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8日，在盖茨基金会成立25周年之际，比尔·盖茨宣布基金会将在2045年“结业”关闭，但同时在未来20年中支出翻倍至约2000亿美元，以加速各个领域的工作推进，催化改变的发生。

由此契机，基金会重新梳理并制定了未来20年工作的三大核心目标，其中一个便是“助力终结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于可预防的疾病”。数据显示，全球每两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分娩死亡，每11秒就有一名孕妇或新生儿去世。尤其在低收入地区，不少女性、婴幼儿的致死原因并非不可防、不可治，但因为缺乏足够的医疗条件，悲剧仍在持续发生。

2026年6月，盖茨基金会性别平等部门全球总裁、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阿妮塔·扎伊迪（Anita Zaidi）到访中国，并接受了《中国慈善家》杂志的专访。

扎伊迪出生并成长于巴基斯坦，2014年加入盖茨基金会，曾长期负责创新疫苗研发及部署推广，如今主导女性及儿童健康领域工作的推进。在加入基金会前，扎伊迪是一名医生。她从医学院毕业后曾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低收入社区展开一线工作，为妇女儿童提供医疗照护，并通过推广多种措施大大降低了当地新生儿的死亡率。

这段经历让她确信，一线社区卫生服务能挽救很多生命，提升健康和福祉。“好的医疗服务，首先要让普通人也能获得。”她表示，“要弄清哪些服务可以在社区完成，哪些可以在家里完成，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又有哪些。如果能够这样更合理、更智慧地根据需求分级来提供医疗服务，那么不仅会让整个地区的健康状况更好，也会让大家对医疗体系更加信任。”

近日，她走访了上海、北京的多处科学创新团队及生产企业，看到他们通过创新降低方案成本、找到交付路径，感到十分钦佩。比如，针对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妇科疾病诊疗资源匮乏问题，由中国企业研发的手持智能超声检测设备及AI辅助诊断技术等，可以帮助更多低收入地区的女性、儿童不再受困于基础卫生医疗条件有限等问题，从而拥有更为平等的健康和发展空间。

以女性和儿童的健康为重点

《中国慈善家》：去年，盖茨先生提出在2045年关闭基金会，并在那之前加大投入、加速改变。也在这个节点，基金会重新梳理各项议题优先级，将女性和儿童健康板块放在了重要位置。为何做出这个决定？

阿妮塔·扎伊迪：女性和儿童，也可以说是母亲和孩子，从2000年基金会创立至今，她们的福祉就是我们开展工作的重点之一。如果女性和儿童的健康福祉得不到保障，全球健康的目标也无从实现——这已经是大家逐渐达成的共识。

所以，在提出未来20年里关闭基金会并加速投资的规划时，我们也设立了三大核心目标：助力终结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于可预防的疾病；确保我们的下一代不再遭受致命传染病的威胁；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而我负责的正是第一个目标。

确立目标后，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去实现目标，该找谁作为伙伴？因为仅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尽管盖茨基金会已经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去解决这个目标下的问题，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还需要调动更多的资源，并且需要更多的人来共同关注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现在我们工作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和公共部门、社会组织、学术界、私营部门及慈善家们合作，力争在未来的20年里实现目标。

《中国慈善家》：具体到女性和儿童健康方面，盖茨基金会做了哪些规划和行动？

阿妮塔·扎伊迪：这涉及到几个层面的措施。

第一个层面是关注医疗服务的交付能力。我们要确保已经拥有的知识、技术和工具能够真正到达每一位有需要的母亲和儿童手中，包括疫苗、药物和新的诊断技术等等。人工智能也将在改善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服务可及性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层面是培养足够且具备能力的医务工作者，为人们提供所需的医疗服务。

第三个层面是推动创新，这也是盖茨基金会尤其具有优势的领域。有些创新尽管目前暂时空缺，一旦突破，便可以救人性命、提升福祉。这就需要慈善资金、催化性资金的支持，来跨越从科研成果到实际应用之间的关键鸿沟。

对于很多全球健康问题而言，商业市场往往缺乏足够的投资动力。有时是因为要面对的问题过于困难、复杂，有时是因为投资者不想冒险，还有的时候是因为问题本身被忽视了太久，原因是其主要影响的是中低收入国家的人群，而不是高收入国家。

不过，也有一些疾病是平等地影响全球的。比如先兆子痫（Preeclampsia），即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目前全世界都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对于孕妇来说，无论身在中国、非洲还是美国，一旦发生先兆子痫，都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唯一的处理方式是终止妊娠、提前分娩。即使胎儿尚未足月，也不得不把孩子生下来。不过随着科研的进展，我们认为已经出现了一种潜在治疗方案，有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实现突破。将来，也许真的可以治疗它了。

这也正是盖茨基金会最愿意支持的工作——推动那些具有变革意义的创新，并吸引更多合作伙伴参与其中。

《中国慈善家》：改变结构性的问题非常难，您认为在提升女性和儿童福祉的议题中，有哪些重点和难点？

阿妮塔·扎伊迪：这涉及到一个历史问题，即目前全球的卫生健康系统在设计时常常忽视女性的需求。我举两个例子：首先，当一位女性经历了分娩后，她和新生儿都需要医疗服务，但医疗体系往往并没有把母亲和孩子视为一个需要共同照护的整体。现实中，母亲被安排到一个地方接受医疗服务，孩子则被送往另一个地方，而实际上，医疗服务应该把母婴视作一个共同体来整合设计。

第二个例子是我早期在巴基斯坦工作时关注到的问题。当时我在当地的社区里工作，碰到一个患病的新生儿，我就告诉孩子的母亲，孩子状况并不好，得赶紧送去医院。但母亲们总是会有很多顾虑，比如在没有得到家庭同意之前，她们无法自作主张带孩子就医；缺乏去医院的交通条件；甚至会觉得，哪怕突破困难把孩子送去了医院，也仍然无济于事，医院救不回来自己的孩子。

当我深入研究这些现象之后，发现问题出在医疗体系本身。在很多医院里，当宝宝被送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时，医院并没有为承担照护责任的母亲预留空间，医院里没有洗手设施、没有卫生间、没有哺乳空间，于是她们只能待在病房外，而孩子被隔离在病房内。这样不允许母婴同处一地的照护模式，显然是不合理的。现代医疗体系在设计之初，并没有充分思考一个问题：当新生儿住院时，母亲在照护过程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现在有一种“袋鼠式母婴护理（Kangaroo Mother Care）”的理念，就像袋鼠始终将幼崽带在身边一样，这种模式强调让母亲和婴儿保持持续接触。我们资助的临床研究表明，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环境中，如果母亲能够参与照护，与医护人员共同照顾孩子，新生儿的生存率会显著提高。诸如这样的结构性困境，都是需要去改变的重点。

中国的创新令人钦佩

《中国慈善家》：本次中国之旅，您是否有特别关注的项目、合作伙伴或创新领域？希望达成怎样的目标？

阿妮塔·扎伊迪：这次来到中国，我主要的目标是希望了解中国的创新生态体系，以及这些创新如何能帮助我们一起实现挽救母亲、孩子们生命的目标。实际上，中国相关领域取得了很多进展，我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有关AI的，即AI在产科超声检查中的应用。我刚刚在上海与两家超声设备伙伴会面，并尝试使用了他们的手持智能超声检测设备，操作起来很简单，通过AI辅助，可以判断胎儿发育状况是否良好，以及获取胎儿体重和妈妈孕周等数据。有了这项技术和设备，即使是未经专业训练的基层医务人员，也能够完成基础超声检查，将大幅降低对专业技术人员的依赖。

如果AI超声技术能够普及，不仅将彻底改变全球孕产妇保健模式，而且在女性健康的其他领域也会发挥巨大作用，比如乳腺癌筛查。目前全球能够接受乳腺X光检查的女性非常有限，而超声设备有望成为大规模乳腺癌筛查的重要工具。无论是乳腺癌筛查，还是子宫肌瘤等妇科疾病的早期发现，这一技术都可能为基层医疗带来变革式的影响。

第二个领域是先前提到的，先兆子痫的诊断与治疗。我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拥有巨大的创新潜力，特别是在制造能力方面。中国能够以大规模、低成本方式生产高质量产品，而这正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各种健康问题时，最迫切需要的东西。所以这次，我很希望了解中国是如何将实验室创新和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全世界人人可获得且负担得起的产品的。

第三个例子，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项目，是中国企业正在开发生产的人工肺表面活性物质。全球约有10%的婴儿是早产儿，其中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胎龄较小的早产儿，会因为自身肺表面活性物质不足而出现呼吸困难。肺表面活性物质是人体自然产生的一种关键脂蛋白，它能够降低肺泡表面张力，帮助新生儿出生后肺部顺利扩张，如果缺乏这种物质，会造成婴儿吸气时肺泡难以充分打开、呼气后又容易塌陷的情况。

肺表面活性物质可以通过人工方式合成，而中国企业正在推进相关产品的研发，并且在努力降低其成本。这样一来，全世界的早产儿更有可能及时用上它、得到更好的救治。我非常开心能看到这些创新进展。

《中国慈善家》：2025年11月，中国将HPV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过去多年推动这一议程进展的故事，也被媒体和公众记录。盖茨基金会为这一成果的实现做了哪些支持？这份中国经验对全球有何意义？

阿妮塔·扎伊迪：HPV疫苗和宫颈癌预防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全球每年会新增约60万HPV感染病例，其中会有约30万女性失去生命，她们都是处于生命黄金期的女性。重要的是，宫颈癌已被证明是一种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甚至完全阻断的疾病，即使只接种一剂HPV疫苗，也能够预防宫颈癌的发生。盖茨基金会也在资助单剂次接种有效性的研究，旨在全球范围内验证这一结论。

中国在将HPV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方面，为全球提供了一份可参考的案例。同时，中国公司在积极研发和生产HPV疫苗，以推进人人可及、可负担的愿景。中国生产的疫苗，也能够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即Gavi，1999年成立的公私合作组织，盖茨基金会是其重要资助方之一）等组织的支持，供应给世界上其他国家。

在这些成果产出的过程中，盖茨基金会参与了政策倡导、科学研究、试点项目等很多方面的工作。无论是推动数据的生成，还是协助各国通过Gavi机制采购疫苗，都是我们深度参与并推动全球消除宫颈癌行动的具体方式。

《中国慈善家》：在女性儿童健康和性别平等方面，中国本地的慈善力量能够做些什么，如何参与这项议题的共建？

阿妮塔·扎伊迪：中国有很多卓越的慈善家。如果他们想要帮助其他人，我建议他们可以多多关注全球女性和儿童所面临的问题，毕竟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他们可以从创新领域着手。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提供资金去支持创新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也可以在交付体系建设方面做工作，这样当我们有了新的技术和产品时，就可以更快地落地，惠及更多人。我认为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如果有任何有识之士读到这里、愿意为此做出贡献，我很乐意明天就和他们通电话交流（笑）。

保持乐观的秘诀

《中国慈善家》：当下国际工作尤其面临多重困难，不仅是战争和冲突，还有从国际开放合作转向闭关保守的趋势。盖茨基金会的全球工作如何应对这种潮流？

阿妮塔·扎伊迪：这些确实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难度，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但也有一些新的收获，比如它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我们需要找到有相同目标的伙伴——那些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的人。然后思考如何将这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凝聚起来，为共同的愿景而努力。

因此，在推动改善母婴生存和健康这项核心议题时，我们也会践行这一理念：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真正心系这一事业的人们，并推动形成一个联盟。也正是这种连接，能让我们保持专注，坚定不移地地推进我们的使命。在我看来，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中国慈善家》：对于您个人来说，是如何在艰难的情况中保持乐观的？如何在细水长流的项目里，保持耐心和韧性？

阿妮塔·扎伊迪：能够保持乐观的理由，我想是因为我常常回望历史，比如过去100年里，妇女儿童健康领域有了多么显著的进步。哪怕只是在过去的25年里，这种进步也很明显，比如2000年盖茨基金会刚刚成立时，每年都会有约1000万儿童死亡，但25年过去，这个数字降到了500万，降到了原先的一半。在未来的20年，我们还想把这个数字再降一半。而且鉴于目前我们掌握的知识、数据，以及持续涌现和落地的创新方案，我们相信这是颇有可能的。我也对此保持充分乐观，相信未来只要持续加强交付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就一定能实现目标。

另一个理由是相关领域里那些了不起的人和他们所做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和能量。这次到访中国，我就见到了非常多了不起的伙伴，他们潜心科学、钻研知识，并致力于将成果进行转化和应用，帮助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

我也会走访那些受基金会项目支持的国家，包括经济赋权项目、健康项目等。你会看到当地的人们尽管经受苦难，却坚韧地面对现实，竭尽全力为自己和家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这也会给予我非常多的希望，因为他们会向我讲述，在仅仅5年前，很多事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今通过项目的推进，它们已经变成了现实。

作者：龚怡洁

图片来源：盖茨基金会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