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至少重新发现了“邻居”。

 

 

文/张明扬

 

封控期间的上海每天都产生着很多“段子”，但很少有段子像这一条这么慰藉人心。

 

4月11日晚，上海浦东某小区一位业主孙先生，拿出了12瓶可乐，放在楼栋大堂共享给邻居。

 

第一个下楼的是邻居肖先生，他拿走了可乐，留下了一罐辣酱。随后，邻居毛先生又用一瓶牛奶，换走了一罐可乐，并留言：奶换可乐，大家注意营养均衡。

 

很快，一场无偿的可乐分享，变成了邻居间的接龙跳蚤市场……12瓶可乐换出了一家“小超市”。

 

这段奇妙的“可乐换万物”体验被传到社交网络上后，收获了几十万网友的点赞。

 

段子手们戏称：可乐是食物链顶端的硬通货，可以换万物。

 

但在居家抗疫的上海人看来，他们不仅看到了可乐，也重新发现了一种长久被自己忽视的社交可能性。

 

生活于上海这样的现代城市，人们往往独处一隅，各自安好。

 

在上海呆了十多年，这一直是我根深蒂固的上海印象。我几乎不真的认识任何一个邻居，更何况是所谓的“邻里关系”，这更像是一个前现代的话语体系。

 

在以往，上海人惯常将这种邻里间的陌生感整合进一种更宏大的城市文化叙事中：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和分寸感是现代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

 

但在最近的上海封控期间，我像很多人一样，第一次知道了邻居的名字，第一次有了“社区感”。

 

事实上，上述的可乐故事之所以得到如此大的关注度，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新奇”，恰恰是因为它很日常，是很多上海人这段时间的生活写照。

 

自3月底封控以来，由于预期中的解封时间不断“自动延长”，很多上海人家中都面临着生活物资匮乏的窘迫。

 

当线下超市和菜场被关闭，生鲜电商app下单被证明比抽奖概率还低，社区发菜又杯水车薪旱涝不均，社区团购几乎是上海市民这段时间唯一可控的“自救方式”。

 

正是在社区团购中，上海人开始主动或被动地与邻居发生密切的互动，这对很多人而言都是第一次。我们小区的一名团长，我之前连照面都没打过，给人的印象是“超级宅女”，但在近一个月的团购中，她成为了小区内闻名遐迩的领袖级人物。在她开的一个团购群中，人数早早达到了500人的上限，每天的发言频次有数千条，很多邻居说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和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下意识地打开这个群。

 

这些发言自然是以购物信息为主，但慢慢的，随着邻居间的熟络，这里也成了一个巨大的小区公共聊天空间，聊什么的都有，很多人在这里分享着自己封控期的喜怒哀乐，甚至有人说“这里是他们这段时间最大的温暖所系”。

 

在这段时间的上海，每个小区大概都有几个这样的群，全上海恐怕有超过数万个甚至十几万个。

 

 

我必须很震惊地承认，自己最近看得最多，发言最多的群不是被我视作共同体的媒体人群、老同事群、历史写作者群，而是这样的团购群和邻居群。这或许意味着，像很多人一样，我也第一次将自己视作了邻居（社区）共同体的一员。

 

团购只是一个开始，它不仅是一种自发的市场之需，也是一种连接人的方式。

 

像“可乐换万物”这样的故事，很多小区早就有了。我有一个朋友，最近成为了一名“定向”志愿者。他看到一些楼栋或小区中的独居老人因为不擅使用移动互联网而买不到东西，一开始只是去送一些东西，后来发现他们需要的量很大，就开始帮他们去采购食品，据说还成为了小区老人中的“团宠”。

 

我还看到一些外地年轻人，为了省钱就租住在以老年居民为主的所谓“老破小”，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和小区中的“上海本地老人”是两个绝不会相交的平行线，因为作息、语言、生活习惯的不同，用“互相看不惯”来形容也不为过。

 

但就在这段时间，这些外地年轻人因为帮助老人“抢菜”，两群人之间开始发生了奇妙的连接，从一开始的举手之劳，慢慢开始结成了互助共同体。这种跨越代际、地域、方言的大规模融合，在上海建城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这段时间，可能每个小区都有几个突然露头求助的宅男。很多宅男在家里囤了各种方便食品，快乐地与电脑度过了一周之后，才发现没吃的了，然后扭扭捏捏地第一次加入了他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加入的邻居群，一进群就是单刀直入的硬派求助：有没有不需要进厨房，直接可以吃的东西？

 

我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都很难想到，小区里各个年龄段的“阿姨们”竟然如此有爱心，对宅男们进行各种无微不至的帮扶。

 

前一段在网络上热传的一个旅居上海的日本宅男求助也是这样的。他委托邻居帮他发了一条“弹尽粮绝”的信息，然后迅速得到了邻居们的“投喂”：在他门口堆满了各种方便食品。

 

这可能是宅男这个物种诞生以来，与外界发生的最大规模链接，其历史意义堪比1853年“黑船来航”之后的日本开国。在这样一种奇妙的场域里，“宅文化”就被“邻里文化”果断收编了，没有任何传说中的“文明冲突”和“代际冲突”。

 

随着团购规模的扩大，这段时间我们小区的“可乐式易货”规模明显增大了。

 

或许是为了避免“挤兑”，在午夜时分，经常会有邻居在群里幽幽的说：“我在大堂里放了一些吃的，有需要的邻居可自取。”悄无声息的过了十几分钟后，就有邻居纷纷附上取货图片前来致谢，有些人也会相应的留下一些什么。

 

有天深夜一点半，我老婆突然把我喊醒，兴奋地告诉我又有邻居在楼下放了些什么，勒令我马上下去“取件”。我在睡眼惺忪中，还是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还有邻居就更贴心了，她们考虑到不同人群的“风险偏好”，会把东西放在某个电梯里，然后在群里广而告之，你只要打开电梯，就可以取到。

 

上海普陀区某社区的“抗疫物资交流专区”。图/张明扬

 

这两天，受“可乐事件”的启发，我们小区的“易货”也在升级中。有邻居专门在大堂放了两个超市款的购物篮，还很正式地在墙上贴上了“抗疫物资交流专区”，公告中还有“取用后，记得回家消杀哦”。

 

我想，在这个上海的春天，即使万物依然萧瑟肃杀，很多坚硬的东西都在烟消云散，但我们至少重新发现了“邻居”，也知道了，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可以有一个新的连接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是基于我们对上海和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新的认识：个体独立并不意味着社会原子化，边界感也不意味着人情疏离。

 

当这个世界的面貌日趋狰狞，我们更需要在各种共同体中寻找真实互助和心理慰藉，而邻居可能就是我们最新发现的一个共同体。

 

写到最后，正好看到一位朋友的一段话，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妨附上：“疫情封控以来，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很多邻居。大家每天一起团购，一起互助。谁家缺肉了，谁家缺菜了，谁家尿布不够了，谁家咖啡断粮了，只要群里招呼一声，总有好心邻居可以及时响应。每天叽叽喳喳间，依稀找回了些以前上海老弄堂的那种邻里氛围。”

 

（作者系历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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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