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早已不仅是空间的范畴，更不仅是生活的一片区域，而是一种生命的承载，一个亲情的纽带，一个精神的寄托之地。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对城市发展的认识，是随着对自身需求认识的日渐丰满，和对人类自由发展的需求、福利以及公共利益的完善而不断进步的。

　　《说文》中解，“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中国的城，来自于城墙，指代的是保卫百姓的建筑工程。英文城市的“city”则源自于市民，指代的是拥有市民的权利。但无论是哪里的城市，都代表着一种文明的高级形态——社会的组织行为处于一种更高级的状态，而城市就是安排和适应这种生活的工具。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断迈向更高的水平。随着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纵深发展，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在科技的加持下逐步加快，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形态。近代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同时也让城市充满了各种尖锐的矛盾——拥挤肮脏的居住环境，缺失的公共服务，混乱的交通，偷盗的猖獗等等，危害着城市居民的生活。

　　早在资本主义巩固发展的19世纪末，一些学者提出了理想中的城市方案：城市的规模要严格受到控制；生产、生活、环境要协调；要适应人的需要；建设足够的公用设施，按需领取各种产品。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城市规划发展的领域，创造出了最早的乌托邦，引领着有关新的社会关系的思考和变革。像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罗伯特·欧文的“新协和村”，傅立叶的“法郎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等，这些在当时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城市建设方案和新的社会关系理论，引领着创新的方向。

　　就像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人居宣言》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过上有尊严、身体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生活美满的地方”。

　　慈善事业是提高城市韧性的良方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新型城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飞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2020年末，我国城市数量比2012年增加了34个，100万~200万、200万~400万、400万以上人口的地级以上城市分别有96个、46个和22个，分别比2012年末增加14个、15个和8个；2021年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比2012年末提高11.6%，年均提高1.3%。快速的城市化的进程，是一场重建家园的运动，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远离自己的故土，从乡村迁移到了城市。20年前，即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达到6.9亿人。到了目前，已经有超过9亿人居住在城市中，平均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参与者、奋斗者。

　　涌入城市的人口，是城市日益发展和繁华的源源动力。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里出生、成长、求学、谋生、衰老和死去，这些人口在身份转变过程中互相融合，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需求，这也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包括自然灾害、公共事件、社会危机等各类风险，都让城市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种考验，我们的城市应该变得更有“韧性”，在冲击到来的时候能够快速应对，保持或迅速恢复城市的正常功能。而打造韧性城市，特别需要合作治理。面对多元风险，需要有系统性解决方案，事前预防与事后恢复同等重要，需要多元力量参与，尤其是政府和社会力量需要进行协调应对。而这就需要发挥公益慈善的作用，构建起不同群体生存、发展权利的屏障，满足其对安全、舒适、便捷、多元的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

　　慈善是城市文明的内在需求

　　一座座城市，在历史传承中变得厚重，当地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建筑文物、美食风味，都内化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也浸润着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隽永，一个城市在向外界展示她的人文与自然风貌的同时，展现出来的独特、内在的风韵，这便是城市的灵魂。

　　城市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感，将全体居民凝聚在一起，而这种精神层面的共同意志，是基于道德的约束与理想的追求，其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现在的精神风貌，还将充分体现出城市的底蕴和未来图景。

　　中华慈善文化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精神追求，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资源，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软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劝善”思想丰富而深邃，是打破现代社会冷漠“城市病”的最好给养。助人为乐、与人为善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老子的道、墨子的兼爱、佛学的普度众生，讲的都是人性深处的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着慈善最根本的精神要义。

　　我国城市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义行善举的故事，这些人物与故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历久弥新，成为当今城市慈善文化的源泉。例如绍兴千百年来传诵着“商圣”范蠡“三聚三散”的慈善故事：“十九年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而民谣“陶朱公，布袋僧，舍家资，显神通”则是民间对他的最好的纪念；苏州“范氏义庄”，作为较早的慈善形态，传承许久，宣扬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理念，也影响了现代苏州的慈善传统，使仁爱、孝义思想深入民心，乐善成风；南通张謇一生兴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南通时说，“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这些慈善故事，都是值得我们现代深入挖掘，激发现代城市的文明活力，弘扬向上向善精神的珍贵的文化资源，也是创建慈善城市的重要精神内容。

　　中国慈善事业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慈善发展之路。它既不是中国传统慈善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西方现代慈善事业的照抄照搬，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慈善文化的精神内涵，借鉴国外慈善事业成功经验，融合现代慈善体系特征，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慈善发展之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将在推进共同富裕、完善社会保障、加强社会治理、弘扬优秀文化等方面发挥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

　　慈善事业是共建城市美好生活的重要力量

　　快速城市化的背后，公共资源的紧缺、治安管理的压力、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也在不断增加。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宜现代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我国人口多、密度大的大型城市和超大型城市，更需要我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

　　中共二十大报告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报告也进一步明确了慈善事业在我国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发展，这是党和国家赋予慈善事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神圣使命和光荣任务，不仅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更为所有投身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慈善行业从业者提供了巨大精神动力与事业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慈善事业在平衡地区差异、减少贫富差距，补充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在十八大以后，我国在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取得重大成果，脱贫攻坚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给我国慈善、志愿服务等非营利事业的发展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信号。进入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慈善事业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通过慈善事业进一步平衡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通过慈善力量补充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用慈善温暖城市

　　为了使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少一些顾及不到的伤痛和遗憾，我们有必要创建一套慈善城市创建的指标体系。通过慈善城市的创建、评价以及倡导，为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城市化书写一份善德指南，注入爱的力量，助力城市的发展。通过大力倡导和发展慈善事业，直面社会问题，通过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以有别于传统的视角，重新审视城市化的进程。让政府、社会、商业的协同，以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城市慈善，编织一张安全而温暖的网络；通过社会公益与慈善行动，培养富有责任感的“新市民”，建立与城市化相协调的市民社会。

　　对于城市来说，慈善事业可以构建城市的精神、道德观念以及价值观。城市是传承与发展人类文明的主阵地，发达的慈善事业、深入人心的慈善文化可以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慈善城市的概念与范畴，已经大大超出传统慈善的范畴，而拓展和延伸到《慈善法》所界定的“大慈善”的内容，甚至涵盖了人类社会一切文明和理性的方略。既然慈善城市的目标是创建“更好的城市”来满足“更好的生活”，那么慈善城市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思想，如社会公平、性别平等、环境永续、包容和善治等。

　　为了推动慈善城市的建设，《中国慈善家》以各城市的公开数据为基础，制定了一套指标，以延续慈善城市这一“爱心GDP”的引领作用，为我国城市化进程、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一些贡献。我们考察的坐标包括：年度社会捐赠总额占全市GDP比例；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万人拥有慈善组织数量；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率；慈善文化发展指数；城市绿色发展指数。

　　捐赠是慈善的基石

　　在慈善文化的滋养和现代科技的支撑之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2021年，我国慈善捐赠总额达到1450亿元；全国慈善组织的净资产总额约1600亿元；慈善信托财产规模39.35亿元，全国现有注册志愿者2.22亿人。截至2022年年末，我国慈善信托累计备案数量达到1184单，累计备案规模达到51.66亿元。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我国网络慈善异军突起，形成了互联网慈善的“中国样板”。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筹款额100亿元。

　　慈善捐赠是我国慈善组织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因此，筹款是慈善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从我国目前慈善筹款的情况来看，我国慈善捐赠款物中，有70%左右来自于企业，个人捐赠中大部分为富豪群体的大额捐赠，而公众的小额捐赠占比较低，扩大慈善事业的公众参与仍有巨大空间。

　　搭建慈善资源多元渠道

　　慈善资源不仅仅来源于社会捐赠，还有很多种方式和渠道。慈善资源的获得是一种从私有到公有的转变，我们应该致力于让这种转变更加顺畅、更加透明、更加富有效率，这就要求慈善组织不断提升能力。

　　除了传统的社会捐赠以外，慈善资源的来源可以包括慈善组织筹措款物活动所得收入、法律允许范围内经营活动的收入、提供专业服务的收入、慈善组织创建企业的经营性收入、慈善组织的股权及债权收入、慈善财产投资的收入等。

　　首先，慈善组织应该发挥联合的力量，推动多方合作，共建共创共享共赢，形成共建合力，这是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法与慈善组织比拟的力量。其次，慈善组织要根据捐赠人的不同特质设计慈善参与的方式，畅通参与通道。最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各类公益慈善组织，成为慈善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探索多元参与、形式新颖的慈善活动形式，积极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服务成本，使群众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开展互联网募捐，使用公开募捐的平台，创立慈善募捐的品牌项目，是推动公众参与慈善捐赠、获得慈善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广大公益类社会组织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质的慈善会、基金会合作，依法开展公开募捐，通过网络传播优秀的公益慈善项目，让公众感受到慈善的力量，获得参与慈善的成就感，积极建立公开透明，方便快捷的慈善通道。

　　2020年，善城汇爱活动。图/受访者提供

　　培育和规范各类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是慈善资源的整合者，是慈善服务的递送者，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是慈善事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组织保障，是现代慈善事业最重要的主体和组成部分。没有发达的慈善组织，不可能有发达的慈善事业。鼓励设立和发展慈善组织，规范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行为，是促进城市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城市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活力、管理规范、专业性强的慈善组织，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益慈善服务，帮助和支持困难群体，解决社会问题。

　　政府部门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秩序的维护者，应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降低慈善组织注册门槛，减少慈善组织运营中过多的技术性要求，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通过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形成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的监督管理机制，不断增强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依据《慈善法》和相关制度，推动公益慈善组织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建立规范、公开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公益慈善行业的监督管理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捐赠款物使用的查询、追踪、反馈和公示制度，逐步形成对慈善款物从募集、运作到使用效果的全程监督管理。

　　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

　　政府部门在社会组织初创期，可以采取孵化、创投和补贴政策；在社会组织成长和发展阶段，可以采取补贴和扶持等措施；在社会组织相对成熟的阶段，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措施。根据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政策工具。对于整个慈善生态，政府部门应采取监管性和规范性政策工具，包括信息披露、行业监管、信用体系、表彰奖励等，激励引导，提升监管，逐步提升社会组织的规范性和专业性。

　　引导慈善组织提供群众急需的慈善服务

　　慈善组织的重要功能是公共服务的补充和慈善服务的递送，当前，基于城市社区的慈善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发展趋势愈加明显。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占主导地位，基础设施建设比重较大，服务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往往跟不上，随着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壮大以及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促进公共服务的不断深入，政府逐渐为社会组织让渡了更多的社会自治和社会服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众对于慈善服务需求的增加，以及社会组织服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使得社会组织逐渐成为了公共服务提供主体之一。

　　2018年11月24日，2018广州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动在广州举行，整个公益徒步活动吸引全国各地逾 2000 名徒步爱好者参加，他们 4 人一组，要完成 50 公里徒步挑战，号召社会公众关爱贫困地区儿童，参与脱贫攻坚战。图/受访者提供

　　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慈善行业组织是维系慈善公信力、实现慈善行业自治、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是现代慈善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行业组织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优点，能够贴近慈善组织，比较准确地把握慈善组织的需求，及时发现和解决慈善事业实践中的问题。

　　《慈善法》规定，慈善行业组织的职责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反映行业诉求。慈善行业组织代表慈善组织的共同利益，反映慈善行业的整体利益诉求。慈善行业组织应该了解慈善组织的利益诉求，及时向政府部门、媒体和社会公众发声，反映会员的合理诉求。二是推动行业交流。慈善行业组织作为社会中介组织，应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协调行业内组织之间的关系，加强行业交流。包括国内慈善组织之间的交流以及国内和国际同行间的交流，通过交流引进或输出慈善事业发展的先进理念、经验和优秀服务项目，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三是提高慈善行业的公信力。慈善行业公信力建设，除了要发挥政府监管和慈善组织内部治理及社会监督的作用外，慈善行业组织作用的发挥也不可或缺。行业组织作为行业自律的载体，其所制定的本行业的自律规范和行业标准应该得到所有会员自觉遵守和执行，以此来保持行业发展同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维护行业秩序，逐步形成慈善组织的共同价值、共同标准以及共同规范。

　　开展面向社区的志愿服务

　　随着政府职能转移、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拓展，慈善活动逐渐分解、下沉到城市肌体的细胞——社区之中，融入到居民邻里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之中。社区民生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开始逐步由社会力量、尤其是社区自有力量接手，为需要帮助的居民提供各项民生服务。

　　要大力倡导志愿服务的理念，让市民更广泛地融入志愿服务的时代浪潮中。发掘、动员、激励志愿精神，结合民生需求，建立基层志愿服务队，街道、社区社会组织配合动员在地化志愿者，给予相应的培训和设备，针对社区居民的普遍需求，形成常态化的志愿服务站点。

　　让志愿服务转变成为在社区层面民众自发开展的、守望相助的慈善行动。推动志愿服务的运行机制向基层化、个性化、精细化方向演变，在各社区内、邻里间自主开展，而与社区互助融为一体。鼓励社区内互帮互助，反过来也促进了邻里间人际关系的改善，为社区积累了社会资本，有利于社区自治的持续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培育城市慈善文化，营造人人参与的慈善氛围

　　慈善文化作为慈善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着一个城市的人文底蕴和精神面貌。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慈善理念的生成与培育则是慈善事业在社会大众内心营造出的心理积淀。发展慈善事业需有良好的“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而这种环境的形成，既需要有文化的承载和激励，也需要有制度的引导与规范。

　　因此，在当前环境下，各地城市应当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运用新闻媒体手段，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结合，积极构建慈善文化网络，结合城市自身实际，培植出具有城市自身特色的慈善文化之树。通过慈善表彰机制弘扬慈善文化，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多种媒体的宣传，加强大众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增强居民的慈善意识。深入挖掘当地慈善文化，传播慈善传统，以全民慈善为导向，着力普及慈善理念，推广慈善文化。

　　作者：马天昊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