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短视频、一张被盗用的照片、几万次转发，足以在几天之内摧毁一个普通人的全部生活，甚至生命。

2022年，杭州女孩郑灵华只是晒了一段给病中爷爷看录取通知书的视频，却因粉色头发遭到网暴，患上重度抑郁，最终于2023年初不幸离世。

近年来，网暴事件愈演愈烈，从“成都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到“刘学洲寻亲事件”，从江歌妈妈遭遇的网络围攻，到无数普通人因为一条被恶意拼接的视频、一个被“开盒”的身份证号，被骚扰，被辱骂，生活彻底崩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却足以致命的"围猎"，散落在各部法律中的零星条款却难以应对，这也导致网络暴力总能一次次重演，越来越难以控制，一部专门的反网暴法出台，正成为迫切且必要的现实需求。

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直面“按键伤人”治理难题，试图搭建事前防范、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完整链条。

反网暴不能靠“打补丁”

深耕网络法制研究多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一直在呼吁国家层面出台专门反网暴立法。

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并非没有约束网络暴力的依据，从《民法典》到《刑法》，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此外，还有两高一部出台的反网络暴力司法解释、网信部门发布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从民事侵权追责、行政处罚到刑事惩戒，再到个人信息保护、平台基础管理，都对网暴相关行为划定了约束条款。

朱巍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尽管法条覆盖面看似完整，但分散化的法规架构、权责分属不同监管部门，没能形成事前预防、事中拦截、事后维权、长效惩戒的完整治理闭环，反而造成治理链条的断裂：平台不清楚自己该在哪一步介入、承担哪些责任；公安机关面对海量、匿名、跨平台的信息，取证溯源困难重重；法院受理网暴引发的诽谤、侮辱自诉案件，又常常卡在受害人自行举证能力不足这一关；而处在风暴中心的受害者，则要独自承担维权的全部成本，固定证据、申请公证、寻找侵权人身份、聘请律师，每一步都举步维艰。

用朱巍的话说，“制度存在，却在现实中空转”，以《民法典》第997条确立的人格权禁令制度为例，理论上可以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侵害，但由于缺乏专属的适用场景，这项制度在实施后一两年内几乎未被普通人使用过，首例相关案件还是某位公众人物依靠该制度维权。

“网络生态治理需要一部能够统筹国家、社会、司法机关、网络平台等全部主体的高位阶法律，而不是继续依赖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打补丁’。”朱巍说。

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

反网暴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明确什么是网络暴力。正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薛铁成所说，基于规范本身的抽象性，缺乏统一的技术性标准，导致司法实务中对“网络侮辱”“网络诽谤”的认定标准并不统一，使得情节严重的网络侮辱行为，常常既逃脱了刑法的制裁，也逃脱了治安管理处罚。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为"网络暴力"划定了清晰的法律边界。明确网络暴力是指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活动。

“对比过去与现在，这部法律最大的突破，是治理逻辑的转向，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朱巍说，以往的相关规定更偏向责任规制，核心是明确网暴对应的法律责任和涉事罪名，本质上是“出了事再补救”。这次立法先给网络暴力下了明确定义，把预防摆在了突出位置。

在朱巍看来，网络暴力一旦发生，受害者极易遭遇“社会性死亡”，名誉和精神层面的损害很难修复，这正是立法必须把防线前移的原因。

今天的网暴，早已不只是网友对网友的自发攻击：恶意营销号批量搬运素材、水军公司有偿制造话题、AI剪辑甚至AI换脸伪造证据、“开盒”式人肉搜索形成产业链条——制造热点、算法推荐、集体围猎、持续扩散、商业变现，一整套完整的传播闭环已然成型。算法流量成为网暴传播的助推，却没有适合规则加以限制。

在这一过程中，平台能否履行责任至关重要。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和预警模型，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监测识别；一旦发现存在网暴风险，平台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推送相关信息，必须对异常账号进行身份核验，采取流量限制、暂停更新等措施，并在显著位置添加风险标签。

这意味着，此前处于监管空白地带的推荐算法和热搜机制，第一次被明确纳入网暴治理的责任链条。过去，未经许可泄露的私人聊天记录能够直接冲上热搜，无论真假都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此后，平台在推送环节就要承担起过滤义务。

针对AI换脸、深度合成等新型技术滥用，征求意见稿也作出了回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生成合成、个性化推送等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网络暴力信息；平台需要落实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制度，增强信息溯源能力。

根据征求意见稿的责任体系，网络服务提供者若违反平台治理义务，最高可面临一千万元罚款，并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组织、策划、煽动实施网络暴力的行为将被依法从重处罚。

“这部法律将是世界上首部反网暴法，是我国多年治理网络安全经验的总结。”朱巍说。

相关细节亟待完善

法律的出台，从来不是问题的终点，而是治理的起点。即便是积极评价这部立法的学者，也在采访中坦率指出了它尚待完善之处。

首先是认定标准的模糊。薛铁成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征求意见稿对网络暴力定义中“集中、持续实施”等核心概念，尚未采用可量化、可操作的标准，比如具体的评论数量、传播范围、骚扰时长等。同时，条文对舆论监督、公众善意批评与恶意网暴之间的边界，也仅作出原则性的豁免规定。这容易导致基层监管和平台审核在执法尺度上出现分歧，一些地方可能“过度规制”，压缩了正常的舆论监督空间；另一些地方则可能“治理缺位”，让真正的网暴信息漏网。

其次是跨平台、跨部门协同机制仍然缺乏刚性约束。当下的网络暴力具有瞬时扩散、多平台联动传播的特点，但征求意见稿目前主要规定的是单一平台的处置和存证义务，尚未明确不同平台之间同源信息如何同步清理、违规账号如何联动管控。薛铁成分析，这会导致出现“一个平台删除、其他平台继续扩散”的治理漏洞。而网信、公安等部门之间的线索移送时限、证据互认、跨区域管辖流程，目前也仅停留在顶层框架层面，基层缺少标准化的操作规则，办案成本高、协同效率低的问题短期内很难完全解决。

另外，征求意见稿中，对受害人救济保障仍有不足，心理干预、法律援助等帮扶条款多为倡导性规范，未明确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法定兜底责任和经费保障机制，受害者尤其是未成年人、弱势群体的心理创伤修复难以得到常态化保障。

薛铁成建议，网暴施暴者需要承担受害者取证、心理治疗、聘请律师等过程中产生的各项开销，减轻普通人维权的经济压力。各大平台理应清理过往遗留的负面内容、给受害者对等的澄清说明渠道。

此外，匿名账号的溯源取证目前仍是“硬骨头”，目前很多网络暴力依靠批量小号传播，大量账号并未落实实名注册要求，朱巍建议应当进一步强化“一人一实名账号”制度，并将网暴参与记录与账号信用等级绑定，建立长效的失信惩戒机制及“黑名单”。

朱巍认为，征求意见稿最需要细化的地方，是平台前置审核的具体边界——哪些内容属于绝对不能公开展示的范畴，比如不涉及公共利益的私人纠纷、私人聊天记录，无论真假都不应被随意推送、登上热搜，这一点目前在法条中仍不够清晰。

过去，法律更多扮演的是“事后审判者”的角色，等到伤害已经发生、生命已经消逝，再去追究责任、告慰生者。这一次，立法者试图把治理的关口前移到网络暴力尚未形成气候之前，从某种程度来看，已经是一大进步。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AI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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