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敦煌。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敦煌的女儿”、为敦煌保护工作奉献60载的樊锦诗在当日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

　　这1000万元里，一部分来自她2019年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的奖金，还有一部分是她的积蓄。老人今年85岁，已经头发花白，需要搀扶着上台。

　　“要感谢社会各界和国内外许许多多朋友和机构关注敦煌、宣传敦煌，不遗余力地帮助敦煌。”樊锦诗在发言中说。

　　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再到1994年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成立，眼下，敦煌研究与保护工作已经快走到第80个年头。这80年里，敦煌的保护治理架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敦煌最初依靠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几代领军人物在国内外奔走化缘，到如今国家已全额覆盖莫高文物的保护资金，社会力量则锦上添花地支持学术研究与环境治理。

　　“敦煌事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良性的循环。”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表示。

“敦煌保护是件大事”

　　7月，敦煌的天空飘来一场雨，莫高窟褪去了一些黄沙覆盖的燥热印象，色调变得沉郁起来。眼下是旅游高峰，打着伞的游客沿着石窟排了长长的队，人群从中部的红色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一直延伸到北部的17号窟，即闻名遐迩的“藏经洞”。

　　石窟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735个洞窟开凿时期从十六国跨至元代，共存有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三千余座，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窟。

　　穿过莫高窟外一条与之平行的、挂有藤蔓的走廊，会看到一个有点不起眼的小院。石墙上挂一块深红色的牌匾：“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院里简单做了一个展示廊，列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敦煌保护的领军人物和社会各界力量对这处世界级文化遗产的关照与支持。

　　新中国成立前后，敦煌的保护工作几乎是一张白纸，资金十分匮乏。最初的工作，靠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常书鸿自愿扛起。他卖画筹款，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抵达敦煌，和几位学生一起抢救修复文物、临摹壁画。

　　樊锦诗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回忆了她1962年第一次抵达敦煌的情景。“我觉得(常书鸿)这个人太了不起了，留学法国，喝过洋墨水，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跑去西北荒漠守护莫高窟。”她在书中写道，“在我的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很气派的地方。可是等我一下车就立刻傻眼了……当时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

　　可见当时条件的艰难。而实际上，樊锦诗来到敦煌时，也恰逢敦煌保护的重要时刻。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莫高窟及瓜州县的榆林窟在列。第二年，时任总理周恩来批示100万元，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最终在1966年竣工。在那个刚刚挺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100万元对政府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

　　“当时是全国第一次搞这个石窟加固工程，从来没有这方面经验。”已近70岁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王进玉在一次学术会议中谈到，“采用的是像铁道工程兵修铁路、架桥梁那种(模式)，用石条、石墙或者石柱子把洞窟顶住。”

　　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8月，邓小平曾访问过一次敦煌。他问当时任院长的段文杰有何困难之处，后者提到了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方面的经费短缺，以及莫高窟部分洞窟需要加固等。

　　“想完成这些工作，过去得100万，现在最少得300万。”段文杰如实讲道。

　　这一次，中央决定要拨出一笔资金来。“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邓小平在现场的这句话，最终促成了300万的修缮款，这笔钱也再次成为敦煌研究院的救命钱。

　　但对于敦煌来说，300万这个数字还不够解渴。石窟相关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不少洞窟仍然只有破烂的木栅门做简单遮挡，有些甚至连门也没能安装，只得敞开着洞口。这意味着很多洞窟和壁画缺乏最基本的防护，风沙侵蚀或者人为破坏随时可能带来威胁。

社会力量的加持

　　从2002年第一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出台，中间经历数次修订，到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正式施行，这些国家级政策文件均为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目前，每年国家为敦煌划拨的专款约在五千万到一亿元的范围内，敦煌的文物保护工作资金需求已经由政府全覆盖。

　　但在三四十年前，敦煌的保护和研究有赖于社会资金的扶持。“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本身在发展，对文物保护的投入力量还是有限的。”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杨秀清说，“当时，我们很希望能有社会力量来支持敦煌石窟。”在国家无法把大量资金优先集中在文化领域的情况下，敦煌人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力量。

　　如今，代表敦煌与社会力量对接的机构便是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1994年，基金会正式成立，由国家文物局管辖，是一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这也是国内第一处获此级别待遇的文化遗址。

　　“基金会的成立，最早就是为了争取社会力量的援助。”杨秀清告诉《中国慈善家》。

　　得以成立一个对接社会力量资助的专门机构，契机也是来自民间的支持。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数十次来敦煌考察。平山先生非常关心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 1988年9月，时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东京艺术大学校长的平山郁夫先生将自己举办画展收入的2亿日元捐赠给敦煌研究院，作为发展敦煌研究的学术基金。敦煌研究院在此基础上发起成立“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

　　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是香港的“敦煌之友”。上世纪80年代，关心敦煌的爱国港人为西北带来了第一场及时雨。石窟收到的第一笔社会捐赠，是来自香港慈善家邵逸夫的善款。

　　1984年，邵逸夫为敦煌石窟拿出了1000万港币。这笔定向捐款，用在解决“门”的问题上。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三处石窟的560余个洞窟，安上了铝合金门；另有莫高窟的100余个洞窟，则安装了用于保护壁画的玻璃屏风，总计约2500平方米。

　　此后，来自香港的援助，成为了莫高窟保护事业的一股重要力量。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汉学与考古学知名学者饶宗颐联合香港爱心人士，拿出自己的书画义卖，发起香港“敦煌佛迹功德林”计划。筹得的100万元捐赠给敦煌研究院，用于莫高窟窟顶治沙防护林的建设。

　　当时，项目借鉴了宝兰铁路宁夏段麦草方格的成功经验，在莫高窟窟顶山崖边划出了约20万平方米的治沙试验区，投入了麦草方格沙障、立式棉花秆沙障、卧式棉花秆方格沙障等不同的治沙模式。

　　敦煌的环境治理，对于莫高窟的文物来说意义重大。樊锦诗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莫高窟作为大型文化遗产，有石窟本体的建筑、壁画和彩塑及周围环境的山岭、沙漠、河流、树木的复杂构成……莫高窟的保护不是仅限于保护石窟本体，还包括与它共存的环境”。

　　对于天然植被率覆盖率不到2%、周围弥漫黄沙的莫高窟地区来说，风速大时很容易就地起沙，在窟前出现积沙，甚至曾经还出现过窟群建筑上“沙子像瀑布一样下落”的情况。“40年代常老去的时候拍了好多照片，当时没有门，下层洞窟基本上都是坍塌下来的岩石或者是沙子，好多洞窟钻不进去。想要进洞窟，首先要把洞窟门掏开。”王进玉在学术会议中表示。

　　在敦煌的沙漠治沙，几乎也是从零开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敦煌保护者们想尽各种办法进行防风治沙的尝试。“当时曾经在石窟的山崖边上修建防沙墙，通过铺压碎石等方法进行小规模防沙试验，短时间内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后来相继失效。中老一辈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出工，清理积沙。几十年如一日，以牛车运沙，用人力在窟前清除积沙。” 《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样记述。

　　探索治沙的过程中，敦煌也收获了另一位来自海外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盖蒂中心位于美国洛杉矶，区域内包括保罗·盖蒂博物馆、盖蒂基金会、盖蒂研究所、盖蒂信托等，是一家在文物的展览端、研究与技术端和保护端均保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非营利机构，常在艺术品与文化遗产领域与全球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进行合作。

　　盖蒂研究所有意愿在中国寻找一处遗产地开展保护与合作工作。1987年，敦煌莫高窟成为我国第一批列入“世界遗产文化名录”的文化遗址，两年后，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牵线搭桥，敦煌与盖蒂最终达成了合作。

　　“我得到消息后，立即到北京向国家文物局申请，提出在敦煌开展洞窟壁画保护的国际合作，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沈竹先生非常支持。”樊锦诗在书中回忆。后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敦煌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签订协议，开始了长达30年的合作。

　　第一个合作项目便是防沙治沙。敦煌方面与盖蒂一同对莫高窟风沙规律展开研究，并在莫高窟崖顶安装了呈A字形状的尼龙防沙网。“A”字的尖角正对着位于莫高窟中心的九层楼，整张网总长近两千米。这一张网的搭建，让洞窟前的积沙减少了70%-80%。项目也引入了其他的治沙手段。比如生物治沙，首先便在莫高窟顶做了一片绿化林带；同时还对460号窟窟顶周围风蚀严重的崖面做了加固，来达成化学固沙。

　　此外，为了更好地掌握莫高窟区域内的风向变化规律与环境特点，盖蒂研究所在同年为莫高窟引进了三台能够自动传输温度、相对湿度、墙温、二氧化碳浓度等数据的全自动气象站。

　　2007年，国家资金也开始投向莫高窟的环境治理领域。国家发改委投资1381万元，启动“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子项目-防沙防护工程”，4年里铺设了麦草方格沙障共115.23万平方米。从此，以社会力量为主力的环境治理逐渐交由国家来接手，更多的环境监测、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也为莫高窟更好地抵御风沙的侵蚀创造了条件。

基金会的成长

　　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文保事业的日益发展，敦煌基金会也在不断成长。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出台，规范了慈善组织的章程与管理模式，同时也放宽了公开募捐资格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社会力量投入慈善事业。2020年，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正式取得公募资格。

　　正如杨秀清所说，在设立时，基金会的一个目标便是发动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募捐。曾经，基金会还利用莫高窟这一游客集中地，在部分窟内尝试设置保护文物募捐箱。而如今基金会的管理已经步入正轨，引入了更明晰的现代基金会项目制：“目前一个项目，申请后我们会找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查，拿到咨询意见后，可以上理事会，讨论通过后才会下达资金。”杨秀清介绍说，“中间有定期的监督，最后结项也是要上理事会。我们需要按照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规范来做，建立起一套制度来管理。”

　　随着国家政策倾斜向大体量的文化遗址，敦煌的声量也在社交媒体上愈发响亮起来。不少民营企业与外企开始有意愿在敦煌开展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把公益力量投向文化领域。基金会便是承接这些善款和合作的专门机构。

　　比如，梅赛德斯奔驰公司通过其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设立的“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连续三年与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达成公益战略合作，实施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教育扶贫项目，并进一步将合作升级为“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保护及可持续发展项目”。

　　2018年，红星美凯龙曾与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新浪家居一同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发起“M+中国高端室内设计大赛”，征集设计师为榆林窟、炳灵寺石窟游客中心和公益空间进行设计改造。2021年6月，企业又再次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一笔善款。

　　基金会自身也在探索实施公益慈善活动的新方向。2013年，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在校园内举办了“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首展，目前已在国内58所高校进行了展览，“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成为基金会的品牌公益项目。此外，基金会也积极将敦煌壁画艺术推广至海外，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及德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均有过展览。

　　近年来，基金会以国家文化发展政策，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导向，根据敦煌文物保护、敦煌学研究和敦煌文化弘扬的需求，积极开展各项公益活动，并在公益实践中形成了以敦煌石窟保护、敦煌石窟壁画数字化、敦煌学学术交流、敦煌学学术成果出版、敦煌学人才培养、敦煌石窟艺术弘扬等为主要内容的特色公益项目，发挥了基金会动员社会力量保护敦煌石窟的作用，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敦煌的老朋友们也在帮助基金会推动敦煌学与相关人才建设。2010年，余志明、李焯芬、李美贤、纪文凤、黄炳培等一群热爱中华文化和敦煌艺术的文化学者，策划并发起“香港敦煌之友”公益性组织以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得到了香港各界人士的热情响应和支持。香港敦煌之友旨在向社会募集善款，以资助敦煌石窟数字化档案工作，推广敦煌文化艺术，以及义工培训等。十余年来，该组织累计为敦煌文物保护工作捐资2500万元人民币，涉及保护维修洞窟，数字化采集洞窟信息，资助敦煌研究院人员前往国外考察、培训，以及资助香港青年学生来敦煌考察等。

数字敦煌

　　早在20世纪70年代，樊锦诗曾经主持莫高窟进行档案记录工作。当时，敦煌研究院采用的方式是为每个洞窟的每面墙体至少拍摄一张照片，加上简单的壁画描述与保护情况文字，汇集成一份档案。

　　然而樊锦诗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尽管莫高窟壁画可以大量采用摄影技术保留其信息，但照片不能展示敦煌每个洞窟全貌。摄影师也跟我说，时间长了照片也会坏的……我心里清楚，建立能长期保存洞窟文物真实信息的档案已是刻不容缓。”

　　因这份危机感，敦煌很快开始了数字化保存壁画信息的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不仅包括莫高窟数百个大小不一的洞窟，且其所辖的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也在采集计划内。洞窟形状大小均不同，墙体也有起伏，并非完全的平面，这些都给数字采集带来了挑战。

　　1998年，在美国西北大学和梅隆基金会的支持下，敦煌逐渐摸索出了覆盖式图像采集加电脑图像拼接的初步流程。相机会在设定好的轨道上与壁画墙面平行移动，在多个点位分层拍摄正向照片，再通过电脑计算拼接处完整的墙面。为了减少可能出现的色彩不统一，敦煌研究院对精确打光也做了研究，最终形成了一套集合了数字影像采集、色彩管理、图像拼接、图像检查、图像定位纠正和数据存储等的壁画数字化技术及规范。

　　香港敦煌之友成立后，也在持续资助石窟数字化工作。赞助以洞窟为单位，每个洞窟的赞助金额因洞窟大小和拍摄的复杂性而各有不同，少则需要数万元人民币，大则需要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元。

　　为此，饶宗颐再次捐资602万港元，在2016年于敦煌研究院落成一幢“饶宗颐楼”，专用于开展文物数字化科研工作。

　　另外，美国艺术史学家、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也是比尔·盖茨的继母倪密·盖茨(Mimi Gates)等人在2010年创建了美国敦煌基金会，帮助莫高窟的洞窟在美国寻找赞助人，通过善款点对点捐赠来实现更多洞窟的数字化存档工作。

　　在樊锦诗的理解中，数字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之于文物保护，完整保留住壁画的内容和状态；另一方面之于文化推广，数字化意味着群众能够更方便地以数码及线上方式快速游览敦煌、了解其中文物的历史故事。后者其实是大有可为的领域。

　　2016年5月1日，敦煌研究院搭建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观看者可以通过登陆平台，查看莫高窟壁画的高分辨率图像，相关音频、三维数据、文献数据将同步关联。收录的30个洞窟已经可以实现在手机上进行“720度全景浏览”，囊括共4430平方米的壁画。

　　这个数字化的过程，还不断创新公益模式，有创意的、好玩的文保方式越来越多。腾讯曾经在2018年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开展“数字供养人”项目，选择了面积为585.6平方米的莫高窟第55窟作为数字化对象。在那之前，国家资金和社会力量还均未对此洞窟的数字化进行过资助。微信用户可以通过在指定链接内捐赠0.9元，便可成为“数字供养人”，并获得一只包含敦煌壁画故事内容的智慧锦囊。至2021年，190万元的筹款目标已经完成。

　　2023年4月18日，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共同打造的“数字藏经洞”小程序上线，游客可以像玩手机游戏一样，控制观看视角在藏经洞附近“实地”跑动。进入藏经洞后，还可以近距离观看洞中细节，并可点击查看各处的历史背景讲解。另外，腾讯也在王者荣耀中推出一系列敦煌联动皮肤，包括敦煌经典的飞天造型、257窟《鹿王本生》壁画元素、壁画中常出现的唐代胡旋舞和鼓乐场景。这也让更多玩家了解敦煌、亲近敦煌文化。

　　目前，敦煌正在持续推进洞窟的数字化保存工作，以及利用数字技术推广宣传敦煌文化的项目。杨秀清表示，很开心看到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敦煌、支持敦煌的创意宣传。“像敦煌这样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大家捐一笔钱或出一份力，不仅仅是想要简单做慈善，实际上它是一种对文化遗产、文化事业的崇敬，一份心意的表达。我们国家发展了，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如果再加上社会力量，大家都来关心，敦煌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作者：龚怡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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