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是国际权威期刊《Nature》（自然）推出的、根据机构和国家层面的文章发表绝对数量和比例来衡量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和合作水平的指标。中国在该指数国别排行榜上的表现颇为亮眼。

有鉴于此，《Nature》最新一期推出了中国专题“2026自然指数-中国（Nature Index 2026 China）”，并配发社论。社论指出，中国虽已是“创新强国”，但仍应在基础研究上做得更多。

正是在这样的整体框架中，“科学慈善”被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而提出。《Nature》的专题援引了《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2025年发布的案例研究报告《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并对课题组组长、主要执笔人李劲进行了访谈。作为中国第一份“科学慈善”研究报告，报告中的6个案例被《Nature》专题引用。

本期专栏，我们邀请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研究员、《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报告执笔人汪伟楠撰文，解读《Nature》的中国专题报道。

专题的形成：

从“自然指数”到“中国主题”

中国在“自然指数”上的表现持续领先

最近一轮围绕中国科技发展的国际讨论，之所以格外值得重视，不只是因为中国又一次“被看见”，而是因为这一次，《Nature》对中国的关注呈现出一种更完整、更结构化的面貌。2026 年 3 月 25 日，《Nature》推出以“中国”为题的自然指数专题，开篇就提出：中国在自然指数中的领先优势正在扩大，但这一轨迹还能持续多久？

当期社论又把问题进一步推进：一个已经领先的科研大国，接下来要补的，不是科研投入“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强在哪里、弱在哪里、如何调结构”的问题。

《Nature》官网登载的Why China's philanthropists are digging deep for research一文

专题中，《为什么中国的慈善家正在研究上深入挖掘》（Why China’s philanthropists are digging deep for research）一文选择从“科学慈善”切入，并不偶然。它所讨论的，不只是“谁在捐钱”，而是中国的科研体系在国家投入之外，是否正在形成新的资金来源、新的支持机制以及新的对外连接方式。

从整体上看，《Nature》对中国科研成就的判断带有非常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承认并强调中国已经取得了惊人的科研成就：中国在“自然指数”中的领先地位正在扩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2013—2023年间按名义值计算已增长三倍以上，达到1450亿元人民币；中国在“自然指数”所追踪期刊中的贡献持续攀升，早在2022年就已超过美国跃居第一，预计到2026年底有望达到美国的两倍。同时，中国的企业部门贡献了全国大约80% 的研发支出。《Nature》指出，中国无疑已是一个“创新强国（innovation powerhouse）”。 

但另一方面，《Nature》并没有把中国的领先解释成为已经完成、无需修正的成功故事。这组专题报道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一边承认中国已经领先，一边又清楚地点出：中国科研体系要继续往前走，至少要认真回应两个问题——资金问题和研究合作问题。

资金问题：

有没有更多钱给基础研究

先看资金问题。《Nature》在社论标题直接点出：中国虽已是创新强国，但在基础研究上仍应做得更多。按照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中国企业部门虽然已经在总体研发支出中占据80%，但真正进入基础研究的部分不到1%，而美国企业部门投入到基础研究的比例大约为6%。这意味着，中国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不确定、最难在短期内看到回报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资金短板。

换言之，中国当前面临的不是“有没有钱做科研”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足够多、足够耐心、足够适合基础研究的钱”。

正因如此，“科学慈善”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了。“科学慈善”首先回应的，就是基础研究投入结构的问题。中国的整体科研投入已经十分庞大，企业研发总量也很可观，但不是所有研发支出都自动等于基础研究投入，更不是所有资金都愿意支持长期、冷门、高风险、回报周期漫长的研究。

“科学慈善”更具有一种独特的“适配性”：它可以提供更灵活、更长期、约束更少的资金，从而进入那些标准化财政拨款和绩效压力不容易覆盖的领域。腾讯“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等实践，因此被视为支持好奇心驱动研究的重要尝试。

进一步看，“科学慈善”不仅提供“体制外的增量资金”，它正在成为中国科研投入多元化的一条新路径。中国并不是简单地从“政府投钱”转向“企业投钱”，而是在尝试形成一种更多元的科研资助结构。这一点，与“十五五”规划中关于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多元力量参与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方向是相呼应的。

本期《Nature》的专题报道援引《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完成的《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报告来举例：小米公益基金会2024年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捐赠1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报告的主要执笔人李劲接受《Nature》访谈时表示：“小米真正打开了一扇大门，将慈善资金投入到国家科研机制中”。企业慈善资金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系进入科研资助流程，成为中国科研支持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Why China's philanthropists are digging deep for research一文援引的《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报告

《Nature》的报道还注意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启动了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该基金将支持科研人员根据民营企业的创新需求，解决其提出的研究问题。从“投入”到“命题”，社会力量与体制力量双向呼应，“科学慈善”正从科研支持体系的补充性力量逐步转变为结构性组成部分。

研究合作：

如何与世界保持连接

《Nature》专题关注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研究合作，指向中国科研如何与世界保持连接。专题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占比近几年持续下降，已明显低于其他主要科研国家。这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张力：科研产出持续增长，但国际合作却在收缩。

自2020年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持续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慈善”的第二重意义浮现出来。它不仅可以帮助中国科研体系获得更多资源，也可能在国际合作环境趋紧的情况下，提供一种更柔性、更灵活的对外连接方式。由社会力量支持的国际科学会议、国际科技组织、跨国研究网络与非政府合作平台，正在成为一种补充性的合作渠道，可以在传统渠道受限时，为科研体系保留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Nature》的专题报道再次提及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报告》中的案例：由慈善家徐航和沈南鹏领衔支持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诺贝尔奖得主及其他优秀科学家参加。李劲在访谈中表示：“在特定国家对中国学者限制增多的今天，由社会力量主导的交流活动有助于保持和促进中国学术界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在刚刚结束的中关村论坛上，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郑光廷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以自身所在的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举例现身说法，认为该学科本身就具有全球化发展的特性，没有人能脱离国际同行交流而独自发展。领域内的国际科技组织对于其会员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足以维系不同国家的会员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保持交流，这种力量甚至足以抗衡地缘政治带来的离心力量。而即使是在商业上原本激烈竞争的电子科技企业，在学术交流的背景下，也都志愿出资来支持交流平台的建设。

“科学慈善”在研究合作方面的潜力仍待开发。未来的国际科研合作，可能不再完全依赖政府或高校之间的正式机制，而是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多主体参与的网络结构来实现。在这种结构中，“科学慈善”会成为重要的连接节点。

“科学慈善”是

科研发展的关键变量

在这一组中国专题中，“科学慈善”至少还呈现出另外两重价值。

一方面，它有助于优化科研评价体系。与政府资助相比，“科学慈善”往往更强调长期支持、更容纳不确定性，也更容易采取“选人不选项目”的方式。这意味着，它不仅是在增加资金，也在为科研体系引入另一套关于时间、风险与价值的判断逻辑。在这一方向上，腾讯发起的新基石基金会及其“科学探索奖”、“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多次被《Nature》的中国专题提及。

另一方面，“科学慈善”还可能在更广义的国际发展与合作中发挥作用，回应世界期待、提升国家形象。例如，《Nature》专题讨论了中国在非洲健康领域的参与，指出中国资金与技术的投入正在成为重要增量。这一观点提示我们，“科学慈善”不仅可以服务于国内科研体系，也可能在“一带一路”等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发展援助中发挥作用。

本专栏此前采访过的科学家，也曾表达过相应的观点(参看丁胜：支持科学研究是对人类未来最深远的投资)。在我国科技实力不断攀升、美国发展援助资金大量撤出、全球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科学慈善”在前述方向上的作用值得我们投入更多关注。

从整个专题来看，《Nature》最关心的，并不只是中国的科研发展是否领先，而是领先之后如何继续前进。在这一讨论中，“科学慈善”的意义更加清晰：它不是决定性力量，却是一个能够同时触及不同关键问题的变量——既可以丰富基础研究的资金来源，也能为国际科研合作提供新的连接方式，还可以推动评价体系优化、推动全球科技公平、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与国际形象。 

图片来源：《Nature》官网 (https://www.natur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