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一场由白宫主导、指向哈佛大学的财政“制裁”风波迅速在全美高等教育界引发震荡。根据《华尔街日报》4月20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在新一轮打击所谓“校园反犹主义”行动中，决定冻结哈佛大学总额高达22.6亿美元的联邦拨款，涉及医学、公共卫生、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等多个领域，并正考虑取消哈佛的免税资格与国际学生招收权，涉资规模或达数十亿美元。

　　这一事件随着哈佛大学正式起诉特朗普政府违宪，而进一步成为全球焦点。美国哈佛大学在提起联邦诉讼中认为，特朗普政府冻结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非法损害了学校的学术独立性，侵犯了学校的宪法权利。

　　据悉，哈佛大学在诉讼中提到的美国政府机构包括教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司法部、能源部和总务管理局。

　　哈佛拒绝“下跪”

　　事件源于本月初由特朗普政府新设的“打击反犹主义特别工作组”致函哈佛，列出一份密密麻麻的要求清单，包括联邦政府可介入监督哈佛的招生、教师聘任、课程内容及师生“意识形态”倾向，并要求学校在“反犹言论”识别与惩处中全面配合联邦标准。清单内容不仅涉及教学自由与学术自治，更触碰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红线。

　　出乎白宫意料的是，哈佛选择将这份要求清单全文公开，并在校务会议上表决拒绝多数条款。校长艾伦·加伯(Alan M. Garber)在声明中指出：“联邦要求中有诸多条款，实质等同于对大学治理权的接管，我们无法接受任何以意识形态审查为基础的干预。”

　　消息人士称，此前哥伦比亚大学在类似压力下已接受联邦监察，并获得了价值约4亿美元的拨款，由此使哈佛成为特朗普政府“下一个强压对象”。然而，与哥大选择“低调妥协”不同，哈佛选择“硬刚白宫”，这所世界最知名的大学决意选择正面硬刚特朗普政府。

　　此事件不是孤立的政策冲突，也决非只关乎哈佛大学，它折射出美国高等教育体制、联邦财政机制与政治权力之间深层的矛盾性共存问题。此次“冻结拨款”并非简单的资金卡脖，而是一次旨在改写大学自治边界、重塑高教价值理念的政治出击——这也正是为什么即便是部分保守派学者，在得知白宫意图后，也表达了对其“越界行为”的担忧与反对。

　　随着联邦财政成为教育治理的手段，美国大学正在被迫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在面临国家意志与制度独立的博弈中，它们究竟能退让多远？

　　哈佛与特朗普的公开对峙，只是这场关于“谁能界定真理”的战役的开端。

　　联邦拨款与校友捐赠的微弱平衡

　　哈佛大学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冲突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起高等教育与政治权力的正面冲突，更因为其背后牵扯到一整套美国大学独特的财政运行逻辑：联邦拨款与校友捐赠的微弱平衡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高等院校的财政构成被视为“市场化大学治理”的典范。以哈佛大学为例，其2024财年预算数据显示：学校总收入约57亿美元，其中联邦资金(科研补助、学生资助、医疗项目等)占比约21%，校友捐赠及基金会收益则高达43%，其他收入则包括专利许可、房地产收入和其他服务费用等。这一比例说明，哈佛虽然拥有庞大的捐赠基金池，但仍与联邦资金形成高度耦合的双轨模式。

　　这套结构有其历史根源。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持续向大学系统提供大量科研经费，以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尤其是在冷战、反恐、抗疫等关键节点，联邦资金一度成为诸如哈佛、MIT、斯坦福等“精英高校”科研体系的根基。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每年向哈佛提供超过10亿美元科研支持，涵盖生物技术、公共健康、AI算法伦理等核心领域。

　　而校友捐赠则更多体现为“精英再生产”的资源回馈机制。哈佛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校友网络，截至2024年底，校友基金总额已突破530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一。但问题在于，校友捐赠往往不可用于日常运营开支，通常指定为奖学金、命名项目或专项研究使用。更重要的是，校友捐赠存在显著的政治自主性——它依赖于大学自身的声誉、道义形象和治理独立性。一旦高校被认定为“政府附庸”，其在自由派捐赠者中的信任度便会迅速下滑。

　　这一财政双轨结构，决定了哈佛既难以完全摆脱联邦资金，又必须守住“学术自治”的价值底线。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指出：“联邦拨款是现实依赖，校友捐赠是道义资本，而哈佛正在为后者而战。”

　　特朗普政府显然看穿了哈佛的这一“结构性矛盾”，试图通过财政勒索撬动高校治理权。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或可奏效，正如哥伦比亚大学选择妥协换取资金所示。但长期而言，这种通过联邦拨款强制推行“意识形态审查”的做法，可能动摇美国大学制度的根基，激化美国社会对“政府能否干预大学治理”的制度争议。

　　打破学术中立共识

　　哈佛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财政风暴，并非一场孤立的财政纠纷，而是一次关于政治权力边界的高强度博弈。从冻结哈佛联邦拨款和威胁撤销其免税资格，到干预其国际招生政策，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动作背后的深层逻辑，既有意识形态上想要接管自由学府的动机，也反映出其在第二任期治理模式的变化趋势。

　　特朗普此次对哈佛“动刀”，并非出于单一事件的偶发反应，而是其长期以来对常春藤联盟高校的不信任和反感的延续。自2016年首次竞选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哈佛、耶鲁等精英高校为“政治正确的温床”和“反美情绪策源地”，甚至在2020年第一轮任期中，尝试以签证限制、科研审查等手段压缩高校自主空间。

　　而此次将反犹太主义议题上升为施压手段，则显示特朗普政府在文化战争策略上的再升级：他试图将哈佛塑造成保守派选民眼中的“左翼极端象征”，进而通过打压其财政体系强化政治支持动员。这表明，特朗普将哈佛作为“文化反攻”的战略入口，而非简单的政策对话对象。换言之，这不是政策协调，而是政治清洗。

　　特朗普对哈佛的系列打压，在美国宪政体系下存在明显争议。核心问题是：总统是否有权因高校“意识形态不符合”而冻结联邦拨款？是否有权对高校的招生、教学内容和学术伦理进行实质性干预？

　　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法》20 U.S.C. §1232a条款和《拨款控制法案》(Appropriations Control Act)，联邦资金的使用原则必须遵循“项目导向、不得政治干预”的基本规范。多数拨款需经国会授权，行政部门不得因高校表达特定立场而单方面中止。这一点在2020年加州大学系统诉特朗普政府限制国际生政策案中已有先例：法院裁定政府不得以“政策原因”中断高校正常权利。

　　此外，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不可由政府剥夺”。哈佛大学作为私立高校，其自治权虽未受州宪法保护，但其科研、教学及招生领域的运作权已被联邦司法体系广泛认可。一旦特朗普政府实施直接“思想审查”或“意识形态筛选”，将构成明显违宪行为。

　　从法律角度来看，特朗普此举若继续推进，很可能会遭遇包括A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全美大学教授协会(AAUP)在内的集体起诉。目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称，马萨诸塞州检察长办公室已着手评估哈佛“联邦拨款冻结事件”是否侵犯州教育自治权利，后续将视情况提起司法挑战。

　　无论最终是否违法或违宪，特朗普对哈佛的行动都标志着一个潜在趋势：美国总统权力正在朝“教育领域”快速延伸。这种干预方式，一旦被确立为先例，不仅可能蔓延至斯坦福、哥大、MIT等其他高校，也可能波及整个研究资助与思想表达体系，打破高校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中立共识”。

　　一场社会教育

　　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与舆论压力，哈佛大学并未选择“妥协换资金”，而是迅速启动一套法律、学术、舆论多重并进的应对机制，试图将这场政治打压转化为一次对学术自由与制度边界的社会教育。

　　根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哈佛校方内部会议纪要的报道，哈佛校长艾伦·加伯(Alan M. Garber)在面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意识形态清单”时，明确指出：“任何以资金为筹码、要求政府介入高校课程、思想或教职人员招聘的行为，均不符合法治精神，也违背美国宪政传统。”

　　哈佛选择公开联邦政府所列出的“监控清单”，本质上是一次策略性的信息公开，以反击特朗普政府试图“秘密施压”的舆论手段。校方律师团队第一时间就资金冻结的合法性启动合宪性评估，并与至少三家民权组织建立临时法务协作机制，准备在必要时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在校务公开、治理透明、校长发声、公共辩论等层面，哈佛正在构建一种“以制度对抗人治”的话语框架——这种策略并不激进，但明确表明其“拒绝接受政治审查”的立场底线。

　　哈佛没有孤军作战。在这场“大学对总统”的博弈中，其他常春藤盟校迅速表态支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斯坦福、芝加哥大学在一周内分别发表公开信，反对政府将联邦资金作为政治武器，呼吁维护大学自治和学术独立。

　　这种“联合体抗压”机制，是美式大学制度多中心自治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不仅表明美国高校尚具制度防御能力，也在政治高压环境下重新激活了“大学作为公共机构”应有的发声机制。

　　更为关键的是，哈佛正在借助其庞大的校友与基金体系构建财政缓冲与舆论支持的“双线战术”。

　　面对当前危局，哈佛大学也自然会调动他们拥有的全球最庞大的校友捐赠网络来支持母校。在特朗普宣布冻结拨款之后，哈佛发展与校友关系办公室(Harvard Office of Development and Alumni Relations)立即对接主要校友团体，启动“学术自由捍卫基金”专项捐赠通道。有报道称，在启动捐赠通道48小时内，已经有约120位校友承诺捐赠超1亿美元。

　　虽然特朗普的强硬姿态具有鲜明的党派色彩，但哈佛始终避免将回应定位为“左派对右派”的对抗，而是持续强调“程序正义”“联邦权力边界”与“教育自主性”。加伯校长在《大西洋月刊》的访谈中指出：“我们不反对与政府对话，但不能接受把意识形态当成拨款前提。我们拒绝‘向国家权力交出大学钥匙’。”

　　金融不稳定的蝴蝶翅膀

　　在特朗普政府冻结哈佛大学22亿美元拨款之后，许多人不禁要问：为何这所掌握超53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校务基金的大学，会因损失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助而“坐立难安”？而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这种政治干预是否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金融市场动荡？哈佛、耶鲁等常春藤盟校会不会成为触发新一轮金融不稳定的“蝴蝶翅膀”？

　　在一般印象中，哈佛大学的资金实力足以应对任何形式的财政挑战。2024年，其校务基金(Endowment)达到约530亿美元，远超大多数国家的GDP。耶鲁大学的校务基金也高达440亿美元。然而，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结构性“流动性陷阱”。

　　首先，这些基金中的绝大多数是“限制性捐赠”(restricted funds)。根据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前校长Catharine Bond Hill的分析，约70%的收益被捐赠者指定必须用于特定项目，如奖学金、某类研究、特定院系，不能挪作他用。只有约25%的收益是校方可调动的“自由资金”，这部分资金在当前研究成本高企、基础设施维护费用不断上涨的背景下，捉襟见肘。

　　其次，这些巨额基金高度依赖非流动性投资。以哈佛为例，其基金中约39% 配置于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y)与创投类资产，另有相当部分用于房地产、对冲基金等。金融市场不稳定时，这类资产不仅难以变现，甚至可能面临折价清算的风险。例如，耶鲁大学2025年启动的60亿美元私募基金资产抛售计划，就被市场普遍解读为“被迫打破长期投资纪律”的紧急求生举措。

　　哈佛近期也在金融市场上频繁发债以维持流动性。2025年初，其先后发行了7.5亿美元应税债券与2.44亿美元免税债券以补充运营资金，显示现金流已受到显著压力。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债券销售不及预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投资者对教育机构财政健康的担忧。

　　耶鲁大学的“资产抛售潮”并非孤立事件。据彭博社报道，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在准备或加速债券融资计划，全美范围内的大学正集体面临“资产-现金”结构失衡的挑战。而一旦哈佛、耶鲁等机构被迫大量清算其在私募基金、股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可能导致数百亿美元资产集中抛售。

　　这种“流动性冲击”正在引发市场高度警觉。著名债券投资人、“新债王”杰弗里·冈拉克(Jeffrey Gundlach)指出，捐赠基金长期依赖“永久资本”模型，将大量资本锁定于低流动性高回报领域，而当前形势可能迫使这些资产“被动出逃”。他直言，“这就像一场无声的踩踏，一旦开始，没人能停得下来。”

　　金融分析机构EndGame Macro警告，哈佛和耶鲁的抛售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一是私募基金估值被迫重估，进而压缩机构融资空间；二是对冲基金可能“抢先卖出”以回避折价；三是教育机构不得不压缩预算，间接冲击高科技、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依赖高校研究的产业链。

　　更关键的是，“永久资本”本应是稳定市场的重要力量，如今却因政治干预而变得脆弱。美国私募市场总规模约10万亿美元，其中约5000亿美元由大学基金持有。一旦教育系统整体陷入“被迫变现”困境，将不只是高等教育的问题，而是金融系统韧性遭遇实质性削弱的信号。

　　欧洲私募股权协会也在4月发布预警称，若北美教育捐赠基金持续抛售私募资产，将引发全球新兴市场估值下调，可能冲击亚洲、拉美和东欧的主权财富基金重仓资产。

　　而美国国内，财政保守派已公开表态支持“削减高校税收豁免”，并将其列入2025年税制改革议程。这不仅动摇了高校债券免税基础，也将促使更多机构提前“脱身”，形成金融市场的新一轮流动性争夺战。

　　哈佛大学拒绝特朗普政府政治干预、由此引发的资金冻结与资产抛售风波，不只是一次高校与政府间的权力博弈，更暴露出美国当前政治极化对学术自由与金融秩序的双重冲击。作为全球最具象征意义的大学，哈佛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其财务稳定性被削弱，捐赠基金投资模型面临重估，进而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对私募资产价值的系统性怀疑。

　　(作者系国际问题研究学者)

　　作者：朱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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