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太阳只是偶尔探出厚厚的云层。

在哈维和小波家，墙面在许多暖色灯光的映照下，却也营造出了一种阳光充盈的感觉。

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木香，仿佛从那些被岁月磨得光滑的旧家具中散发出来。空气安静得能听见老式落地钟的秒针声，一下一下，像在计量时间的流逝。那一刻我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已经以一种极慢的节奏与世界相处——每一个动作都像在对时间说：请再慢一点。

哈维是一名路易体痴呆（DLB）患者，这是一种在临床和病理表现上重叠于帕金森病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神经变性疾病。拍摄的那一天，哈维的状态很好，但他只能用沙哑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想法，小波只有凑近时才能听得清楚。

哈维在上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与小波组建了家庭。结婚时寻找家具的经历，让这位曾任艺术馆长的他，对中式旧家具的美产生了极高的兴趣。从此之后的几十年，夫妻俩便与中式家具结下了不解之缘。

走进他们的家，满墙的画作、精致的家具、浓郁的色彩，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座有着丰富馆藏的私人博物馆。而那生活化的厨房、餐桌上的碗筷，又提醒着来客——这里是有人居住的家。

他们说，他们要打造一个“可以居住的博物馆”。

在客厅的一角，摆放着他们从中国各地搜集来的老物件——各式各样的台灯、绿色的石栏杆、陶瓷花瓶、青铜菠萝……每一件物品都有故事，小波说：“这些家具原本是要被遗弃的，我们只是让它们重新活了过来。” 对于哈维来说，每一件家具都要能被使用而不仅仅被当作装饰。艺术，并非高悬在墙上的图案，也不是放置在展柜中的器皿，而是融入到每天一呼一吸的动作之中。

在拍摄的过程中，小波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家中的每一件物品：大到柜子、床、桌椅，小到台灯，甚至洗手间的毛巾架，几乎都是夫妻俩亲手设计、制作或修复的。她说：“这些东西我都留着，放在这里，希望通过这些物件能够让哈维想起——这是我们一起走过的几十年的人生。”

小波称呼哈维为“My Harvey”，每一天，她都会温柔耐心地与他说着日常琐碎的事，也不厌其烦地诉说着爱。哈维笑起来时，她一次又一次地夸奖他；哈维胃口不错时，她便笑得合不拢嘴，反复与家人分享喜悦。每每与哈维聊到了过往的岁月，小波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于是赶忙背过身去。擦去眼泪后，她转过身来，轻声地对哈维说：“We don’t cry, we are tough.”

“他明白笑，不明白眼泪了。”她轻声对我说。

在哈维的眼神中我看到，他是明白的。那种温柔而坚定的神情，注视着她的眼睛，也注视着她的背影。那眼神里盛满了语言，不需要一词一句，已经诉说了万千。

小波告诉我，不久前，他们还谈起要设计自己的墓碑，说好一人出一个方案，觉得那真好。

我问：“哈维老师现在还能自己做设计吗？”

“不能了。”小波回答。

天色渐晚，暖黄的灯光映衬着晚霞，一扇扇窗就像一幅幅油画。外面的世界在变换色彩，而“维波楼”，正被柔光包裹着，仿佛时间在这里变得迟缓、温柔。

“维波楼”是他们的家，是他们曾设计过的，每一个家的名字。

拍摄小波与哈维这个家庭，对我的冲击是巨大的，我需要直面死亡与临终告别。

拍摄时，小波问我：“你拍摄的七十多个家庭里，有像我们这样的夫妇吗？”

他们确实是特别的。触动我的，不是那场漫长而悲伤的告别，而是他们对死亡的豁达，以及对彼此那份忠贞不渝的爱。

这是2021年7月，我第一次见到哈维的场景，彼时哈维的记忆才刚刚开始衰退。2022年，我举办主题为“100个家”的摄影展时，我又一次见到哈维——夫妇俩一同来到了展览现场。

再次收到哈维的消息是在2024年7月，那时我还在伦敦进修摄影课程。“哈维离世了。”看到消息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悲伤，久久不能平复。我不敢去想小波此时的心情。我和哈维认识不过三年都如此悲伤，而她又如何面对爱人的离世？

从伦敦回国后，我去小波家拜访她。这个年迈的老人看起来依然活力十足。她说，她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失去哈维的悲伤中，花了很久，才慢慢地走了出来。现在，她的日程表比许多年轻人都满。每天画画、学视频剪辑、学电脑。她同我讲，最近，她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出版一本关于哈维的回忆录。

每次与小波交谈，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奇特的平静。哈维离开后，她不再回避“死亡”这个词，而是以一种近乎艺术家的态度去谈论它。她常常说：“死亡不是结束，它只是把我们带去另一个房间，与时间对坐。”

小波的书桌上常年堆放着厚厚的手稿与老照片，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她正在剪辑的视频，背景音乐是哈维年轻时收藏的爵士乐。那一刻我明白——爱不会被时间吞噬，它只是换了一种形态继续存在。就像他们的家，无论岁月如何流转，依旧明亮、温暖，像一座永远有光的博物馆。

她说：“我要好好地活着，这是对哈维最好的怀念。”

作者：曾冯洋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