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患病率飙升了25%。女性和年轻人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年轻人面临自杀和自残行为的风险更高。

 

 

本刊记者/万小军

 

全世界每年有5%的成年人患有抑郁症。

 

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在今年2月发表的《柳叶刀-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对抑郁症采取联合行动的时候到了》（以下简称《抑郁症报告》）中，公布了这一数据。

 

此前，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 (IHME) 称，世界上大约有2.8亿人患有抑郁症。不同于通常的情绪波动和对日常生活中挑战产生的短暂情绪反应，当抑郁症反复发病，并达到中度或重度时，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健康疾患。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自杀。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各界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滞后，加上普遍存在对精神障碍患者（包括抑郁症患者）的污名化和歧视，抑郁症一直被人们忽视。

 

这份报告指出，在高收入国家，约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疗，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甚至高达80％～90%。

 

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精神卫生问题。2022年3月2日，世卫组织发布科学简报指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患病率飙升了25%。其中，女性比男性受到的影响更大；年轻人，尤其是20至24岁群体，比老年人受到的影响更大，同时年轻人面临自杀和自残行为的风险更高。

 

随着新冠疫情进入到第三年，社会隔离、丧亲之痛、不确定性、有限的医疗保健服务等挑战纷至沓来，给人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严重影响。

 

 

与抑郁症危机相对的，是各国对精神卫生服务投资的严重不足。世卫组织最新的《精神卫生地图集》显示，2020年，世界各国政府平均只将略高于2%的卫生预算用于精神卫生，许多低收入国家报告称，每10万人中只有不到1名精神卫生工作者。

 

在此背景下，《柳叶刀》杂志和世界精神病学会联合组成国际专家委员会，来自11个国家的25位专家试图梳理抑郁症领域的科学证据，为全球抑郁症的预防、治疗提供建议。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肖水源作为中国专家应邀参加了《抑郁症报告》的撰写工作。

 

《抑郁症报告》呼吁政府、医疗服务提供者、研究人员、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改善治疗和预防，填补知识空白，提高认识，以共同应对抑郁症——它是全世界范围内导致可避免的痛苦和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5%看上去比例不大，但放在全球、全中国的范围看，患病的人数很多，因此抑郁症是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来源。”肖水源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表示，抑郁症对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和社交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因为种种原因，全球90%的抑郁症患者仍未获得恰当的治疗和照护。

 

早在2016年，肖水源和印度学者Vikram Patel等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精神卫生服务现状的综述。几年过去了，“严重精神疾病治疗管理”作为中国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之一得到稳步推进，精神病性障碍患者的治疗率有进一步的提高，社会心理体系建设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在抑郁症的识别、诊断和治疗方面进展不大。

 

 

《中国慈善家》：全世界每年有5%的成年人患有抑郁症，这意味着什么？

 

肖水源：抑郁症对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和社交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5%看上去比例不大，但放在全球、全中国的范围看，患病的人数很多，因此抑郁症是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来源。

 

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生活在社会中，他们患病会对家人、社会都产生影响。家庭中有一个抑郁症患者，全家人的生活和情绪都会受到影响；抑郁症导致劳动生产力下降，是缺工、离职、工作效率低、工作差错的重要原因。

 

《中国慈善家》：《抑郁症报告》在判断全球抑郁症危机时，用了“日益严重”一词，如何理解这个判断？

 

肖水源：所谓“日益严重”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抑郁症的发病率、患病率有上升的趋势，这一点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抑郁症患病率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可以看出来。

 

二是生活条件改善、很多躯体健康问题得到解决和控制后，抑郁症的重要性提高了。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抑郁症是前十位的疾病负担之一，但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抑郁症还不在前十。

 

第三，即使如此，因为种种原因，全球90%的抑郁症患者仍未获得适当的治疗和照护。

 

根据国家收入水平，抑郁症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负担。图/《柳叶刀》

 

《中国慈善家》：世卫组织的科学简报也显示，在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飙升了25%。心理健康恶化最严重的地区往往疫情也最为严重。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肖水源：疫情下部分人会感到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容易紧张；对多数人而言，疫情对社交、工作、收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因为感染或密切接触感染者被隔离，就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果被确诊患有新冠，其影响更大。

 

至于新冠病毒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及其心理健康后果，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肯定是有的，问题是影响有多大，以及这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逆的。

 

因此，疫情对人群的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对人群中的脆弱个体更是如此。

 

《中国慈善家》：你师从享誉国内外的精神病学家杨德森教授，见证了中国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对这个过程如何评价？

 

肖水源：中国的精神卫生，从工作范围看，最开始针对的只是精神病性障碍，特别是精神分裂症，以及在20世纪50～80年代诊断率很高的神经症，特别是神经衰弱；从干预方式上看，主要是医院的门诊和住院治疗。

 

几十年来，神经衰弱的诊断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抑郁症。治疗手段从医院治疗为主，发展到医院和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并重，治疗手段从药物治疗为主，发展到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相结合；工作范围从治疗发展到预防，以及最近提倡的心理健康促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到，精神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要，国家和社会对精神健康越来越重视和关注。

 

 

《中国慈善家》：在你的研究经历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抑郁症案例？

 

肖水源：典型的抑郁症案例很多。例如，一个中年男性到我的诊室哭泣，说自己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自杀是唯一的出路。细问之下，原来他领导伙同他贪污了一笔钱，他自己得了2000元。但他认为不能自首，因为自首会暴露对他很好的那位领导。

 

经临床评估，他患有抑郁症，而且有严重的、立即会发生的自杀危险性。我们就找到他妻子，让他妻子立即安全地将病人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抗抑郁治疗。两周后患者抑郁情绪明显改善，不再有自杀意念，可以出院接受门诊治疗了。但患者要求继续住院接受一段时间治疗以巩固疗效，还向医生表示感谢，说是他们救了他的性命。可见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慈善家》：在抑郁症治疗方面存在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肖水源：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影响精神健康的问题，如独生子女、留守现象、物质生活富裕化、越来越快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对生活和工作的要求更高、老年化，价值观念转变、社交生活虚拟化等等。但我们对精神卫生工作的投入、人力资源培养等跟不上需求的提高。

 

具体到抑郁症，主要是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程度不高，存在污名化和社会歧视；另一方面，精神卫生服务资源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西部、偏远地区。即使在长沙，到湘雅附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看抑郁症，也是一号难求。一些抑郁症患者只能就诊于基层非专科医生，但很多基层非专科医生识别不了抑郁症，即使识别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中国慈善家》：《抑郁症报告》提出需要采取全社会共同行动的战略，在你看来，解决好抑郁症的预防、诊断和治疗问题需要从哪些方面着力？

 

肖水源：第一，花大力气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关键是要抓心理机能训练，如思维能力，包括逻辑思维、系统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等，不要老是教他们“听话”。还有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管理情绪的能力、应对挫折和打击的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现在全社会强调学业成绩，殊不知心理不健康，成绩再好也没有什么价值。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了，全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就逐渐高了，抑郁症的发病率就有望下降。

 

第二，要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有利于心理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保证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安全的生存环境，免于恐惧、忽视、虐待、社会孤立、社会排斥、霸凌、精神折磨和伤害等等的影响。

 

第三，患了抑郁症，能及时、有效、体面、有尊严地接受治疗。

 

第四，支持和开展对高危人群有针对性的抑郁症预防项目。

 

这些都不是卫生系统一家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这次《抑郁症报告》特别强调全社会联合行动。

 

图片来源：IC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