从气候变化到脑科学，越来越多的大额捐赠开始流向科研创新、学科建设与前沿技术相关领域。与此同时，担忧也开始浮现：科学慈善是否会挤占扶贫、救助等传统慈善议题的资源份额？

本文认为，科学慈善并非在切分既有蛋糕，而是在创造新的慈善资源——通过激发新的捐赠动机、资产形式和参与模式等方式，为整个慈善事业带来增量。

这不仅是一个资源流向问题，更是关乎“科学慈善局部之于慈善部门整体”的格局判断：对于整个慈善部门而言，科学慈善究竟是在分配既有资源，还是在创造新的可能？

一个重要问题：

科学慈善是来“争资源”的吗？

从直观感受出发，这种担忧并不难理解。过去几年，无论国际、国内，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前沿技术方向的巨额捐赠时有出现，引人注目：慈善家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顶尖大学设立新的研究院，前沿领域获得巨额支持，以科学为主要范畴的基金会迅速崛起——这些变化与传统公益议题下慈善捐赠下降、资源的竞争激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资源有限的担忧下，慈善领域的部分行动者与观察者自然会担心新赛道挤占既有议题的空间。

围绕这一问题大致存在两种看法。一种是“零和逻辑”：慈善资源总量有限，流向科学的越多，留给其他领域的就越少。另一种则是“增量逻辑”：科学慈善所吸引的，往往是原本可能不会进入慈善领域的大额财富，它不是在重新分配，而是在扩大盘子。到底哪一种看法更合理呢？

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但数据给出了不同答案

需要承认，将慈善理解为“此消彼长”的分配体系，有其现实基础。从预算约束看，捐赠可以被视为财富拥有者“花钱”预算的一部分，一笔资金被用于支持科研，就不可能再用于扶贫；从注意力竞争看，热点议题确实会占据资源和注意力中心；从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思潮看，不同慈善议题被视为可比较、可选择的选项，认为应将资源投入到“最能产生效果”的慈善领域，这种观点容易强化资源挤占的感知。

如果沿着“资源有限—议题竞争—最优配置”的逻辑推进，科学慈善就会被视为对其他领域的“挤出”。但这些推论建立在“慈善资源总量是有限且稳定的”这一认知的前提下，而这一前提并不成立。

以美国为例，Giving USA 2024显示，2023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扣除通胀后实际下降2.1%；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AF）的最新报告则显示，2025年英国公众捐赠总额比上年减少约14亿英镑，捐赠参与率从十年前的61%降至50%。与此同时，社会问题却在加速升级，联合国用“连锁式全球危机”描述当下处境。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仍然沿用“分配既有资源”的思路，我们很可能陷入一种结构性困境：一方面资源增长乏力，甚至出现萎缩；另一方面需求持续扩张，且更具紧迫性。因此，最需要考虑的不再是如何在不同议题之间进行资源的最优分配，而在于如何激发那些原本不会进入慈善领域的资源。

据《福布斯》统计，全球超过3400位亿万富翁的总财富高达20万亿美元；美国慈善咨询公司布利吉斯潘(The Bridgespan Group)的研究指出，美国超级富豪家族用于慈善事业的资产占其总资产的比例仅为1.2%；但另一方面，其中许多超级富豪家族曾承诺在有生之年至少捐出一半的财富。仅仅在美国，就存在大量潜在的慈善资源和可能的捐赠意愿，但从“潜在意愿”到“实际捐出”，需要新的机制与赛道、意义与路径。

在中国，面向高等教育和科研的大额捐赠出现了逆势增长。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发起并编制的《2024中国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显示，2024年高校大额捐赠到账总额达121.74亿元，约为2023年52.50亿元的2.3倍。

其中，110位大额捐赠人为2015年以来首次入局。这些新增捐赠并未从传统慈善中转移，而是被科学慈善所激发，增量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新捐赠人（科技企业家、上市公司实控人）、新资产形式（股权、知识产权、算力服务）、新协作模式（校企共建研究院、慈善信托、境外基金会）。

科学慈善为什么

能激发大额捐赠？

科学慈善之所以能带来“增量效应”，关键在于它能回应大额捐赠人的心理和行动模式。与传统慈善常常诉诸同情、责任、回馈与道德义务的驱动不同，科学慈善能为企业家、投资人和科技财富人群等群体提供一种更接近“事业”的慈善入口，激发其在慈善领域巨额、长期、持续的投入。

首先，科学慈善能提供“登月时刻（moonshot moment）”，一种强烈的意义感。许多大额捐赠并非起源于常规慈善规划，而是捐赠人在某个阶段突然意识到，某个问题与自己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价值追求发生了深层连接。它像一种富有使命感的感召，使捐赠人将一个议题确立为自己后半生的长期事业。

陈天桥夫妇因早年惊恐症经历，开始思考疾病、意识、大脑与人生意义之间的关系，最终将脑科学研究确立为后半生的事业，就是典型例证。

他们此前也做过医疗、教育等捐赠，但后来意识到，能够投入的最宝贵的资产——是他们的时间、注意力和创造力。

其次，科学慈善能够激发大额捐赠人的创造冲动。企业家型捐赠人往往并不满足于做“好事”，他们更希望做“难事”、做“从无到有的事”。科学慈善正好提供了这样的空间。它不是已经被充分定义的议题，而是一个需要被共同建构的场域。捐赠人可以资助科学家，还可以发起研究计划、搭建平台、促成跨机构合作，甚至改变一个学科的发展条件。

米尔肯研究所关于科学与健康系统变革的讨论指出，科学突破需要破除学科壁垒导致的资源割裂、风险规避引发的创新停滞、资金不足造成的早期研究断层等种种障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科学慈善反而更可能吸引企业家型捐赠人：不仅需要资金注入，更需要判断力、创造力、组织能力和承担风险的勇气的企业家精神。

曹德旺捐资100亿创办福耀科技大学、虞仁荣捐资300亿元创办宁波东方理工大学——都是企业家以创业心态开创的新慈善事业。

再次，科学慈善能够让捐赠人从“同情者”变成“同行者”。传统慈善中，捐赠人常常站在问题之外：捐赠行为完成之后，资源便进入受赠机构或项目体系，捐赠人与议题之间未必形成持续而深刻的关系。而在科学慈善中，大额捐赠人可以通过长期学习和深度参与，成为一个领域的共建者。

科学慈善议题往往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真正进入某个细分领域，需要学习相关问题的基本脉络，理解学科发展的瓶颈，辨认哪些具体方面值得投入，哪些环节因政府、市场或高校机制的既有局限而需要长期支持。这个“学习”和“进入”过程本身，将改变捐赠人与议题的关系。

它让捐赠人把时间、经验、判断力与财富一并投入进来，使慈善从一次性给予，变成持续性的同行。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捐赠人捐出的不再只是财富；另一方面，其捐赠也不再只是回应责任的被动表达，财富将与捐赠人的时间、智力投入结合，表现为推动人类知识边界前移的建设性力量，在流转、使用的过程中完成升维。

从“分配逻辑”走向“创造逻辑”

当我们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科学慈善时，它不再是对既有格局的冲击，而是新的起点：一种将潜在资源转化为公共价值、将未知问题转化为可行动领域、将个人财富转化为时代使命的机制探索。与其说科学慈善是在“争资源”，不如说它正在尝试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如何创造出新的可能。

科学慈善与传统慈善，并不构成简单的竞争关系。传统慈善侧重于回应现实需求，提供稳定支持；科学慈善则侧重于探索未知和尝试解决根本性问题，创造新的可能性空间。前者关心当下疾苦，后者关心未来突破。一个健康的慈善生态，既需要救急、托底、关怀和服务，也需要探索、创新、冒险和创造。

科学慈善能够创造增量——新捐赠人、新资产形式、新协作模式——已经在中国高校大额捐赠的数据中得到验证。这些并非从传统慈善中切走的蛋糕，而是被激发出来的新资源。慈善不仅要“做对的事”，还要“创造值得去做的事”。它所改变的，并不是简单的资金流向，而是资源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从被动匹配，转向主动塑造；从分配既有资源，转向激发新的资源；从单笔捐赠，转向长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