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慈善一头连着社会爱心，一头连着国家创新战略。推动慈善与科技深度融合，是慈善事业转型升级的时代课题，更是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责任担当。2026年9月2日，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暨2026年“深圳慈善日”“深圳慈善月”系列主题宣传活动“科技至善 深圳行动——深圳科学慈善机构调研座谈会”在企鹅岛举行。 

本次会议由深圳市民政局指导，《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和深圳市慈善会主办。会议旨在促进科学慈善机构间的交流互鉴，探讨社会力量如何更好地支持科学研究，解构深圳科学慈善发展的成功经验与案例，并致力于探索以深圳经验为蓝本构建科学慈善生态的有效路径。

会议讨论认为，深圳拥有得天独厚的科创基因与向善底色，科学慈善已从点上的探索走向蔚然成势。然而，行业发展仍面临理念普及不足、资源撬动机制不完善、政策环境有待优化等挑战。期待通过政策协同与跨界协作，打通慈善与科研生态连接，为科学慈善的长远发展贡献“深圳方案”。 

发现：时代价值与科学慈善的

“深圳底色”

 

深圳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陈丽娟在致辞中表示，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居全国城市首位，同时慈善组织密度和人均捐赠也位居前列，创新基因与向善底色在此交汇。她强调，基础研究周期长、风险高，慈善捐赠作为不求商业回报的耐心资本，是多元投入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

陈丽娟指出，深圳正以制度创新推动科研类公益项目高质量发展，正式立法为基础研究投入奠定制度基础。目前，以慈善力量支持科学研究的“政策之窗”正在加速打开，未来期待通过政府定方向、慈善聚资源、科研出成果、企业促转化的多元化主体合作协同，让科学慈善行稳致远。

 

《中国新闻周刊》社长、《中国慈善家》社长吕振亚指出，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是写入国家战略的时代课题。在科研与慈善领域，深圳已经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深圳力量”与“深圳速度”，孕育了许多成功的探索案例。吕振亚表示，影响力慈善研究院致力于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各主体产生“化学反应”，发现真问题、发出真声音，为上级部门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提供参考，营造更好的科学慈善政策环境。

《中国慈善家》副社长、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院长王跃春分享了中国科学慈善现状的观察。据研究院的初步统计，全国约有200家科学技术类基金会；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中近50%与科学慈善相关；2021-2024年与科学慈善相关的公益项目约6000项，涉及到超过1100家基金会；此外，新型研发机构正在成为科学慈善重要的执行载体。

目前，中国科学慈善围绕三个国际科创中心来布局，并且覆盖了科技创新的全部链条。科学慈善事业前进的重要前提在于政策环境的同步发展，凭借兼具“创新”与“向善”的双重基因，深圳有条件、有能力在引领科技慈善发展上先行先试。 

探索：

深圳科学慈善的主体与路径

 

腾讯SSV副总裁、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秘书长李越琪全面梳理了新基石科学基金会覆盖科学家成长全周期的公益创新资助实践。除了持续运营提供长期稳定灵活资助的“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两大核心科研人才资助项目外，基金会还搭建了一系列高质量、国际化、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如在2024年推出了科学家主导、鼓励分享未发表的国际学术交流项目“新基石国际研讨会”，为职业早期的年轻科研人员创造与一线科学家平等交流的机会。

此外，基金会的支持链条也在资助项目之外延伸，不仅资助并举办针对拔尖博士生的学术论坛，还向下扎根至青少年科学启蒙阶段，联合新基石科学家共同开发“追光课堂”等科学思维延展课。

在谈及项目运作的启示时，李越琪强调了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在推动科学慈善发展中的独特机制。在模式上，基金会始终坚持“科学家主导人才遴选、企业出资、基金会运营”的创新模式，并在人才遴选过程中，通过严格的“断开式评审”与大幅引入国际同行评审来不断提升项目资助的专业性与公平性。面向未来，她表示，新基石希望继续发挥民间基金会的身份优势，做好慈善与科学、中国科学界和国际学术界的桥梁作用，鼓励原始创新，支持更多中国科学家实现“从0到1”。

 

深圳市光明致远科技基金会秘书长陈懿分享了基金会支持深圳湾实验室等新型研究机构的探索。该基金会聚焦生命科学前沿基础研究领域，致力于将复杂的科学奥秘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医疗突破，让科研成果直接造福人类健康。

基金会通过举办科技公益创新研讨会等形式，正尝试搭建起科研、产业、公益、资本四方联动的交流平台，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基础研究的创新路径，致力为全国打造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体系的深圳样板、输出深圳实践经验。

 

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凯结合华大基因的背景，提出了“大科学工程”的独特视角。他以渐冻症家系基因测序和马里亚纳海沟深海微生物探测为例指出，现代生命科学的重大发现越来越依赖数据驱动、工具驱动和庞大的团队协同，这种大科学工程理应被纳入科学慈善的重点关注视野。 

王凯还探讨了企业研究院在科学突破中的价值。他认为，部分企业研究院作为民非机构，其资金来源和产出成果兼具产业转化属性与公共价值，处于完全利他与纯商业利益之间的“中间态”。这种组织形态在推动教育、科技、产业一体化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枢纽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夏琳阐述了高校基金会在服务大学学科布局和人才引进中的核心作用。基金会通过灵活的资金补助，弥补了政府财政支持的空白，重点资助人工智能、新材料、医学等前沿领域，并成功助力学校引进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及顶尖青年学者。

李夏琳也分享了高校基金会在支持科学研究中面临的挑战。例如，企业往往出于抵税或知识产权等考量，更倾向于通过“横向课题”而非“公益捐赠”来支持科研，导致公益性平衡存在难度。此外，在深港融合的背景下，科研资金与知识产权的跨境流转仍存在审批壁垒，亟需政策层面的制度创新。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行政主管陆文彬也分享了高校基金会推动科学研究的另一条路径。他认为，高校基金会可以发挥平台作用，成为需求与资金、人才与科研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面对建校时间短、校友资源有限的现实，南科大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企业家与科学家直接对话的平台，邀请企业家与社会组织走进校园，让市场嗅觉与科研洞见精准识别值得投入的科研突破口。

 

深圳零一学院院长助理车滨杰分享了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成功实践与“深圳方案”。零一学院传承清华“钱学森班”的“内因 > 外因 > 基因”的核心理念，致力于发掘14至40岁的“X型”高潜人才（特别是奇才、偏才、怪才），采用跨学段、跨机构、跨空间的创新体制，让顶尖导师引领学生直面真实的挑战性问题，开展长周期的面向源头创新的研究型学习。

车滨杰强调，这种以学生激情为核心、不以应试为目的、接受不确定性的长周期培养模式，需要社会资金和慈善力量的“共同托举”。以慈善力量推动拔尖创新人才新平台的搭建，是在兼顾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培养拔尖人才的重要举措，是在AI时代一条可复制、可规模化的拔尖人才选拔与陪长的新路径。在保证公平底线的前提下，识别和托举可能改变世界的青年，造福人类是更高维度的公益。

 

深圳市叶澄海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黄毅虹讲述了信立泰药业创始人持续大额支持高校源头创新的初心。出于打破外资对医药垄断、发展民族自有品牌的使命感，叶澄海先生及基金会累计向多所高校及医科院捐赠超过5亿元，鼎力支持基础科研与智库建设，提升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

黄毅虹指出，企业成立基金会支持科研的优势在于，创新始于基础研究，唯有深耕源头科学，才能真正破解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正是基于深刻的产业洞察，企业才愈发意识到“从0到1”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目前“以慈善促科学”的理念在企业界仍需进一步普及，期待未来能引导更多企业理解科研的长周期投入，共同反哺社会。

同时，企业以校企合作、共建平台等方式助力科研突破与人才培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链条，既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也推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从跟随走向引领，用扎实的科研实力回馈社会、守护民生。

 

深圳市欣旺达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詹丽雅分享企业基金会在交叉科学领域的资助尝试。作为新能源企业，欣旺达跳出传统救助框架，将目光投向了气候变化与静态医学的交叉研究，通过与光明致远科技基金会以及相关医院合作，以专项资金支持医生开展前沿课题，探索企业参与科学慈善的新路径。

詹丽雅同时提到，企业在开展科学科普教育时，充分利用了自身产业技术资源与人才团队，为学校捐建实验室并提供科普课程，把企业的技术积累转化为教育内容。

展望：

共建区域协同生态

 

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郭云霞提出，在深圳这片科创土壤推动科技公益，首要任务仍是理念的普及与市场培育。目前，引导爱心企业将资金投入长周期的科研攻关仍需克服巨大的心理门槛。

郭云霞认为，目前科学慈善面临的核心痛点是如何建立长效、可持续的资源循环机制。她建议，充分盘活社会组织的存量慈善资源，引导其定向投入科技创新领域，关键在于打通成果转化收益反哺慈善的全链条闭环，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支持科研成果转化的同时又能实现慈善资金的保值增值，使科技慈善从一次性、零散化的捐赠行为走向体系化、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从源头破解民生痛点，实现规模化改善民生福祉。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汪伟楠系统总结了当前科学慈善面临的“四个不”痛点。首先是“不太适配”，传统的慈善监管强调清晰的最终受益人，这与基础科研长周期、不可预见的生态评价体系存在错位。其次是“不太同权”，支持基础研究的基金会、新型研发机构等多元主体，尚未享受到与企业直接投入同等的税收优惠。 

此外，汪伟楠还提出了“不太衔接”与“底数不清”的问题。企业参与科研捐赠后的知识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机制依然模糊，导致部分企业家趋利避害减少投入；同时，行业内科学慈善的基础设施数据和机构底数仍缺乏精准的统计系统，这也呼唤行业共同建立更为完善的测绘标准与协作平台。 

 

深圳零一清泉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张萍结合基金会实操实践，分享了科学慈善在开展跨境学术交流与资金结算过程中遇到的现实挑战。基金会在落地社会力量发起的国际科学峰会、跨境科研合作项目过程中观察到，即便项目资金规模不大，项目涉及的法务、税务、公证及相关审批环节链条较多、实施周期较长，一定程度上影响公益资金向科学研究、国际学术交流领域高效落地。

张萍表示，在深港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顺畅高效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对深圳乃至全国科技创新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她基于一线实践建议，可结合科学慈善领域的现实业务场景，从政策层面进一步优化跨境资金流转、跨境项目合作的配套机制，探索更加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助力科学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基金会所有跨境业务均严格遵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确保项目合规运行、资金流向清晰可溯。

 

深圳市骐翼前海科技产业研究院院长罗润华分享了社会组织在产学研成果转化中的实战经验。作为“智库+平台”的复合型机构，研究院不仅参与起草政府产业白皮书，还深度介入园区运营与一线科创场景，如华强北的低空无人机选品中心与物理AI谷。 

罗润华认为，科技类社会组织应当发挥“连接器、转化器与催化剂”的枢纽作用。通过搭建开放的社会应用场景实验室，社会组织能够帮助科学家对接真实的市场痛点与资本，推动源头创新跨越“死亡之谷”实现产业化落地。 

 

深圳市华雅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华从技术经理人的视角进行了补充。他介绍，研究院采取向科技服务业靠拢的项目制管理模式，通过培养数百名技术经理人，专注于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学研合作。李华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涉及高校、企业、资本等多方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具备跨界协调的公益优势。

 

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刘会峰为中小基金会参与科技慈善提供了新思路。他观察到，在深圳有大量中小规模的基金会，虽然无法像头部机构那样动辄大额资助顶尖科学家，但它们可以成为科技公益产品极佳的推广与应用渠道。

刘会峰建议，中小基金会可以将深圳前沿的AI产品（如自动化咖啡机器人、残障康复工具等）融入自身的公益项目中，一方面解决弱势群体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帮助科技企业完成社会化应用落地，从而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孕育科技慈善文化。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研究总监周玲秀从人才培养与智库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建议。她指出，深圳目前拥有近900家科研类社会组织，学院在培养这些机构核心人才的同时，也积极扮演“行动型智库”的角色，将行业痛点迅速转化为给政府部门的政策文本。

周玲秀倡议，未来应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专门的“科技向善组织交流合作平台”。通过将前沿实践转化为教学案例，并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整合资金与资源，支持那些处于转化空白期的基础研究成果走向市场。 

会议最后，深圳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陈丽娟作总结发言。她高度评价了与会机构分享的生动案例与真知灼见，指出这些扎根一线的探索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陈丽娟表示，科学慈善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协同，她鼓励各机构本着务实创新的精神积极建言献策。未来，民政部门将持续倾听行业声音、积极推动政策倡导，与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共同谱写深圳科学慈善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