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发布《技术公益影响力研究》报告，将技术公益定义为“技术赋能社会问题的公益解决方案”，并从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创新性、多样性的技术维度；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维度；多元性、慈善家相关性的机构维度。同时，选择十个案例开展技术公益研究，由李劲担任课题组组长，李劲、鲍安琪、姚楠、林伊人等执笔，邹琦担任文字编辑。

　　课题报告将分为I概述系列与II案例系列，以推文形式共分17期进行发布。本文为案例系列的第3期。

　　案例综述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以下简称“IPE”)是在北京市朝阳区注册的公益组织，注册类型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现分类为“社会服务机构”)。IPE的目标是通过推动环境信息公开，促进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的发展，支持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促进公众、企业和政府等多方参与环境治理，共同守护地球环境。

　　从最初的水污染信息披露平台开始，IPE逐步发展成为涵盖绿色供应链、气候能源、企业ESG、城市双碳发展和绿色金融五大业务板块的综合类环境公益机构。

　　IPE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给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所带来的可能性，将策略重点定位于：高效利用信息技术，使已公开的环境信息能够更加全面和有针对性地运用于环境社会治理，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包括环境信息不够公开和监督机制不够有效等在内的社会问题的解决。

　　技术公益理念

　　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社会影响力。

　　1. 机构背景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由创始人马军于2006年发起创立。IPE成立伊始即着手开发、建立水污染地图公益数据库。随后，IPE的环境数据逐渐扩展到空气、固废、危废、海洋、垃圾、塑料等多个领域，近年来还扩展到低碳、生态等更为广泛的范围。

　　目前IPE已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环境信息数据库，每天处理数百万条数据。IPE拥有两个品牌化应用平台，即蔚蓝地图网站和蔚蓝地图App，并不断开发适用于不同场景和环境管理要求的指数产品，形成一整套指数体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得益于云计算、大数据采集、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的支持，IPE已经成为国内独具特色的环境数据平台和民间环保力量的代表性机构。

　　2. 技术公益理念

　　IPE特别强调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更大的公益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而传统民间公益组织更擅长和乐于采取公众动员方式。这种策略无疑与创始人马军的个体特质密不可分：对环保信息公开的执着追求，特别是对时代发展趋势具有敏锐洞察力。

　　为将环境信息转化成推动力量，马军提出杠杆撬动理论：“信息公开可以被视为一根杠杆，扩大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就是在延长这个杠杆；如果要发挥其功效，还必须找到支点，而做出环境承诺的大型品牌和金融机构，有可能成为支点；当关注环境的政府、公众、NGO组织和媒体，要求并监督大型品牌和金融机构将环境数据融入采购、投资和信贷流程，就相当于在杠杆的一端施加压力。”

　　3. 技术赋能模式

　　IPE的技术赋能模式主要在于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知情程度，从而解决公众对于(已披露的)环境信息获取不便、了解不足、理解不深和运用低效等问题。信息技术的研究包括科学、技术、工程与管理学等学科。IPE在利用信息技术赋能自身解决环境信息公开问题的模式中，包含了以上定义中的大部分主要环节：

　　(1)数据库建设及信息可视化：通过早期的志愿者现场采集以及后来与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收集到大量环境数据，存储在自主开发的数据库中，并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整合和处理建立起一个可访问、可搜索的综合性公开环境数据平台。同时，通过自建的信息公开平台向公众提供企业的环境信息，赋能公众和媒体在信息支持下，实时、持续地监督企业环境表现，从而推动企业的低碳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2)数据的标准化和指数化：通过制定一套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将不同来源和格式的数据转化为标准化结构，并在此基础之上研发出不同的指数用于评估所关注的不同环境问题的表现程度，使复杂、非量化的数据变成容易理解、可供比较和分析的工具。

　　(3)数字化解决方案：以“蔚蓝地图”为例。通过这一应用，环境数据从全国众多公开渠道平台上收集并整合到一个统一平台，并融入到一个移动应用中。为了便于公众理解，IPE对企业自动监测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同时还将移动互联和社交媒体联系起来，公众不但可以便捷地获取相关环境信息，还可以一键转发至社交媒体。“蔚蓝地图”的进化过程同样展现了作为IPE技术赋能模式重要特征的强大的技术迭代和更新能力。

　　简而言之，IPE的核心能力之一就是提供解决方案，其技术赋能模式正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辅以指数构建技术，使其核心能力发挥最大优势，核心能力在核心技术的赋能下，让机构环保公益事业的成效和影响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影响力模式

　　IPE是为数不多的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慈善影响力——即在所关注的议题领域产生重大改变并带来深远影响——的机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对自身进行赋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过程中的慈善行为模式。

　　募：创始人个人捐赠，营造卓越的脑科学研究环境

　　与企业或者慈善家通常使用各种自有资源的行为模式不同，IPE作为个人发起的小型非营利组织(民非)，不仅缺乏自有资金，也缺乏实践技术公益道路所需要的关键技术资源。

　　在多年的公益实践中，IPE培养起强大的多元化资源募集能力，形成了集财务资源、人力(志愿者)资源、技术资源、媒体资源、政府(政策)资源为一体的综合募集能力。

　　在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IPE充分利用社会公众(志愿者)、国内外公益组织、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媒体等外部资源优势和机构自身禀赋，在环境基础信息搜集和定位、国内外优秀实践借鉴、社会资金支持、政府政策/法规支持、技术赋能和技术捐赠、影响力传播和公众倡导等方面形成合力，并且驱动机构长期快速发展。

　　投：将技术资源投入最具战略意义的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历年来IPE在选择产品时都很稳定，在绿色供应链和双碳目标两个业务板块连续投入数据库建设及信息可视化、指数建设和数字化解决方案三个方面的产品，并随着全球和国内环境议题的演变快速迭代上述产品。

　　IPE的投入模式，一方面实现了资源聚焦，充分利用了既有核心能力；另一方面也通过产品的快速迭代，在高效回应变化当中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需求的同时，快速升级机构的核心能力，从而反映出机构在核心业务方面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战略性。

　　(1)在数据库构建方面，IPE自2018年起加速搭建双碳基础设施。

　　(2)在环境信息可视化方面，为推动供应链透明，IPE于2018年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合作开发绿色供应链地图，成为全球首个致力于展示领先企业对透明供应链和环境管理实现承诺的互动平台。

　　(3)在指数体系构建方面，2014年，IPE基于多年开展绿色供应链工作的研究和实践，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联合开发了全球首个基于企业在华供应链环境管理表现的量化评价体系——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以下简称“CITI指数”)。

　　在评价的同时，CITI指数也为在华生产和采购的企业提供了一套基于数据和披露的绿色供应链管理路线图，引导企业实施更为规范和有效的绿色供应链管理。

　　经过十年的发展，CITI指数不仅与联合国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同时对标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以下简称“GRI”)编制的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和欧盟发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以下简称“CSRD”)、《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草案》(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等新规，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GB/T 33635-2017)等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的政策要求和国家标准，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主流机制的有益补充。

　　(4)在数字化解决方案方面，IPE主要在碳核算平台和碳目标设定平台这两个产品上加以投入。

　　管：创造性发挥公益管理和企业管理融合的优势

　　作为一家公益组织，IPE在管理方面与大量从事技术公益的公司不同，采用了非常典型的企业管理和公益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IPE来说，技术公益是机构的核心业务，因此表现出非常强的专业性，其机构管理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战略管理：IPE以5年为一个战略周期，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制定战略规划。从2006年到2023年的17年间，IPE已经制定了三次战略规划。

　　2、业务管理：作为非营利组织，IPE在业务上采取部门管理和项目制管理相结合的方式。不同业务板块之下，所有项目通过立项-审批-执行-监测-评估的管理周期进行管理。

　　3、团队管理：IPE采用非营利组织常见的管理结构和相对扁平的团队管理模式，强调使命驱动。

　　可以说IPE在很大程度上是执行团队驱动的公益组织。

　　退：成熟的产品也要选择适当的时机退出

　　IPE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业务退出模式，目前已经退出的指数项目包括AQTI指数(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PITI(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以及“疫情地图”。

　　AQTI选取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等11类污染物作为评价指标，从系统性、及时性、完整性和用户友好性四个方面对每一类指标的公开情况进行评价，于2011年1月发布第一期评价结果。随着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发生巨大转变，环保意识大幅提升，以及政府空气质量信息的大规模公开，AQTI指数存在的必要性已经大为减少，因此该项目已于2013年成功退出。

　　自2008年起，PITI(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每年对全国120个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情况进行跟踪分析评价，随着国家污染监管信息公开制度的健全和环境信息公开机制的不断完善，项目于2020年实现了退出。

　　项目案例：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项目

　　一、社会问题及其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环境破坏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引起中国政府和公众的严重关切。中国政府开始以立法的方式对造成环境破坏的生产活动进行规范和约束，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由于基础设施缺乏、地方环保意识不足以及执法力度参差不齐等原因，污染源监管信息的公开程度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总体上仍处于初级水平，日常监管信息公布力度依然薄弱，企业级排放数据依然明显缺乏公开可获得性。

　　二、创新解决方案

　　针对这种情形，环保部门及民间公益组织能做的，主要是依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排污单位做出污染排放信息公开要求。

　　为了更为系统地评估各地政府部门对上述法规的执行情况， 同时也为了明确信息公开元年的基准线，IPE与合作伙伴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共同开发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指数)，并据此对全国113座城市在2008年度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价；自2009年起，评价对象扩展至全国120个城市(以环保重点城市为主)，持续开展十年，并通过互联网持续公开发布评价结果和研究报告，使得这些重点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水平成为广为人知的事情，该项目也得到众多伙伴机构的认可。

　　三、项目活动

　　为执行上述解决方案，IPE实施的主要项目活动包括：

　　1、指数设计。评价项目包括“监管信息”“自行监测”“互动回应”“排放数据”“环评信息”等五个一级指标和八个二级指标；每项指标分别设置各自权重；每项指标均通过系统性、及时性、完整性、友好性等四个维度进行量化评估。

　　2、数据收集和处理。

　　(1)数据收集和整合：PITI指数的评价需要从各种数据源持续收集信息，包括政府网站公开发布的污染源监管执法信息、监测信息、投诉举报信息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等。

　　(2)数据清洗和预处理：原始数据通常需要进行清洗和预处理，以保障数据的质量、准确性和可用性，涉及数据去重、异常值检测、数据格式标准化等数据处理技术。

　　(3)数据分析：通过PITI指数模型，分析计算城市PITI分值。

　　3、数据可视化处理。将数据可视化为图表、图形，是PITI报告的重要呈现形式。

　　4、数据发布。项目期内通过每年举办线下“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研讨会”的形式发布年度PITI研究成果，同时邀请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专家、学者、媒体、环保组织等共同研讨、公开发布中国环境信息进展。

　　研究报告通过蔚蓝地图网站、蔚蓝地图微信公众号和蔚蓝地图微博等渠道进行发布，并通过媒体及合作伙伴网络进行传播。

　　四、项目成果

　　1、产出

　　公众能够获取的环境信息类型和数量均呈现出跳跃式的增长。2008年启动PITI评价时，通过公开渠道可以获取的企业环境违规记录数量为2.4万条；2014年新环保法实施，PITI评价的基础数据达到42569条；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开始铺开，数据跃升至69355条；2017年进一步增长到162548条；2018年再上台阶，达到338651条。

　　截至2019年10月(第十期PITI评价期内)，以官方监管信息发布为基础的“蔚蓝地图”共计收录企业环境违规记录156万条，其中2019年1至10月获取到31万余条。

　　2、成效

　　PITI评价推出十年来，多数城市从发布一个简单的处罚企业名录转变为发布完整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信息公开的完整性得到极大提升；多数信息的发布愈发及时，直至数以万计的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实现实时公开；污染源信息披露趋向于平台化，公众获取和利用环境信息的便利程度大为提升。

　　同时，PITI指数的经年发布也让各重要环境监测城市的信息公开意识大为增强，行为上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一批领先城市已经逐步接近环境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公开，尽公开”水平。

　　3、影响力

　　2014年起，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的张炳教授及其团队，借助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指数)开展“中国非政府环保组织(NGO)的监督能否促进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研究。

　　研究发现，PITI指数公开之后，对照组城市和实验组城市的平均得分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这就表明，随着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力度的增强，地方政府日趋透明化。更重要的是，相较于对照组城市，实验组城市由于NGO的公开评分，PITI指数增加了7.3分。这一结果表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方面的确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此外，PITI项目评估信息的四项性，即“全面”“及时”“完整”和“友好”，成为地方政府评估自身政务信息公开，尤其是环境信息公开水平的四个维度。

　　影响力预期与评价

　　以“协调者”角色实现影响力的综合路径。

　　IPE通过在企业环境行为监督、推动政策变革、提升公众参与度、国际影响力及媒体和公众认可等方面的努力，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IPE采取了较为综合的影响力实现路径，主要包括：

　　一、以数据驱动企业环境数据公开：IPE的技术公益模式以数据为核心，通过积极收集、整理和分析环境相关数据，包括企业的环境绩效数据和污染物排放数据等，致力于推动企业环境行为和监督的公开透明。

　　二、推动政策变革：IPE通过研究和分析环境政策、法规，提供政策建议和改进方案，推动地方政府部门加强环境监管和保护。通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IPE促使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管更加科学、有效，为社会提供了更为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三、提升公众参与度：IPE通过公开环境数据、发布环境报告，引导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更多关注和参与。通过开展社会企业环境行动计划、举办研讨会等活动，以及开展培训等，鼓励公众投身环境保护，又通过提供知识和技能上的支持，提升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度和相关行动力。

　　四、扩大国际影响力：IPE作为中国领先的环境公益组织，与国际环保组织、研究机构和企业间都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通过参与国际会议、论坛及合作项目，IPE在国际舞台上推动环境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方案的制定，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了贡献。

　　五、与媒体广泛合作：与媒体开展合作是IPE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包括各类媒体对其研究成果和环境报告所进行的报道；媒体对其创始人进行的专访和采访；其创始人参与电视及广播节目，就环境问题发表看法并分享研究成果等。

　　同时，IPE还积极与媒体机构合作，共同策划环保主题的活动、研讨会和座谈会等。此外，IPE也与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合作，共同传递环保信息，提高受众的在线参与度。最后，IPE还通过与媒体间的合作，对舆论进行适当引导，以推动社会大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并促使相关利益方能够更加积极地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