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一笔超过9亿元市值的股权捐赠，让一家此前并不广为人知的科技基金会进入公众视野。

钟睒睒向福建省翔安创新实验室科技发展基金会无偿捐赠3300万股万泰生物股份，占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61%。按照公告日收盘价计算，其市值约9.27亿元。根据捐赠安排，这些股份产生的股息、红利以及未来减持所得，将专项用于公共健康与生物医学前沿研究，包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科技奖励和科技交流等。

翔安创新实验室成立时间不长。2021年底获批设立，2022年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由厦门市政府、厦门大学共同举办，福建省、厦门市和厦门大学三方共建，重点覆盖新型疫苗、诊断试剂与仪器、治疗药物等生物医药全链条，并实行理事会治理。2025年，翔安创新实验室科技发展基金会成立。科研机构负责科学研究、人才和平台建设，基金会则作为独立慈善法人承接社会捐赠、支持科研与人才。此次市值超9亿元的股份捐赠，让“科研机构+基金会”的组合站到了聚光灯下。

翔安并不是孤例。

2022年，深圳市鹏城实验室科教基金会成立。这家基金会由鹏城实验室发起，目标是汇聚社会公益慈善力量，支持信息科学领域科研活动和成果转化，并明确提出“服务实验室战略目标”。

2023年，深圳市光明致远科技基金会成立。其公开定位更加直接：“专为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研究和新型研究机构建设募集社会捐赠而成立”，重点支持原始创新、自由探索和优秀科研人才引进。该基金会的发起人和理事长正是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颜宁。

2024年，深圳市深圳湾实验室科技基金会成立。该基金会由深圳湾实验室发起，致力于推动科研与公益深度融合。秉持“科研向善”的理念，通过对基础研究、转化研究、技术开发、健康科普等领域的投入，助力科学家攻克关键技术难题，让科技成果惠及最需要的人群。

在深圳市民政局2025年针对人大代表建议作出的一份公开答复中，也把鹏城实验室科教基金会、光明致远科技基金会和深圳湾实验室科技基金会并列，称深圳已“相继登记成立了多家科学研究类基金会”，正在探索公益慈善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这些实践形成了“科研机构+基金会”的科学慈善运作模式。

它的基本特征并不复杂：一边是承担科研任务、集聚科学家和科研设施的新型研发机构；另一边是围绕这一科研机构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基金会。科研机构负责组织科学，基金会负责组织慈善资源，二者围绕共同的科研使命形成相对稳定的协作关系。

它不同于独立基金会面向全社会遴选科研项目，也不同于企业或个人向科研机构的一次性捐赠；而是一种“科研主体＋慈善接口”的双主体结构，基金会成为新型研发机构连接社会财富和公益资源提供接口。如果运用得宜，这一模式可能有几重潜力。

潜力之一：

给科研体系增加一个“社会接口”

中国科研机构最成熟的外部关系，长期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政府。科研项目、平台建设、人才计划、重大科技任务和大量基础设施投资，都与公共财政和科技政策紧密相关。

另一个方向是市场。近年来越来越多科研机构通过企业横向课题、联合实验室、技术许可、成果转化和创业孵化与产业发生联系。

但如果一个企业家希望拿出一笔长期资金支持基础研究，应该通过什么渠道？一种罕见病的患者家属希望推动相关科研，又如何进入正规的科研体系？一家企业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产权或商业回报，而是希望把一部分财富长期投入源头创新，它和科研机构之间需要什么样的关系？

随着科学慈善的发展，这些新的需求逐渐出现，但传统科研机构的治理与运作模式并不是为这些任务设计的。而基金会恰恰有可能增强过去较弱的第三个接口：社会←→科学。它有可能把科学家原本不容易直接面对的捐赠人、企业家、患者组织和普通公众，转化成科研体系可以持续连接的一类主体。

这是一种“叠加式创新”：原来的科研体系继续运行，同时叠加一层慈善机制，让此前并不容易进入的社会资源获得合法、稳定和可持续的进入通道。

潜力之二：

让不同性质的资金“分轨运行”

财政科研资金规模大、稳定、能够支撑重大平台和长期基础设施，但受预算、项目和绩效规则约束；企业横向资金通常更加灵活，却往往有明确的技术需求和应用目标；商业资本能承担成果转化风险，但最终要求经济回报。

慈善资金则有一种很特殊的属性：它既不要求行政绩效，也不要求商业回报。它因此更适合承担周期更长、不确定性更高、商业回报不明朗的研究。比如，失败概率很高的探索、需要长期积累的基础问题，或者来不及进入传统申报周期的新机会，以及对某些优秀科学家长期、稳定而相对自由的支持。

光明致远科技基金会的公开定位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它强调营造“科研无忧”的环境，吸引顶尖人才，支持原始创新和自由探索。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基金会对私人科研资金价值的表述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它并不把慈善理解为替代公共财政，而是明确强调：私人资金能够提供公共资金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及时提供的额外自由度，让科研在出现新机会时保持灵活。

因此，“科研机构＋基金会”的第二重潜力是 “科研资本分轨”：公共财政负责稳定的基本盘，慈善资金则承担更具耐心、更高风险和更高灵活性的部分。

潜力之三：

把科学判断能力直接嵌入慈善体系

科学慈善长期需要面对一个难题：谁来判断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值得支持？

一家公益基金会如果决定资助前沿生命科学，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委员会、项目官团队、同行评议网络和科学评价体系，成本非常高。因此，很多基金会选择支持国家纵向课题或支持国际科研基金为主，以减少在判断上的投入。有些基金会愿意花费成本去打造判断机制（典型的例子如深圳新基石科学基金会）。

依托高水平科研机构开展慈善支持成为一个解决办法。深圳湾实验室科技基金会明确提出“以深圳湾实验室为依托”；鹏城实验室科教基金会也明确依托鹏城实验室的信息科学平台优势。这意味着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就嵌入了一个成熟的科学知识网络。

从机制上说，这相当于：把科学判断能力“内生化”到科学慈善之中，从而大幅降低慈善支持前沿科研的信息成本。不过，这种模式下，一个必须面对的治理问题值得注意：捐赠人意愿、研究机构战略和科学家学术自主之间如何划分合理的边界？

潜力之四：

把一次捐赠变成长期科研资本

翔安创新实验室科技发展基金会的案例，揭示了另一种可能。钟睒睒此次捐赠的不是9亿元现金，而是3300万股上市公司股份。这意味着进入基金会的首先是一项资产。股份未来产生的股息、红利，以及减持所得，都可以持续用于科研。

传统科研捐赠经常遵循一种线性过程：捐赠人捐赠—项目收入—项目支出—结项。

但基金会作为独立法人，具有持有和管理慈善资产的能力。于是另一种可能出现了：私人财富→基金会资产→投资或资产收益→持续科研支持。这不再只是“给科学一笔钱”，而是形成长期的科研慈善资本。国际成熟科学慈善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这种资产化和长期化。例如，惠康信托能够长期支持科学，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庞大的投资资产。其投资组合目前接近400亿英镑，惠康信托以资产收益持续支持科研。

中国目前还远没有形成同样成熟的科研慈善资产体系，但翔安的股份捐赠至少提示了一种可能：基金会可以成为连接私人财富与长期科研投入的资产载体，而不仅是年度募款和年度支出的资金通道。

潜力之五：

帮助科研机构建立社会支持生态

大学能链接校友群体、公益机构能链接志愿者和捐赠人，但科研机构大多没有自己的“朋友圈”。而“科研机构+基金会”这一架构的长期意义，正是帮助科研机构逐渐建立一个由捐赠人、企业家、公益组织和公众构成的支持者共同体。

深圳湾实验室的罕见病项目已经表现出这种趋势。“微光同行”公益计划由深圳市慈善会和深圳湾实验室科技基金会共同发起，科研机构、医学专家、企业、公益组织和患者家属共同进入项目。项目一端连接罕见病基础研究和药物研发，另一端连接患者需求与社会公益力量。社会问题进入科研、科学知识走向公众，基金会由此开始承担一种“科学—社会边界组织”的功能。 

上述这些潜力合在一起看，“科研机构＋基金会”有可能促成五种转换。

一是财富转换：把企业家和社会财富转换成科研资本；二是机制转换：让原本不容易进入科研体系的社会资源，通过慈善制度稳定地进入；三是知识转换：把复杂的科研问题转化成捐赠人和公众能够理解、愿意参与的议题；四是风险转换：把公共财政和商业资本不容易承担的部分科研不确定性，交给更具耐心的慈善资本；五是关系转换：把科研机构之外陌生的公众、患者和捐赠人，逐渐转化成科学的长期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